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保路运动为什么说是辛亥革命导火索
1903年初夏，时任热河都统的锡良接到接到朝廷一纸调令：新任命他为四川总督。
锡良是满洲贵族，此人颇有些能力，而且热心于办新政，其二是对清廷绝对忠诚。
接到四川总督的任命，锡良赴任途中，行至北京，拜会了身在军机中枢的湖广总督张之洞。
二人进行了一次密谈，那次密谈的很多内容，并不是官员之间的礼节拜访，事后证明有极丰富的实际内容，其中一条内容就涉及到了在四川修建铁路一事。
三年后，张之洞在给光绪皇帝的一封奏折中透漏了当时会谈的内容：“臣光绪二十九年在都时，深知此事（指川汉铁路）情形日紧，四川总督锡良临行前，与之祥切筹商，锡良深以为臣言为然，甫出都门，...全部
1903年初夏，时任热河都统的锡良接到接到朝廷一纸调令：新任命他为四川总督。
锡良是满洲贵族，此人颇有些能力，而且热心于办新政，其二是对清廷绝对忠诚。
接到四川总督的任命，锡良赴任途中，行至北京，拜会了身在军机中枢的湖广总督张之洞。
二人进行了一次密谈，那次密谈的很多内容，并不是官员之间的礼节拜访，事后证明有极丰富的实际内容，其中一条内容就涉及到了在四川修建铁路一事。
三年后，张之洞在给光绪皇帝的一封奏折中透漏了当时会谈的内容：“臣光绪二十九年在都时，深知此事（指川汉铁路）情形日紧，四川总督锡良临行前，与之祥切筹商，锡良深以为臣言为然，甫出都门，即将川汉铁路与臣商定之大旨奏明…”
历史中常常有个奇怪的现象：自古以来给朝廷坏事的，并不坏在朝廷所不信任之人，而往往正是朝廷所信之人，而且往往办坏事的那个人的初衷确实是好的。
无奈，有句话叫“做得越多，错的越多” 忠臣张之洞竟成清廷掘墓人！这也许是他当初没想到的。
从1906年四川准备修建铁路开始，换了数次主管修建铁路之人，其中当然不缺有能力之人，更不缺乏鞠躬尽瘁之人。
不过现实生活中往往一件事的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
由于缺少资金，以及技术条件限制，再加上整体管理制度的落后，实际上四川铁路真正开始动工，已经是1909年的8月份。
在这期间，为了筹集资金，主持修路的立宪派等诸多派系之人提倡全体四川民众买“铁路捐”，也就是相当于投资，由于广泛宣传，自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不过正因为这种办法，将全体四川人绑在了这条铁路上…
时任邮传部大臣盛宣怀主张铁路收归国有，像英、法、德、美四国借款修建铁路。
用今天的眼光看，其实盛宣怀做的也没什么错的：四川铁路机构臃肿，繁员很多，而且很多账目并不明晰，难免出现很多贪污腐败的情况。再者四川完全靠地方筹集款项，根本就不够修建铁路的庞大开销。
盛宣怀与英、法、德、美四国代表经过20余次艰苦谈判之后，迫使四国放弃了原定的四国参与建造若干支线的条款，而且四国银行允许中方在借款期间有权将借款之半数存于交通银行与大清银行（原先规定只能存于四国银行）。
盛的所作所为按照今天的眼光来看，其实算不上卖国，而且对于修建铁路是大有益处的。
不过，我以前说过，看问题的时候要把事情放到当时那个环境中去考察一下。
在当时清政府长期闭关锁国的情况下，国人如井底之蛙，尤其是社会滋生出浓烈的义和团情结，当时无论清廷高层还是社会底层或者是舆论界，都将向外国借款视作耻辱，斥之为“汉奸”“洋奴”“卖国贼”。
中国早期的铁路史在这种大环境下，从某种程度上讲是一部必然的屈辱史。
1865年，由英国商人杜兰德出资，沿北京护城河修了条1公里长的铁路，清廷视为“怪物”，担心会毁了大清王朝的龙脉，勒令将那条玩具般的铁路拆除。
1876年，上海怡和洋行英国商人在未征得清政府的同意的情况下，擅自修筑了全长15公里的淞沪铁路，并运营了一年多时间，清政府花了28万两白银将其赎回，余部拆除。
中国人自主修筑的第一条铁路是唐胥铁路，全长11公里，因担心惊动东陵的先王神灵，朝廷禁止使用机车，只能用骡马牵引，世人耻笑为“马车铁路”。
直到1903年，清政府在洋务派大臣的推动下，决心重新修筑自己的铁路。其中以川汉铁路的规划最为宏大，路线最长，耗资最多。这条未曾竣工的铁路。并没有让清政府实现自强兴国的幻想。因为路权争端，最终拉响了清王朝的丧钟…
凡做大事须先造舆论，经过一番谋划，由一个小人物出马打头阵。
往往最开始真正的人物都躲在背后，等时机成熟了，真正的人物才会出场，盛宣怀建议铁路收归国有也不例外。
给盛宣怀打头阵的名叫石长信，此人曾做过几任小官。
1911年5月5日，七品言官石长信做了一件决定中国历史走向的大事，在《给事中石长信奏请亟定铁路干线为国有折》的奏折中，他提出将铁路分为干线和支线两类，支线可由民间筹资修建，干线归于国有。
他在奏折中还列举了德国、奥地利、日本、墨西哥等国的铁路均为国有，而中国把支线让民间自办，已经使民众享受特殊权利。
当然了，石长信肯定没想到他自己在历史的走向中扮演了多么重要的一个角色。
换谁谁能想的到呢，如果我是当时的石长信，恐怕我也不会想到。
按理说，这铁路收归国有也不是什么太大事，补偿给百姓一些损失的钱就是了，一次性不能补偿，也完全可以分期补偿，很可惜的是，在这个关键问题上，清廷又一次犯了个严重的错误。
当时同时和四川办铁路的省份主要还有广东、湖南、湖北这么几个省份。
这几个省份的铁路收归国有，都得到了一定的补偿。广东方面发还六成现银、四成国家无利股票，湖南湖北方面对商股悉数发还现银，其余的给国家保利股票。
唯独四川方面，“不分分民股、商股、官股，准其更换国家铁路股票。”
凭什么争路激烈的其他几个省份可以获得一部分现款补偿，而四川却只是给开出了“国家股票”这个空头支票？
而这种所谓的“国家股票”，将来很可能是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
一向温和的立宪派也坐不住了，多次派人各方沟通，其中被派去找盛宣怀交涉的就有曾任川汉铁路公司宜昌经理的李稷勋。
不过李到了盛宣怀那里，被盛一番思想教育，居然把事情相同了，由争路权改为支持国有了。
消息传回四川，无人不骂李稷勋的祖宗十八代。李家的祖坟都被人挖了，李家先祖的尸骨暴露在荒野。
1911年5月28日，川汉铁路公司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紧急商讨对策。
会议进行到中途，忽然有人大声喊：“合同书到了！”
所谓合同书，就是邮传部向外国的借款合同。
当时那种铁路收归国有，人人都憎恶和怨恨盛宣怀情况下，很少有人会去分析合同书的具体内容，而且情绪化到了极点。
大家正在观望，只见有人飞步跑上了主席台，才开口说了一句“铁路完了，四川也完了！”，立刻倒在桌案上失声痛哭起来，台下的人群也受到感染，又想到买的铁路股本有可能拿不回来，也跟着小声的哭起来。
起初是几个人小声哭，不一会的功夫，哭的人就越来越多，哭声也越来越大。低泣变成了嚎啕大哭，有的哭的抱成了一团，有的一边哭一边踢脚、拍桌子，吼的屋子都要震动了。维持会场秩序的八个警察也丢了警棍，伏在旁边一同号哭起来。
（川籍作家李劼人在长篇巨著《大波》中，对当时的情景有过更为生动的描述，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下）
由于诸多原因，清廷在1911年为了应付四川的复杂局面，任命66高龄的赵尔丰为四川总督。
要说这赵尔丰虽然不怎么同情立宪派，但也没做什么恶事,而且最后还和平的移交了权力
而且治理边疆、维护地方稳定、兴办教育、开办新政…不但没做什么恶事，倒还颇有些功劳，不过最后的他还是被革命军杀了头，那就后话了，在此暂时不表。
为了对抗清廷把路权收归国有，四川组成了保路同志会，在给他们的“保路牺牲的烈士”郭树清举行的追悼会上，立宪派领袖罗纶谈到保路同志会成立半个月来全省各地取得的成果时，声音变大起来（当时他在台上演讲）并总结大体如下：
有跳井自杀的，有破指流血表示决心的，有五天五夜走一千多里路来省城参加保路聚会的，有60多岁老教官甘愿为保路牺牲的，有13岁女孩子愿意赴汤蹈火的，有几岁娃娃积攒零花钱交给同志会的，有丢官不做来帮助同志会做事的，有将半生唱戏积蓄捐为会费的…
罗纶所讲，大多数都确有其事，在此不一一详述，我只说下这个开追悼会郭树清是怎么回事。
郭树清，四川资阳人，家境贫寒。此人是个秀才，念念不忘的是功名二字。四川省办新政时，成都办了个法官培训班，由全省保送学生8人，总共有学生一千多人，于1911年4月开课。
郭树清被资阳县推荐为学员，前来应考。
由于参加培训的人鱼龙混杂，所以当时主管这件事的周善培（这也是四川保路中的一个重要人物）便定期考试，淘汰一部分人，以免他们毕业后危害一方。
不料有一字不写交白卷或者只写两三行的人竟有四五百人之多。
周善培把这些人全部淘汰掉，只留下了二三百人。
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个叫郭树清的也在被淘汰者的行列。
郭好不容易等到个机会，满怀希望，一路辛苦，从资阳步行到成都，谁知却是一场梦。
他在省城数日，手头的一点盘缠已经花完，小客栈的老板天天催交房租，一想到家中妻儿还在等他的好消息，他顿感万箭穿心，急火攻心，从此精神恍惚，时而笑，时而哭。逢人便骂周善培为“周秃子”。
毫无疑问，读到这里的你肯定也已经明白了：他疯了。
正值有数万人卷入到保路的浪潮中时，没有什么人去注意这个疯子。不料，不久郭树清投井自杀，凭空又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郭树清同志的遗体被从井里打捞出来后，有人提出：在这个节骨眼儿上他死了，但他可不能白死啊，郭是烈士，他是以死名志，以死抗争，应该让烈士死的有价值，如果将这件事进行渲染，造成舆论，就能激发保路群众的斗志。
这一策划被保路同志会采纳了一半，具体为：郭树清精神失常，是因为参加保路同志会成立发挥那天听了演讲，见到川人血书，受了刺激，他深感体弱多病，又报国无门，遂采取投井自杀的极端行动来鼓舞大家。
1911年7月1日的《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发表了一篇《嗟乎郭君竟先死的文章》。第二天，有刊登了《郭烈士殉路祥情》。毫无疑问，两篇文章大有赞美之词，把郭的故事编的是有鼻子有眼。
而且借此大骂盛宣怀等走狗、反动派、卖国奴。
郭树清同志生前贫寒，不过他死后却得到哀荣，其事迹见报后，保路同志会人士纷纷撰写诗词、挽联和祭文，盛赞郭烈士：“一杯黄土尚容身，投井救亡泣鬼神”。
所以之后就有了我刚才提到的那个“郭树清同志追悼会”以及罗纶的演讲。
不过随后的事态发展，商人罢市，学生罢课，工人罢工。立宪派人等也感觉到了事态的不可控制。
偏偏在这个时候，有人又加了一把火。
在召开股东会的时候，会场入口处有人的散发传单，粉红色的薄纸上排满了铅印字体，标题是《川人自保商榷书》。这份铅印传单从字面上看，没有一句革命、排满的话，但其激烈之处，稍加琢磨会让人震惊。
《川人》抨击清廷“日以卖国为事”，号召四川人民“一心一力，共图自保”。明眼人一眼即能读出文字背后的真实含义：表面上是自保、实际上是煽动四川独立。
罗纶等立宪派人看到这份传单时也大吃一惊。
不过当时查来查去也没查清楚是谁所为。（后有人考证是当时四川的同盟会、即革命党人所为）
四川最后一任总督赵尔丰在当时误以为煽动造反的是立宪派人，于是他就下令抓捕了保路同志会中的十多位立宪派领袖，这下使矛盾更为激化。
最后的结果就是导致了四川的全面革命，四川荣县成为了革命党人第一个宣布独立的县级以上地区（比武昌起义还要早半个月）
革命期间发生的一系列事情我又可以另外写篇文章矣。
半个月后，震惊中外的武昌起义爆发了。收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