明清易代对中国近代化的影响
长期以来,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国学者提出了一种说法,即“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资本主义萌芽说的理论根据。 基于长期研究,史学界形成的广泛共识是,中国在明代中后期的江南地区稀疏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但是,史学界对这一结论从来就存有分歧。比如,什么是萌芽?萌芽占多大比重?萌芽为什么没有继续生长?等等。 面对这些问题,学者们根据不同理论,从不同角度给出了不同的答案。笔者则认为,明清易代是中国近代化迟滞以及中国从先进走向落后的转折点。
一
明代中晚期,传统经济充分发展,新的...全部
长期以来,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国学者提出了一种说法,即“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资本主义萌芽说的理论根据。
基于长期研究,史学界形成的广泛共识是,中国在明代中后期的江南地区稀疏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但是,史学界对这一结论从来就存有分歧。比如,什么是萌芽?萌芽占多大比重?萌芽为什么没有继续生长?等等。
面对这些问题,学者们根据不同理论,从不同角度给出了不同的答案。笔者则认为,明清易代是中国近代化迟滞以及中国从先进走向落后的转折点。
一
明代中晚期,传统经济充分发展,新的经济因素大量涌现。
商品经济的活跃和重商主义的抬头使根植于小农经济的一切传统观念受到挑战。明政权用以控制人口和土地的手段,户籍、黄册与赋役制度——与以前历朝大同小异——渐渐失灵。经济的发展水平和人身的解放程度是衡量社会进步的主要尺度。
就明朝中后期的情况而言,中国社会已经明显表露出向近代转型的征兆。
明代发达的农业手工业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不仅为国内商业活动的发展繁荣提供了基础,而且还支持了强劲的海外贸易。需要说明的是,明朝时期,中国在东方海上贸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海外贸易中亦显示了雄厚实力。
甚至有学者认为,在现代早期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处于中心地位的不是欧洲,而是亚洲,是欧洲被吸收在一个早已存在的以亚洲为中心的体系之中。如当代德国学者贡德·弗兰克就认为,中国是亚洲的中心,在公元1500—1800年间,中国也是整个世界经济秩序的中心。
但是,长期战乱和明清易代改变了这种局面。清军人关后,为了满足享乐生活的需要和保证军事供给,统治阶层开始大量圈占土地。以北京地区而言,皇帝圈占的内务府庄田达到九千顷;各旗王公宗室的庄田达一万三千三百余顷;八旗官兵的旗地达到十四万余顷。
这种圈地,在经济上与关内原有的“经济发展处于对立地位”[1](P223),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大片被圈占的土地被抛荒,用以放牧,“民间辗转流离,哭声遍野”[2]。更为严重的是,在被圈占土地上的生产方式甚至倒退到农奴甚至奴隶制。
大量的战争俘虏、被掠人口与罪犯家属沦为奴隶。一时间,人口买卖颇为盛行。与此对应,在世界的那一边,英国人也在圈地,但那是为了发展资本主义,而中国的圈地却在向农奴或奴隶制倒退。这颇具讽刺意味。
战争的破坏与清军的占领对手工业亦造成了巨大破坏。
例如,繁荣于明代的景德镇几乎成为一片废墟;山西潞安的丝绸业,明末时有织机三千张,到清顺治十七年(1660年)仅剩二三百张;著名的成都蜀锦,“锦坊尽毁,花样无存”;南京、苏州、杭州与广州佛山的手工业也都遭到严重破坏①。
战乱与清初由关外带来的落后的生产方式使中国社会经济一度严重倒退,经过近百年的积聚才得以逐步恢复和发展,当经济又达到或超过明代后期的发展水平时,中国已经与西方拉开了距离。
二
在科学技术上,明朝同样也处于近代化的前沿。
虽然明朝当时还没有发生工业技术革命,但一些重大的科技成果表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在原有轨道上的发展已日益成熟,并逐步向新的突破点逼近。在工矿企业的生产方面,据《天工开物》记载,明朝时已经采用火药爆破法开矿,用竹制管道排放煤矿中的毒气;使用焦碳炼铁;在冶金中广泛采用活塞式木风箱鼓风;用木铁结构机车运送矿料。
在医学研究方面,李时珍《本草纲目》中的一些材料在二百年后还被达尔文用来证明其物种进化理论;王履在《医经溯回集》中指出了瘟病与伤寒的区别;吴有性在《瘟疫论》中对传染病作了专门研究;陈实功所著《外科正宗》说明当时已经能吻合切断的喉管;明嘉靖年间,为预防天花,已经发明了种牛痘的方法。
在天文学方面,明朝时期也处于世界领先水平。耶稣会士利玛窦曾这样称赞明代中国的天文学水平,他说:“他们计算日、月食的时间非常清楚准确,所用方法却与我们不同,这些人从来没有和欧洲人交往过,完全由自己的经验获得和我们相似的成就,真是一件可以惊奇的事。
何况我们的成绩是与全世界人士通力合作而得到的。”[3](p296)英国科学技术史学者李约瑟认为,明代科学家徐光启的思想方法上酝酿着近代科学的倾向。他说:“当16世纪末,利玛窦到中国同中国学者讨论天文学时,中国天文学家的思想(这保存在他的谈话记录中),今天从各方面看来,都比利玛窦自己的托勒密一亚里士多德式的世界观更为近代化一些。
”中国学者同样认为,“徐光启的哲学思想及方法论,应该公正地不是和他同时代的利玛窦等人而是和他同时代的培根、伽里略和笛卡尔相提并论。”[4](p333)此外,在音律学方面,朱载堉以其新法密率实现了十二平均律的推算,这影响了整个近代音乐的发展;在地理学方面,徐霞客所著《徐霞客游记》,对岩溶地貌进行了广泛的实地考察和深入研究,对后世影响深远;算盘的广泛使用、《九章算法比类大全》与《算法统宗》则标志着中国计算技术的进步,等等。
正是因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有了这样不凡的成就,在中国知识阶层中就有一种将其向前推进的动势,就能够以开放的、平和的心态去接纳异质的较为先进的科学技术。明末西学东渐之所以成为可能,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程度的本身,即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已经发展到了面临转型的边缘。
西学东渐是中国科技在当时的大环境下,即相对开放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的大背景下的逻辑发展。这时出现了一个中国学术与世界科技同步发展的机会。东西方经过长期各自独立的发展,一同走到了近代的边缘,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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