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是阻碍经济还是推动经济发展？
战争对经济的影响
张宇燕
战争对经济的影响大致而言不是个理论问题，而是个经验问题。
一说到经验，我们马上就又陷入了一个困境，因为直到今天，根据人们对历次战争的经验总结，我们得到的经常是一些相互矛盾的结果。 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据估计美国的战争耗费竟然占到了1940年美国GDP的130%。可正是这场耗费巨大的战争，才是最终把美国从1929—1933年大萧条的泥潭中拖出来的真正力量。通常认为美国大萧条在1933年就结束了，但事实却是，美国的失业率直到1938年仍旧高达17%；而到了二战结束时的1945年，这个数字接近零。 在实现充分就业的同时，通过这场战争，美国还成了世界上第一强国。但是我...全部
战争对经济的影响
张宇燕
战争对经济的影响大致而言不是个理论问题，而是个经验问题。
一说到经验，我们马上就又陷入了一个困境，因为直到今天，根据人们对历次战争的经验总结，我们得到的经常是一些相互矛盾的结果。
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据估计美国的战争耗费竟然占到了1940年美国GDP的130%。可正是这场耗费巨大的战争，才是最终把美国从1929—1933年大萧条的泥潭中拖出来的真正力量。通常认为美国大萧条在1933年就结束了，但事实却是，美国的失业率直到1938年仍旧高达17%；而到了二战结束时的1945年，这个数字接近零。
在实现充分就业的同时，通过这场战争，美国还成了世界上第一强国。但是我们不可以由此简单地得出结论，说战争对经济总是起着积极作用，因为事情要复杂得多。第一次世界大战便是一个最显而易见的反例。那场被称为“既没有英雄也没有坏蛋”的战争，对欧洲大陆和英伦三岛而言不啻为灾难。
影响究竟是正面还是负面？对此我实在是没有把握。这或许是我就战争与经济之间关系问题的最一般的回答。
战争对经济的影响很难从纠缠在一起的多重因素中分离出来
以上我只想说明战争对经济的影响在方向上和程度上都难以把握，而并不是说战争与经济之间相互独立，各行其是。
应该承认，战争对经济的影响肯定是有的，且其影响的深度和广度，又与战争规模的大小和持续时间成正比的。
然而想要衡量两者之间相关程度的高低，我们马上会遇到一个问题，即如何才能把“战争要素”从众多的影响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因素中剥离出来。
美国著名的国防经济学家贝努瓦在1973年出版了《发展中国家的国防和经济增长》一书，在书中他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对1950—1965年间44个欠发达国家的经济表现进行了分析。他得出的结论似乎让他自己都吃了一惊：军费开支越多经济增长速度就越快！
这里要特别留意的是，统计的相关性常常存在两个疑点：其一是它们通常不大擅长回答谁是因、谁是果这样的问题，其二是它们总是在要素剥离问题上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究竟是军费增长导致了经济增长速度加快呢，还是由于良好的经济状况为军费增加创造了条件？而导致经济增长速度加快的原因众多，其中至少包括投资和储蓄水平、市场规模扩大、制度创新、新科技出现等。至于以上所列原因，又都可以进一步分解成许多“子”因素，例如文化传统对消费观念的影响，分工和专业化对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决定性作用，制度变迁与科技进步的条件等等。
注意，因素分解的过程到此远未终结。
要素剥离上的困难，一方面造成了不同人对战争影响力估算上的巨大偏差，另一方面也表明我们现在还没有一套公认的或权威的分析工具，来对战争的经济后果做出有说服力的、精确的判断。
战争对经济的影响还涉及到财富或福利的加总问题
在谈论战争对经济的影响时，人们常用的一个指标是GDP的增长速度。正如上文引用的例子所示，军费增加乃GDP增长的孪生兄弟。
可我们必须同时看到，军费开支的对象，至少就军备本身而言，并不具有生产性，有的至多只是财富的再分配。换句话说，我们无法用巡航导弹或隐型轰炸机来增加财富总量，战争能改变的仅是财富的控制权或所有权。
我承认，军备耗费的收益表现为国家安全，而后者又构成经济稳定增长的基本条件。但我们同时不能对战争带来的财富破坏无动于衷。还涉及的一个问题就在于对财富的计量。战争虽然促使军工产品以及收入的增加，但是由战争带来的需求增加而创造出来的财富又用于对财富的破坏。
这里存在着一个说来有些荒诞的悖论：军工部门生产出来的武器都直接被纳入了国家GDP的统计之中，而这些“产品”发挥其功能的过程，同时就是毁灭敌国GDP或财富的过程。更有甚者，国际机构在计算全球GDP时，武器和它所摧毁的对象（这里还没有考虑对人力资本的破坏），竟然被不加区别地加总到了一起！
经济学中的新奥地利学派早就意识到了类似的问题，并对由英国经济学家斯通根据凯恩斯理论而设计的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他后来还因此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产生质疑。
不过话还要说回来，即使现有的统计手段漏洞百出，难以精确地对财富、特别是福利进行测量，但有它还是比没它要好。这倒让我想起了凯恩斯的一句名言：“我宁愿含糊地正确也不愿精确地犯错。”
国家间的战争类似一种零和博弈
在讨论战争与经济关系问题时，一个重要的维度是所谓“主体问题”，也就是说战争过程或结果的好坏利弊是相对于谁而言的。
我在这里所说的“谁”，有两层含义，其一是指国家，其二是指利益集团或代表集团利益的个人。如果用更加极端的语言表述，我在此想说的是：战争对经济的影响只有具体到国家、尤其是利益集团层次时，我们或许才能理出个头绪来。
任何一场战争总有国受益，有国受损。更一般地讲，至少从短期看，战争是一种零和博弈。一百多年前中日甲午战争的损益就很能说明问题。作为战败者，满清政府割地赔款（包括庚子赔款），其数额之巨，竟高达日本当年财政收入的八倍，以致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日本作为惟一一个成功地赶上并步入发达国家行列的国家，其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随战争胜利而来的赔款。
而为此付出惨痛代价的中国，其现代化进程至少被推迟了数十年。从二战后丘吉尔提出“铁幕”到柏林墙倒塌，东西方之间近半个世纪的冷战，给前苏联的经济政策和产业结构留下了深深的军工烙印，并埋下了苏联解体的种子。
作为冷战的一种“溢出效应”，即美国和西欧向其盟友开放市场和扩散技术，亚洲许多国家都或多或少地搭上了冷战的便车，成为了所谓“新兴工业化经济体”。这颇有点儿“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味道。再具体些讲，国家间的战争可能使甲国的GDP增长速度加快、物价平稳和就业增加，但同时使与之交战的乙国GDP的增长速度却放慢了，就业也减少了。
这里就又出现了一个对战争总体影响进行估价的难题：战争对某国经济的积极作用往往以给别国带来消极影响为代价。
利益集团与“战争非中性”
国家是由人组成的，因此战争对经济的影响说到底，还是对生活在特定国家内的个人或由个人集合而成的利益集团的影响。
假如某场战争对某个国家的所有人产生同等影响，那末我们就可以说这场战争是“中性”的。假如某场战争对一国之内的不同个人或利益集团意味着完全不同的东西，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有人欢喜有人愁”，那么这场战争便是“非中性”的。
在我看来，只要是战争，就都是非中性的。国家间如此，一国内更是如此。
上个世纪60年代初，在告别演说中，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就曾经郑重地提醒他的国人，要警惕实力巨大的“军工综合体”。
以今天的眼光看，冷战从某种意义上讲便是它们的“杰作”，因为它们从中获益巨大。眼下一触即发的海湾战争的枪声尽管还没有打响，可这些军工综合体就已经开始财源滚滚了。由战争威胁而引发的石油价格暴涨，虽说对绝大多数美国人来说是福利损失，但美国所有与能源有关的公司都会从中受益。
当五年前石油价格跌到10美元一桶时，美国竟然有国会议员大声疾呼要制止油价下跌，其逻辑也是如此。因为长此以往，美国国内的石油产业就会消失，从而危害美国的“战略能力”或“国家利益”。
我倾向于认为，一国的对外政策主要取决于各利益集团间的讨价还价，以及决策者对短期和长期利益的评估与偏好。
据说现任美国政府决策层中，就有相当一部分官员与能源产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某些参与决策者本人就曾经担任过能源公司的CEO，至今还持有价值数十万美元的某家能源公司的股票。这又是一个貌似奇特但实际上又比较普遍的现象：非中性的战争总是以中性的国家利益的面貌出现。
石油的三大问题：买得起，买得到，运得回
谈论即将爆发的伊拉克战争，势必会联想到石油。不少分析家指出，美国在伊拉克动武的真正原因，意在控制中东的石油，并以此为契机成为全球石油生产与供应的“大哥大”。
某些中国学者也认为，如果美国速战速决并成功地控制了中东石油，那便对中国不利（当然，这里也有个对谁而言的问题）。考虑到中国对进口石油依赖程度日益提高，这确实是个迫在眉睫、无法回避的问题。
石油问题大体可分为三类：一是我们买得起买不起的问题；二是我们买得起但人家卖不卖给我们的问题；三是我们买得起也有人愿意卖但我们运不运得回来的问题。
我大致觉得中国是买得起石油的。长期过高的油价虽然是美国石油产业梦寐以求的事，但这又会大大地损害其它一些严重依赖石油的产业的利益。这里，汽车制造部门就很典型。当然油价也不可能长期保持在低水平上，原因我前面已经谈到了。
因此我认为，即使美国真想要控制中东的石油供应，其基本目的也是在于把石油价格稳定在一个可接受的水平上。换言之，只要中国经济能够保持长期稳定快速的增长，我们就买得起石油。
可买得起就一定能买得到吗？我觉得答案基本是肯定的。
世界石油市场上的供应者除了中东以外还有其它国家或地区，比如俄罗斯和中亚。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一个有支付能力的强大买主，其市场权力是很大的。人们常说地区主导国家。我看所谓主导与否，就在于你是不是一个大的买者，是不是大市场。
只要中国逐渐成为一个强大的、有支付能力的买者，卖者就不敢轻易得罪。即便是美国掌握了世界上大部分的石油资源，难道它还会将石油藏起来不卖？相对于前两个问题，我更看重运输。在紧要关头，中国最薄弱的环节恐怕还是管道和航线。
美国－伊拉克冲突的经济与非经济计算
任何人在做决策时都会计算成本与收益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分析战争的积极影响，也就是窥探拥有战争发动权的人们心中的目标函数。
其困难程度我在前面已经提及，但“专家”的价值，部分就在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推测美国攻打伊拉克战略意图的讨论可谓五花八门。比较而言，我大致赞成这样一种判断，那就是美国企图以伊拉克战争为契机，通过在那里建立起一个成功的阿拉伯民主政体样板，并诱使或迫使其它阿拉伯国家效仿，从而一劳永逸地解决文明冲突和全球秩序构建问题。
我想，美国心目中未来伊拉克的最理想状态，是把伊拉克彻底改造成为一个亲善西方文明、实行“自由民主政治”的穆斯林国家。相比之下，满足国内利益集团要求、打击恐怖主义、控制石油供应、拉动国内经济等，恐怕还都属于次一级的目标。
在此特别值得提及的是伊拉克丰富的资源。巨大的石油储量和低廉的开采成本，再加上不那么引人注目、但在沙漠地区却至关重要的水资源（成就阿拉伯文明的两条大河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横贯伊拉克），将使得美国在伊拉克实现其战略抱负的经济成本大大降低。
如果在考虑到伊拉克在阿拉伯世界中的独特文化历史地位，我有时甚至会产生这样一种奇怪的想法：美国选择伊拉克作为建立某种世界新秩序的突破口，也可算是达到“顺理成章”的了。
。收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