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密集型产业对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我是
赶超战略”恶化收入分配
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为改善收入分配不公而采取的措施，大多局限于各种形式的直接或间接的税收和转移支付。但是上个世纪的经济史却表明，这些措施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善收入分配问题。 所以有必要重新审视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之间关系的理论研究和政策实践。
发展战略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机制
观察上个世纪的国际经验可以发现，韩国等以外向型经济发展为特征的新兴工业化经济在收入分配的公平程度没有恶化甚至有所改善的同时，获得了快速的经济增长；而形成对比的是拉美国家以及印度等奉行进口替代以及重化工业优先发展的国家，不仅经验增长绩效差强人意，而且收入分配状况也日益恶化。 研究这些重大的经济...全部
赶超战略”恶化收入分配
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为改善收入分配不公而采取的措施，大多局限于各种形式的直接或间接的税收和转移支付。但是上个世纪的经济史却表明，这些措施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善收入分配问题。
所以有必要重新审视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之间关系的理论研究和政策实践。
发展战略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机制
观察上个世纪的国际经验可以发现，韩国等以外向型经济发展为特征的新兴工业化经济在收入分配的公平程度没有恶化甚至有所改善的同时，获得了快速的经济增长；而形成对比的是拉美国家以及印度等奉行进口替代以及重化工业优先发展的国家，不仅经验增长绩效差强人意，而且收入分配状况也日益恶化。
研究这些重大的经济现象不难理解，一个经济体的收入分配状况与其经济发展战略有内在的联系。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提高过程，本质上就是经济地位低下的群体提高其在全社会相对经济地位的过程。而经济地位低下的群体所具有的能够用来获取财富的全部手段和资产，几乎就是他们的劳动力。
要提高他们的经济地位，惟一可持续的途径是，给予他们所拥有的劳动能力以最大、最充分的就业机会和按供求决定的合理价格。
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其要素禀赋结构的特征一般是劳动力相对丰富、资本相对稀缺。
如果他们按照自身的比较优势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那么就能使劳动者获得最大的就业机会、分享经济发展的果实。而且，按此战略来发展经济，可以最快地积累资本，使要素禀赋结构由劳动力相对丰富、资本相对短缺的状况，逐渐改变为劳动力相对短缺、资本相对丰富的状况。
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劳动者的收入也就会随着资本的积累、产业和技术的升级，劳动边际生产力的提高而不断增加，收入分配的情形也就会随着经济的增长而不断改善。
反之，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在资本相对稀缺的早期发展阶段就确立高技术的资本密集产业和技术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那么，由于这些部门不能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绝大多数劳动力只能滞留在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低下的传统部门就业，工资水平难于提高。
同时，政府为了达到赶超的目标，必须扭曲各种价格信号，用行政的力量来配置资源，以便扶持具体承担赶超任务的企业。凡此种种政策最终会在多个方面人为地恶化社会公平。
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模式恶化收入分配
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至少在四个方面使收入分配趋于恶化。
首先，赶超战略拉大人际之间的收入差距。由于赶超战略之下具体承担赶超任务的企业大量使用这些经济体当中相对昂贵的资本、而较少使用相对便宜的劳动力，所以这些企业的成本水平比较高，如果任由市场调节、而没有政府的扶持，那么这些企业就不会自发地建立起来。
为了实现赶超的目标，政府就要通过种种方式予以扶持。
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活动水平低下、经济剩余少，可以动员起来用于扶持赶超企业的转移支付的资源极其有限。所以，主要的扶持手段是扭曲各种价格体系。
在各种比价关系中，最主要的是压低资本相对于劳动的相对价格。压低资本的相对价格之后，尽管优先发展部门面临的成本被人为压低，但同时也刺激了非优先发展部门对于资本的需求，并抑制了这些部门对于劳动的需求。
非优先发展部门会和优先发展部门争夺资本。为了保障优先发展部门的发展目标，政府往往人为地把要素市场分割为一种“二元市场”的格局，其中的一元是政府从全部社会生产要素禀赋资源中，先拿出足以满足优先发展部门需要的资源，配置到优先发展的部门中去。
显然这一元要素市场占有的资本量非常大，而吸收的劳动力则比较少。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另一元要素市场的“剩余资本禀赋量”和“剩余劳动禀赋量”之比的结构，甚至低于全社会的总比例。这就导致非优先发展的部门实际面临的资本和劳动的相对价格，高于优先发展部门所面对的水平，甚至高于没有任何扭曲时的市场均衡的资本和劳动的相对价格。
这种分割的二元要素市场的直接含义，就是拉大不同部门就业人员的收入差距。优先发展部门就业人员的工资会高于非优先发展部门就业人员的工资。
除了压低资本相对价格以外，政府为了扶持重点部门的发展也会压低初级原料和其他中间投入品的价格，由此导致这些投入品的供给部门的利润空间缩小，进而其从业人员的收入水平也就不可避免地相应压低。
从而会使收入分配趋向于不平等。
其次，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模式会拉大地区差距。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本来就存在地区之间发展水平的差距，各个地区的要素禀赋结构不同、比较优势有所差异。而实施赶超发展战略时，政府不仅不能让各个地区之间协调发展，反而会以压低价格的方式动员整个经济体中可以动员的一切必要资源，来扶持少数地区中少数项目的发展。
按照管制的低价进行资源的地区间转移，其后果必然是获得扶持的资源输入地区的发展水平高过资源输出地区。而且赶超的力度越大、优先发展的部门增长越快，则地区差距就越大。
第三，赶超战略之下，腐败的滋生和大量的非生产性活动对收入分配也会产生负面影响。
优先发展的部门在社会当中享有的地位要高于其他部门，游说政府的能力高于其他部门。这个事实造成两方面的效应：其一，有大量的资源用于游说政府，争取补贴和扶持，滋长了寻租之风，造成了极大的浪费；其二，优先发展部门的各种优惠条件为腐败活动提供了先天的土壤。
通过游说得到补贴较之改善管理、提高绩效，要容易得多。同时，决策阶层实际上掌握着大量的资源。为了得到这些资源，即使是各个优先发展的部门之间，也要展开竞争。但是他们往往通过腐败手段来争取资源。倘若一个经济体的法治或者行政系统自上而下的监控还能够有效地运转，那么腐败尚且不会严重恶化。
但是，一旦法治和行政系统运转不畅，腐败问题会急剧恶化。腐败和寻租导致了社会特权阶层的形成，必然拉大收入差距，严重影响社会公平。
第四，实施赶超战略减少了社会经济剩余，致使对社会上不具备劳动能力以及丧失劳动力的弱势群体的救济水平降低，也会使收入差距拉大，社会公正问题恶化。
笔者根据１９７０－１９９２年期间３６个国家和地区的资料进行的严格的计量检验表明，赶超战略的确会使收入分配问题恶化。
总之，广大发展中国家必须放弃赶超战略，代之以符合自身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才能够快速地发展经济，使要素禀赋结构以可持续的最快速度提升。
同时，顺应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之下，资本、劳动力以及其他要素和资源的市场无须人为分割，各种要素可以自由流动，有最为充分的就业机会，各种生产要素和资源获得市场均衡价格，进而人际之间的收入差距和地区之间的差距趋于缩小。
而腐败和寻租行为的制度基础在比较优势战略之下也不复存在。进一步，顺应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导致的高速经济增长，能够给社会保障和救济体系提供更多的资金积累，从而使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群也能够均享发展带来的利益。
***经济全球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及其对中国的政策启示
一、导言
自从1999年11月美国西雅图世界贸易组织贸易部长会议以来，世界反全球化（Anti-globalization）运动一浪高过一浪，全球性的反全球化示威活动已发生10余次。
今年6月发生在“八国首脑会议”期间意大利热那亚的反全球化示威使反全球化运动达到了巅峰状态。正如取得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终于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一样，而今的逐步加强的全球化似乎正在击碎“共享资本主义”的神话，动摇着福利资本主义的基穿
反全球化运动人士的构成十分复杂，他们中有来自全球各地联合会与工会（Unions and Labour）、环保组织等非政府组织的人士，有土著人（Indigenous），有社会主义者，有性别平等主义者，甚至还有无政府主义者。
反全球化运动的目标也不甚单纯和明确。工会组织有自己的目标，环保组织有自己的目标，无政府主义者也有自己的目标。不过从热那亚示威的诉求来看，反全球化运动的主要目标之一似乎是反对全球化带来的收入差距扩大化。
反全球化运动者认为，时下流行的“全球化”实质上“跨国公司的全球化”。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化使国家之间、人与人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的不平等、不公正加剧。
确实，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人类社会的分化加剧了。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在发达国家出现了贫困化和边缘化群体；在第三世界国家出现了大批可以在全球经济中行动自由、富可敌国的新贵。在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为增强竞争力而将投资转移至海外，原有的“福利国家”制度运行日益艰难；在第三世界国家，富者进入了所谓的全球经济体系，而一些穷人、弱势群体与土著居民仍然在饥饿线上徘徊。
在这种情况下，关于全球化的利弊、“善恶”、“美丑”和“为谁”的争论便在世界范围内展开了。全球化的拥护者相信，全球化意味着进步，将使富者愈富，贫者变富，应该加快推进。而反对者则认为，全球化加剧了利益分化，带来了社会动荡，应该放慢、停止或逆转；只有全球化的成本和收益能够均衡分布，或者只有全球化能够与人类的核心价值观（诸如民主、国家尊严、劳动权利和环境保护等）相协调，全球化才值得推进。
在国内，关于全球化利弊的争论虽然不如海外那样激烈，但这种争论已经开始了。1999年11月美国西雅图世界贸易组织贸易部长会议之后，世界反全球化运动日益引起国内舆论的关注。其中，全球化的分配效应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
中国即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的发展将日益与全球化进程密不可分。不容置疑，全球化进程也将深刻影响中国居民的收入分配格局。在中国即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际，研究全球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及其政策涵义，对于防范全球化对中国经济发展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不拟对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做深入的实证分析，而主要根据国际经验，探讨全球化的收入分配效应，以为中国入世之后防范利益格局急剧变动带来的不确定性提供政策借鉴。
二、理论假设：全球化对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利弊兼具
经济全球化是一个贸易自由化和生产要素流动自由化的过程。
由于目前阶段劳动力跨国流动还存在着许多障碍，相对于资本流动自由化，劳动力流动自由化在全球化进程中可以忽略不计。鉴此，本文只分析贸易自由化和资本流动自由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一）贸易自由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贸易自由化的实质是通过相互减让关税和取消非关税壁垒实现各经济体市场的相互开放和融合。
贸易自由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在传统的贸易理论上是简单明了的，然而在实际上是相当复杂的。
在传统的贸易理论中，劳动要素的供给是固定的，而工资是可变的。根据著名的斯托尔帕－萨缪尔森（Stolper-Samuelson）定理(即当商品相对价格上升（由于贸易等）时，在商品生产中密集使用的要素的回报率或收益率将得到提高。
)，劳动密集型产品价格的上升将导致实际工资的上升和资本收益的减少，反之亦然。通过贸易，发达国家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价格将下降，而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价格将上升；发达国家可能减少甚至放弃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而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规模将得以扩大。
自由贸易的结果是，发达国家非熟练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可能会下降，相当数量的非熟练劳动者可能会失去工作，从而被迫边缘化；发展中国家非熟练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可能会提高，其生活状况可能会得到改善。
这一理论假设贸易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展开，发达国家资本富裕而劳动力短缺，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富裕而资本短缺。
实际上，国际经济的运行要比这复杂得多，因之贸易自由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亦非一言可蔽之。下图概括地显示了贸易自由化对收入分配影响的路径。
贸易对收入分配的影响路径图
1。贸易自由化通过价格结构的变动影响收入分配。
贸易自由化将使一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价格上升，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价格下降，尤其是那些曾经受到高度保护的产品，其价格将显著下降。价格结构的变动一方面可能直接影响居民的收入分配（如粮食价格的下降将直接导致粮农收入的下降，果蔬类农产品价格的上升将直接导致菜农收入的上升），另一方面将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影响居民的收入分配。
贸易自由化通过价格机制的引导，将使一国按照自己的比较优势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一些产业的规模将扩大，一些产业的规模将缩小，一些产业甚至消亡。在后两者就业的劳动力将面临失业的危险，从而将面临收入降低的威胁。
至于就业第一类产业的劳动者能否提高其工资收入则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在发展中国家，由于存在着具有完全弹性的劳动力供给，其工资往往由生存工资(在发展中国家，存在着严重的“二元结构”，即存在着现代部门和传统部门（有时称生存部门）。
前者以工业部门为代表，后者以农业部门为代表。在这种情况下，劳动者供给具有完全弹性，工资由生存部门的生存工资（所谓生存工资，是指这样一种工资水平，当劳动者的工资低于这一水平时，劳动者便不能生存）所决定。
只有当生存部门劳动的边际产出因劳动力的转移而提高至超过生存工资的水平（在发展取得成功的情况下），工资水平才能上升。)确定，在生存工资提高之前，发展中国家的工资总水平很难提高。但不排除就业于此类行业的管理阶层、熟练劳动的工资水平大幅度增长的可能。
2。贸易自由化通过竞争动力结构(作者特指竞争动力的来源和竞争的强度，即竞争发生在哪些竞争者之间和竞争的激烈程度。)的变动影响收入分配。贸易自由化不仅发生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也发生在发达国家之间和发展中国家之间；不仅发生在不可替代的产品之间，而且发生在可相互替代甚至是同类产品之间。
在这种情况下，贸易自由化将加剧市场竞争。一国企业不仅面临来自国内企业的竞争，而且还将面临来自国外企业的竞争。面对竞争的加剧，企业往往采取以下应对措施：第一，压低在职职工工资；第二，用资本和技术替代劳动；第三，用熟练劳动代替非熟练劳动；第四，转移经营方向。
前两者显然使职工工资面临下降的压力；第三者不利于非熟练劳动工资的增长，而有利于熟练劳动工资的增长；第四者通过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收入分配。
3。贸易自由化通过政府作用的变化影响收入分配。
贸易自由化减弱了政府试图通过对产业的保护和市场的干预影响收入分配的功能。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有可能通过增加对弱者的转移支付、对特殊行业（如农业）的补贴来影响收入分配。
还应该说明的是，对于一个具有一定人口规模的国家来说，并不是每一个劳动者均有机会参与贸易自由化进程。
根据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定理，只有当劳动者的产品是可贸易的产品时，劳动者才有可能在自由贸易中获益。因此，那些完成初等教育或更高教育的劳动者可能受雇于可贸易产品的生产部门，因而可能受益于贸易自由化，而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劳动者可能被排除在外，享受不到贸易自由化的好处。
（二）资本流动自由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按照新古典经济理论，资本的跨国流动将使资源配置在全球范围内优化，从而增进全球福利，包括增加穷人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穷人的福利。然而，从反全球化运动不断高涨的现实来看，资本的跨国流动似乎对不同的阶层产生了不同的福利影响。
如果将全球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那么，资本的跨国流动包括资本在发达国家之间的流动、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流动、在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流动和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流动。虽然从跨国资本流动的量来看，目前资本流动主要发生在发达国家之间；但从对全球化的争论来看，人们似乎更加关注资本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流动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为了集中分析资本的跨国流动对富国和穷国收入分配的影响，本文只考察资本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流动。
1．资本从发达国家流出
（1）对发达国家收入分配的影响。发达国家资本富裕，在有些国家甚至达到饱和状态。
一些资本在发达国家缺乏投资机会，不得不在海外寻求机会。这是资本从发达国家流出的重要动因。导因于此的资本流出对发达国家的福利水平一般不会产生负面影响，甚至会因为海外投资利润的汇回而产生正面影响。
资本从发达国家流出的另一动因是发达国家内部的结构调整。根据产品周期理论(该理论把产品生产分为四个阶段，即“崭新产品”阶段、“成熟产品”阶段、“标准化产品”阶段和“产品老化”阶段。这种理论认为，产业转移首先导因于发达国家内部的竞争。
)，一些产业在其产品达到“老化”阶段之后在发达国家市场投资便不具备吸引力，发展中国家便成为这些产业的主要投资地。发展中国家较之发达国家，工资成本低，这些产业在发展中国家可以获得更高的利润。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资本首先是劳动密集型产业部门的资本。
它们的流出，有可能缩小劳动密集型部门的规模，将发达国家的低素质劳动者排除在劳动过程之外，从而降低这些低收入劳动者的收入水平。但应该看到，发达国家的结构调整过程其实也是一个新的就业机会的创造过程，一些曾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就业的劳动者，可以在新兴行业中寻找就业机会。
资本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的第三动因是一些发展中国家为吸引外资为海外资本提供了超国民待遇，资本在那里可以获得更高的利润回报。有人认为，源于避税目的资本从发达国家的流出，有可能削弱发达国家的财政能力和国家保护穷人的力量，从而动摇福利资本主义的物质基穿
资本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的第四个动因是进行金融投机。
发展中国家资本市场不健全，金融监管不力，致使那些游弋于国际资本市场的金融资本能够通过各种投资方式把发展中国家的剩余转移至发达国家，从而提高发达国家的福利水平。
（2）对发展中国家收入分配的影响。
发展中国家资本短缺，劳动力富裕。从理论上说，跨国资本的流入能够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扩大发展中国家的就业总规模，从而提高发展中国家的福利总水平。但是，在实际经济运行中，由于跨国资本不是均衡地流向所有的产业部门，其所带来的福利效应通常不是均匀分布的。
跨国资本一般流向发展中国家的可贸易品生产部门，资本流入贸易品生产部门将提高这一部门的工资水平和就业水平，从而增加社会福利，减轻社会贫困。这些部门往往集中着或正在吸引着发展中国家的熟练劳动者。因此，发展中国家的熟练劳动者有可能获益于海外资本的流入，其中的一些人可能成为高收入阶层的一员。
但是那些在传统生存部门的劳动者则很少受到跨国资本流入的影响，继续接受着低得可怜的“生存”工资。
另外，还应看到这样一种情形，就是海外资本以跨国并购的方式进入发展中国家。这样的资本在进入发展中国家之后，便立即开始以资本替代劳动的过程，从而将一部分劳动者推回到传统的生存部门，或将他们排除在劳动过程之外。
这部分劳动者的收入将面临下降的危险。
更有甚者，一些资本的流入只是对发展中国家市场扭曲的反应，只是为了利用市场的无序攫取超额利润（如东亚金融危机之前流入东南亚国家的部分资本）。如果是这样，那么，资本的流入不仅不利于福利的增加，反而使发展中国家“悲惨的增长”雪上加霜。
2．资本从发展中国家流出
发展中国家市场是正在成长中的市场，但由于发展中国家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社会和政治危机频现，发展中国家市场一般也是风险和不确定性较大的市畅较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造成了资本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的“回流”现象：一方面，跨国资本的利润为躲避风险而反向流入发达国家；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的民族资本为寻求安全而向发达国家转移（这两种现象都客观地存在着）。
资本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将提高发达国家的福利水平，而降低发展中国家的福利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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