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度对中古古代教育有哪些影响？
中国科举制度的产生是历史的必然和一大进步，它所一直坚持的是“自由报名、公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取仕”的原则，它对我国古代社会的选官制度，特别是对汉代的察举和征辟制、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是一个直接有力的替代和否定，给广大中小地主和平民百姓通过科举的阶梯而入仕以登上历史的政治舞台，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机会和条件。 因此说，科举制度是中国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最具开创性和平等性的官吏人才选拔制度。 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科举制度到了近代，由于种种原因，越来越显出了它的弊端。到了19世纪的接近尾声的时候，伴随着中国社会的不断衰落，加之西方思想的影响，一大批的有识之士将之归结为科举制度的...全部
中国科举制度的产生是历史的必然和一大进步，它所一直坚持的是“自由报名、公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取仕”的原则，它对我国古代社会的选官制度，特别是对汉代的察举和征辟制、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是一个直接有力的替代和否定，给广大中小地主和平民百姓通过科举的阶梯而入仕以登上历史的政治舞台，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机会和条件。
因此说，科举制度是中国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最具开创性和平等性的官吏人才选拔制度。 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科举制度到了近代，由于种种原因，越来越显出了它的弊端。到了19世纪的接近尾声的时候，伴随着中国社会的不断衰落，加之西方思想的影响，一大批的有识之士将之归结为科举制度的祸害，即所谓： “科举一日不废，即学校一日不能大兴，士子永远无实在之学问， 国家永无救时之人才，中国永远不能进于富强，即永远不能争衡 各国。
” 在这种情况下，清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清廷下谕，废除科举。自此，举国上下，士人一片欢呼，科举也随之作为一堆垃圾永远地离开了人们的视野。然而，经过了整整一个世纪，在今天的时代，以现代的眼光冷静地看待这个尘封了一百年、影响了中国社会一千多年的制度，它是否真的像后人所说的那样是中国社会衰落的罪魁祸首而全无任何可取之处呢？客观地、辨证地来说，并非如此。
本文即试图从科举制度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出发，结合科举制度的特点，基本全面地论述科举制度于中国文化的影响。 隋唐时期的科举制度，应该说，是脱胎于汉魏以来察举制度的母体之中的。作为一种推荐选官的程序，察举强调“选贤任能”的原则，强调候选人在某一方面的优秀素质，而不完全考虑其家世、身份或者特权。
这一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改变世卿世禄的传统，对于抑制贵族集团的膨胀，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但也遗留下不少问题，如察举在制度程式上过于简单粗糙：一方面，其中心环节是长官举贤，如何确保长官本人公正而有识鉴，如何确保适宜的被举者引起长官注意，成为殛待解决的问题；另一方面，察举的多元标准，缺乏客观、精确与划一的衡量尺度，不能适应官僚行政所需要的严密化、规范化、易于把握、便于操作的制度程式。
为了解决相关的问题，举荐与考试结合起来，考试逐渐纳入了选官的程序。考试与选官的结合，最终导致了隋朝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开始施行的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产生与隋而确立于唐。与重点在于推荐的察举相比，科举制度的特点在于：考生可以“怀牒自列与州县”，自由报考；而且“取士不问家世”，没有“人门兼美”一类的附加条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开放”与“公平竞争”的特色。
概括起来说，也便表现在以下三个特点：贤能治国，为我所用；标准客观，竞争公平；立法保护，稳定延续。 但是，相对合理并不意味着尽善尽美。从科举制度的特点，我们可以看出，它重视士人的知识才能，与重视整体素质的察举制相比，取士标准比较单一。
单一则易于操作，易于检验，容易符合程序公平的原则；而就社会的实际需求而言，又显得过于简单。较之于察举制，科举制打破了“德”、“名”相关联的门第背景的限制，而“取士不问家世”的原则，又打破了魏晋“九品中正制”（由汉魏察举制衍生出现）“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进步；但它完全按照考试成绩选拔人才，显然亦非一切方面都优于察举。
科举制度的最大特点是从根本上打破了豪门世族对政治权力的垄断，使国家行政机构的组成向着尽可能大的社会面开放。科举制度表现出这样一种热忱：凡是这片国土上的人才，都有可能被举拔上来，而且一定能举拔上来，即便再老再迟，只要能赶上考试，就始终为你保留着机会。
这种热忱在具体实施中当然大打折扣，但它毕竟在中华大地上点燃了一种快速蔓延的希望之火，使无数真正和自认的人才陡然振奋，接受竞争和挑选。国家行政机构与广大民众产生了一种空前的亲和关系，它对社会智能的吸纳力也大大提高了。
在历代的科举考试中，来自各地的贫寒之士占据了很大的数量，也包括不少当时社会地位很低的市井之子。 科举制度的另一大特点是十分明确地把文化水准看作选择行政官吏的首要条件。考来考去主要是考文学修养和对诸子经典的熟悉程度，这种考法当然未必合适，越到后来越显现出很多的负面效应，但至少在唐宋时代，无疑对社会重心和人格重心产生了有趣的引导。
大批书生从政，究竟是加重了社会的文明，还是加速了社会的腐朽？我偏向于前者。此外，由于做了书生才能做官，这种诱惑也极大地扩充了书生的队伍，客观上拓宽了社会的文明面。其实，这是显而易见的。由于科举制度重视文化，是一种文官选拔制度，诗赋文章是考试的主要内容，因而，天南地北的无数考生，就必须长久地投入诗赋文章的训练，客观上对于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繁荣是有大的推动作用的。
中国之所以会在唐宋时期达到文化空前繁荣的程度，是与科举制度的施行不无关系的。 谈论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有一个惯常的误会需要消除，那就是，在本质上，这是一个文官选拔制度，而不是文学创作才华和经典阐释能力的考查制度。
这一点是任何试图阐述科举制度于中国文化的影响的人都必须首先弄清楚的。 今天，我们面对科举制度，不论对之抱何种态度，谁也无法否认这个在中国历史上施行了1300年的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教育、军事等各方面都产生过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科举制度于中国文化的影响可以从消极和积极两个方面来加以说明。科举制度在后世遭到人们的唾骂，实在是冤枉了它。前面已经说过，科举考试选拔人才这种制度的产生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虽然在它产生之初便有有志之士敏锐地发现了它的种种弊端，但客观地来说，任何选拔人才的制度都不可避免地有它的弊端存在的。
而就隋唐时期中国社会的实际而言，这种制度已经近乎是完美的了，我们不应该以后世的眼光去看待这个问题。 总体来说，施行科举制度最为重大的意义是，它造就了一种新的社会结构。科举取士的发展，改变了魏晋周隋以来所崇尚的仕进道路，也改变着原有的价值观念。
唐代后期，“阙下科名出，乡中赋籍除”，科举成为确定一部分人的社会等级和政治经济特权的依据，魏晋以来传统的门阀士族观念被突破，所谓“士族”再不是与“庶族”高下悬绝的社会阶层，这一称谓被注入了新的社会内容：或用以称呼作为读书人的“士子”群体，或用以特指科举或从事举业者的家族。
“贡举人”作为一个新的社会群体、活跃的社会力量，出现在平民与作官人之间。故有人指出：“自魏晋以来，造成门阀之九品中正制度，至是始完全废除。且科举盛行，白衣及第，得通婚于世宦，而门第之风亦衰，此实为中古社会上一大变革也。
” 然而，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两面性。科举制度自然也不例外。有清一代，西方思想被源源不断输入中国，伴随而来的，不可避免的是西方学者投向古老神秘东方的好奇的目光。他们的目光落在了已经施行了一千年的科举制度上。
稍加研究，便大为赞叹，认为这是一种西方一直在寻求而迄今还没有找到的完善的文官选拔制度，认为科举考试的程序和规则无懈可击。于是便急切地想全世界介绍。然而，他们太急切了，以至于还没有来得及细想一想，有着如此完善的文官选拔制度的中国，怎么会造成国家管理人才的严重匮乏，整体文明素质的日益枯竭，陷于越来越混乱和贫困的境地？ 问题究竟出在哪儿呢？这便涉及到了科举制度另一层面上的意义。
问题何在？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比较倾向的是余秋雨先生在《十万进士》一文中的说法，问题来自于中国文化和政治构架的深层，“很难排除，于是科举制度在一次次左右为难中逐渐疲惫，僵化，直到丑陋”。
余秋雨先生以为，中国古代科举制度所遇到的最大悖论，产生在包围着它的社会心态中。本来是为了显示公平，给全社会尽可能多的人递送鼓励性诱惑，结果九州大地全都成了科举赛场，一切有可能识字读书的青年男子把人生的成败荣辱全都抵押在里边，科举考试的内涵大大超重；本来是为了显示权威，堵塞了科举之外许多不正规的晋升之路，结果别无其他选择的家族和个人不得不把科举考试看成是你死我活的政治恶战，创设科举的理性动机渐渐变形。
遴选人才所应该有的冷静、客观、耐心、平和不见了，代之以轰轰烈烈的焦灼、激奋、惊恐、忙乱。不就是考了一点文化知识么？不就是看看哪些人有担任行政官员的资格么？竟然一下子炒得那么热，闹得那么火，一千多年都凉不下来，几乎把长长的一段历史都烤出火焦味来了。
据此，余秋雨先生得出结论，“由一代又一代中国古代政治家们好不容易构想出来的科举制度，由于展开方式的严重失度，从一开始就造成了社会心理的恶果”。以为，“科举制度本想对中国知识分子作一番选择的，没想到选择过程变成了塑造过程，而这种塑造有很大一部分是恶性的”、“科举像一面巨大的筛子，本想用力地颠簸几下，在一大堆颗粒间筛选良种，可是实在颠簸得太狠太久，把一切上筛的种子全给颠蔫了，颠坏了”。
把后人对科举制度的诟病——亦即科举制度的消极影响——归结为包围着它的社会心态的扭曲，这具有首创意义。但是，我以为，在施行科举取士的当时，整个封建社会把它当作登上仕途的敲门砖，其实是不足为怪的。
若仅仅只为此，它也不失为繁荣文化本身的途径之一法。以此来概括科举制度的全部消极影响，似乎并不具有足够的概括性和说服力。诚然，科举制度是扭曲了太多的人的心灵，但也造就了一大批优秀的文学家和政治家，如唐代的李商隐、杜牧，宋代的苏东坡、王安石、司马光等等，没有了他们，中国古代文化势必便少了最光辉灿烂的篇章。
故此，我以为，科举制度最主要的消极影响并不在此，而在于它的考试内容。 其实，在科举制度创建的初始，这便是个让封建统治者头痛的问题；究竟考什么样的内容，让有识之士们伤透了脑筋。唐宋时代，考试内容主要是诗赋文章，这于考察学生的整体文化素质自然是好的。
然而，别忘了，这是一种文官选拔制度；所要选拔的，不是写作诗赋文章的高手，而是国家管理人才。然而，是否考试中侧重联系实际的时务策，就是好的呢？事实并非如此。沉溺于诗赋文章的考试固然太局限，太没有现实意义，但是能对身边的具体问题发表议论的，也未必就是人才。
因为议论和操作完全是两回事。更何况，在考试中讨论身边的具体问题，阅卷的困难很大，考官自己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很容易成为一种取舍标准，从而对看法与考官相左的考生带来不公正。与考试诗赋文章相比，时务策的考试当然不大会重视考生整体文化素质方面的水准，答题成败的偶然性更大。
再则，随着朝代的更替，国家对人才的需求标准越来越不明确，只靠着一种历史惯性消极地维持着科举，考试内容越来越僵硬。在这种情况下，八股文终于出现了。 八股文的毛病首先不在形式而在内容。这是一种毫无历史激情和社会责任不知道究竟要选择什么样的人的考试方式，全国士子为了通过考试一年又一年地钻研八股文的写作，，其结果是造成了大量的废物，即所谓“百无一用是书生”。
科举考试发展到这种地步，也就不可避免地走上了它的绝路。终于道路晚清。列强的炮火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一批批的有识之士从天朝上国的美梦中惊醒了。他们揉肉眼睛，高谈阔论，奔走呼号，在寻找中国落后的原因时，他们首先看到了人才的缺乏，归结为科举制度的祸害。
于是，在急切的要求下，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慈禧下令，改革科举考试内容，举办新式学堂。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便在科举制度进入它的第1300个年头的时候，清廷下谕，废除科举。
科举制度终于与中国告别了，至今已经尘封整整一个世纪了。然而，轻轻拂去覆盖着它的那层厚厚的灰尘，科举制度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它于中国文化、于中国一千多年的兴衰起落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影响？这是值得我们每个人深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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