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在农村和城市是怎样“解放生产力？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原则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决心首先集中主要精力把农业搞上去。1979年9月28日,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正式通过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当前发展农业生产力的二十五项政策和措施”。 《决定》强调,各级行政机关的意见,“除有法律规定者外,不得用行政命令的方法强制社、队执行,应该允许他们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因时因地制宜,保障他们在这方面的自主权,发挥他们的主动性”,这就为鼓舞农民在实践中创造新的经验,并据此进行农村的体制改革敞开了大门。 在党的三中全会精神鼓舞下,各地农村干部和社员群众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大胆探...全部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原则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决心首先集中主要精力把农业搞上去。1979年9月28日,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正式通过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当前发展农业生产力的二十五项政策和措施”。
《决定》强调,各级行政机关的意见,“除有法律规定者外,不得用行政命令的方法强制社、队执行,应该允许他们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因时因地制宜,保障他们在这方面的自主权,发挥他们的主动性”,这就为鼓舞农民在实践中创造新的经验,并据此进行农村的体制改革敞开了大门。
在党的三中全会精神鼓舞下,各地农村干部和社员群众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大胆探索,逐步地突破了人民公社原有的一些经营管理制度,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迅速发展起来。开始时,大部分实行的是联产到组责任制。
随后,许多地方又逐步将联产到组发展到联产到人,并进一步发展到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对于包产到户、包干到户这种形式,当时党内外不少干部还存在着相当大的疑虑,担心这样做会不会离开了社会主义。 1980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着重讨论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
会后,中央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即座谈会纪要。《纪要》强调要进一步搞好集体经济,同时也指出,“在生产队领导下实行的包产到户是依存于社会主义经济,而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的,没有什么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
后来,中央又进一步肯定双包到户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是合作经济中的一个经营层次。 1981年12月,召开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会议纪要指出：“全国农村已有90％以上的生产队建立了不同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大规模的变动已经过去,现在,已经转入了总结、完善、稳定阶段。
”①建立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工作,获得如此迅速的进展,反映了亿万农民要求按照中国农村的实际状况来发展社会主义农业的强烈愿望。农业生产责任制大多数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即把集体所有的土地长期包给各家农户使用,农业生产基本上变为分户经营、自负盈亏,农民生产的东西,“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
这种责任制使农民获得生产和分配的自主权,把农民的责、权、利紧密结合起来,不仅克服了以往分配中的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等弊病,而且纠正了管理过分集中、经营方式过分单一等缺点。这种责任制更加适合于我国大多数农村的经济状况,有利于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更快发展。
这种责任制是建立在土地公有制基础上的,集体和农户保持着发包和承包关系。集体统一管理、使用大型农机具和水利设施,有一定的公共提留,统一安排烈军属、五保户、困难户的生活,有的还统一规划农田基本建设。
所以,这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同于农业合作化以前的小私有经济,它没有否定合作化以来集体经济的优越性,而是做到有统有分,统分结合,既发挥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又发挥农民家庭经营的积极性。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它将会逐步发展成更为完善的集体经济。
《纪要》还指出：“不论实行何种类型的承包责任制,土地的承包必须力求合理”,“严禁在承包土地上盖房、葬坟、起土。社员承包的土地,不准买卖,不准出租,不准转让,不准荒废,否则,集体有权收回；社员无力经营或转营他业时应退还集体。
”《纪要》还强调：“要把完善生产责任制的工作和促进农业生产的全面发展目标密切联系起来。当前发展多种经营和商品生产已经成为广大群众的迫切要求。我们的工作必须紧紧跟上。”①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受到农民的普遍欢迎,它提高农民的劳动热情,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见效之快,是人们没有预想到的。
城市改革是从简政放权,扩大企业自主权开始的。 1978年10月,四川省首先选择了6个企业进行扩大自主权的试点。 1979年四川省试点的工业企业扩大到100个。根据四川省试点的经验,全国于1979年5月在北京、天津、上海选择了8个企业进行试点。
1979年7月,国务院发布了扩大国有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等5个文件,要求地方、部门按照统一规定的办法选择少数企业试点。 1979年底,试点企业扩大到4200个,1980年发展到6600个,把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逐步推开了,到1982年已经在全国普遍推行。
但是,扩大企业自主权只是城市改革的单项改革,而没有城市其它方面的配套改革,企业自主权不可能得到完全的落实。这样,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的问题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1981年7月,国务院批准在湖北沙市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
1982年3月又批准在江苏常州进行综合改革试点。但是,这两个城市都是中等城市,条块分割等矛盾不如大城市突出,为此,在1983年2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又批准在四川重庆进行大城市的综合改革试点。在3个试点城市的带动下,其它城市也积极进行了改革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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