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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为何发生“通货膨胀”?

元朝为何发生“通货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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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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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初采取的一系列金融措施,使元政府确立了较完备的纸币管理制度,但是元代的通货膨胀也是历代所罕见。以人民生活必需品米、盐为例,米在至元三年(1266年)为每石六百文,(1306年)高达三十贯,至正十九年(1369年)冬,在京师十锭钞票(一千贯) 还买不到一斗粟,涨了一千倍以上。
    盐在至元十三年(1267年)每引 (四百斤)价中统钞九贯,二十六年(1289年)涨至五十贯,1315年 更涨至一百五十贯。伴随着纸币价值的迅速下降,人民的正常的经济 生活被破坏,以至于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至正十二年(1352年),即 至正钞发行的第二年,社会经济已极混乱,发行的第六年“将绝于用, 遂有观音钞、画钞、折腰钞、波钞、火鹿不烂钞之说。  观音钞描不成, 画不就,如观音美貌也。
  画者,如画也。折腰者,折半用也。波者,假言急走,谓不乐受即走去也。火鹿不烂,如碎絮筋查也。”第一,生产萎缩,商品供给不足。在引起通货膨胀的诸因素中, 生产萎缩可以说是最根本的原因。根据货币流通规律,在货币流通速 度不变的情况下,要保持币值稳定,货币发行量应与社会商品总价格 构成正比。
    可是,元代中、后期一面是政府大幅度增加纸币发行量, 另一面是社会商品生产日益萎缩。元代中、后期,生产萎缩,主要由 于天灾人祸所酿成。据不完全统计,元代曾发生天灾513次之多。
  在连 续不断的天灾中,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尤其是元朝政治的日益腐败, 更加重了受灾程度,人民大批死亡、流徙。  “朝不保夕,暮不敢保晨。” 元后期税额比元初增加了 20倍以上。
  农民经济状况恶化,人口数量急 剧减少,经济空前萧条,这势必造成整个社会商品供应的不足,从而 出现“物重钞轻”的局面,引起通货膨胀。第二,财政开支浩大。自成吉思汗开国,连年用兵、大肆征伐, 军费负担沉重,政府开支庞大,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大举南征。
     由于货币贬值,元政府不得不一再调整官俸,如至大元年(1308年), 用至元钞按中统钞原俸发给官俸,即增5倍,全年支出五亿贯,仅此一 次就超出当年收入的一倍。元朝的皇室、权贵更是奢侈荒淫、挥霍无 度,如天历二年(1329年),赏赐宫中卫士一万三千人,每人四千贯, 共计五千二百万贯,够宋初全国三年之用。
    还在至大四年(1311年), 李孟就上奏::“今每岁支钞六百余万锭,又土木营繕百余处,计用数 百万锭,内降旨赏赐复用三百余万锭,北边军需又六七百万锭,今带 藏见贮止十一万锭,若此安能周给?”元政府为摆脱巨额财政赤字、解 燃眉之急,只好采取饮鸩止渴、竭泽而渔的措施。
    第三,纸币发行额的增加。从元世祖末年起,“楮日多而日贱,金 帛珠玉等日少而日贵”。中统元年,行纸钞七万余锭,平均每人为62 文,到至元二十四年发行额为509万余锭,每人合13134文,发行量增 加212倍,物价上涨了数十倍。
  至武宗变更钞法,发行至大银钞,至大 银钞每两合至元钞五贯,合中统钞二十五贯。  至大三年,发行至大银 钞145万锭,合中统钞3600多万锭,平均每人77765文,比中统初年 增1253倍。
  文宗天历二年,纸币流通数量比至元钞发行量增长七八倍, 比至元十二年增60倍。这样漫无限制的滥发纸币,使宝钞的流通量成 倍增加,通货膨胀日趋恶化。第四,自坏成法,朝令夕改。  元政府虽制订了一套十分完善的行 钞制度,但自坏成法、朝令夕改,失信于民。
  如:倒换昏钞,规定详 明,当民众持昏钞赴库倒换时,官吏结党营私,上下其手,“易十与 五,累日不可得”。百姓拿钞去买米,钞稍稍昏软就不收,或大打折 扣。民间所存昏钞又不能纳赋税、易货物,以致成为废纸,人民焉能 不怨!而监烧昏钞者,“欲取能名,概以所烧钞为伪钞,使管库者诬 服”。
    因此回易库对昏钞不敢以新钞换昏钞。这样有关倒钞的规定不是 便民反而害民,使得纸币的信用丧失。人民不敢将纸币积压在手中, 想方设法脱手,换成有实际价值的金银或货物,这就大大地加快了纸 币流通速度。
  回易库对纸币只出不收,又相对地增加了社会中纸币的 流通量。这一切都促使了通货膨胀的恶化。  再如:元政府禁止民间买 卖金银,立法可谓严厉,但几度解禁又几度禁止。元朝中、后期没有遵循元朝初年确立的货币政策,违背货币流通 规律。
  货币流通规律要求:一定时期内,商品流通所需货币量,等于 全部商品价格总额除以单位货币的平均周转次数。按照这个规律,国 家发行货币的多寡,应以社会所创造的物质财富为基础。  如果纸币发 行的数量,超过了社会劳动所创造的社会财富,就会产生通货膨胀。
  

2018-0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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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朝纸币制度初创时期,元政府执行严格的货币政策,币值稳定,收付畅通。但是,中国人创造了纸币,同时也创造了通货膨胀。由于所处历史条件的限制,元朝后期战争频发,自然灾害严重,为弥补赤字,元政府三次调整货币制度,兑换发行大额纸币,使得通货膨胀异常严重,民众生活于水生火热当中,可谓是经历了惨痛的历史教训。
       一、战事扩张,行赏浩大   元朝自开国以来,就开始连年用兵。1287年(至元二十四年)成吉思汗大举南征,短短两个月就耗用了军费50万锭,约合2500万贯,相当于唐大宝年间全国税收的10倍。
  同时,元代行赏的开支也极其浩大。据统计,1308年(至大元年),全年就共支出官俸至元钞5亿贯,超出了当年总岁入的一倍。     1324年,国内治安问题已经异常突出,各地起来反抗,开支继续增加。
  1329年,关中饥荒,米价每斗13贯,人们拿纸钞买米,稍有破损就没人接受。赏赐将士,每人竟达80锭之多,约4000贯。在汉唐时期,只有有功的大臣才可以得到如此大的数目,而在晋朝大臣们也难得拿到这么多赏赐,元末竟然一次性同时赏赐给13000人,合计5200万贯,这个数目足够宋朝初年全国使用两三年了。
       二、经济萧条,赈灾赈贷   按照西方货币需求理论,在货币流通速度(V)不变的前提下,要保持币值稳定,那么货币发行量(M)和社会商品总价格(PT)就要成正比。但是在元代后期,一方面政府大量增发纸币,一方面社会生产萎靡严重,二者相互背离。
  按不完全统计,元代曾发生天灾513次之多;与之相随,土地的高度集中,租税负担严重,元末比元初的税额涨了20倍以上。    这种情况下,农民经济状况日益恶化,死亡、流亡者众多,经济萧条。
  
     对于天灾人祸,元朝多采用无偿赈济和赈粜的办法,有些地方还用借贷的办法筹集财物,此外还有代民还债等措施。例如,1261年,东平路行军万户严忠济向富人及管库借钱,代部民交纳赋税,总计欠富人437400锭,欠官库银15000余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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