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办婚姻的由来
包办婚姻随着私有制和“一夫一妻制”的确立而产生，长期盛行于奴隶制和封建制社会，并往往和买卖婚姻相联系。恩格斯说：“在整个古代，婚姻的缔结都是由父母包办，当事人则安心顺从。古代所仅有的那一点夫妇之爱，并不是主观的爱好，而是客观的义务，不是婚姻的基础，而是婚姻的附加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90页）。 罗马法规定处于家父权下的子女，订婚必须出于家父之命，否则不能成立。印度《摩奴法典》规定了不同的结婚方式，依哪一种方式结婚都必须以家长的意志为转移。日耳曼法规定结婚必须取得父母、监护人的同意。 中国古代的礼和法，都把包办子女、卑幼的婚事作为父母、尊长的特权；“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全部
包办婚姻随着私有制和“一夫一妻制”的确立而产生，长期盛行于奴隶制和封建制社会，并往往和买卖婚姻相联系。恩格斯说：“在整个古代，婚姻的缔结都是由父母包办，当事人则安心顺从。古代所仅有的那一点夫妇之爱，并不是主观的爱好，而是客观的义务，不是婚姻的基础，而是婚姻的附加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90页）。
罗马法规定处于家父权下的子女，订婚必须出于家父之命，否则不能成立。印度《摩奴法典》规定了不同的结婚方式，依哪一种方式结婚都必须以家长的意志为转移。日耳曼法规定结婚必须取得父母、监护人的同意。 中国古代的礼和法，都把包办子女、卑幼的婚事作为父母、尊长的特权；“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婚姻成立的要件。
发端于奴隶制社会的“六礼”，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为包办婚姻提供了礼制上的根据。历代封建王朝的法律都有关于主婚权的规定。《唐律疏议》·户婚规定以父母和其他法定尊长为子女、卑幼的主婚人。
明洪武二年（1369）令：“嫁娶皆由祖父母、父母主婚。祖父母、父母俱无者从余亲主婚。”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婚姻的成立一般不再具有包办强迫性质，法律以双方当事人的合意为订婚、结婚的条件。但许多国家的亲属法规定，未达一定年龄的人结婚，必须取得法定代理人同意。
例如，1804年《法国民法典》第148条，经1927年修改，仍规定为：“未成年人非经其父母同意，不得结婚”；不过同时又规定：如父母之间意见分歧，此种分歧仍发生同意的效力。1947年修改的《日本民法典》第737条规定：“未成年的子女结婚，必须得其父母同意。
父母一方不同意时，有他方同意即可。父母一方不明时、死亡时或不能为意思表示时亦同。”中华民国时期，国民党政府1930年的民法亲属编也把父母等法定代理人的同意作为未成年人订婚、结婚的必要条件，否则婚约即属无效，婚姻也得依有同意权人的请求而撤销。
由于法律规定的成年年龄同订婚年龄、结婚年龄之间存在差距，在当时还流行着早婚习俗，这就为父母、家长包办和干涉未成年人的婚姻提供了合法根据。 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各革命根据地的婚姻立法，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颁行的婚姻法，一贯保护婚姻自由。
1981年《婚姻法》规定：“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第3条），还规定：“结婚必须男女双方完全自愿，不许任何一方对他方加以强迫或任何第三者加以干涉”（第4条）。中国的法定婚龄高于成年年龄（18周岁），当事人已有能力行使婚姻自由的权利。
包办婚姻的各种形式，包括娶童养媳、包办寡妇婚姻、转亲、换亲等，都是违法的，不具有法律效力。自主婚姻和包办婚姻的界限，以结婚是否出于当事人的意愿为根据。那些虽系父母代为订婚，但双方经过了解、建立感情后自愿结婚的，也应认为是自主婚姻。
对包办他人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人，应进行严肃的批评教育，必要时视其情节，予以行政处分或法律制裁。对以暴力干涉他人婚姻自由的，按中国1980年《刑法》第179条规定，还须追究刑事责任。收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