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理性经济学制度
非 理 性 与 经 济 理 论
张 雄
关于市场经济非理性问题的研究，尽管在经济学界至今很难发现专门系统的经济非理性理论著作，但涉及非理性问题的有关经济学文献还是比比皆是的。这些文献为国内经济非理性理论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十分有价值的参考。
翻开各种俯拾即是的近代经济学理论著作，人们发现，最早谈及非理性经济问题的是英国庸俗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马尔萨斯。
布劳格曾在《经济学方法论》一书中指出：“我们也要注意人们承认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是‘其他方面的冲动’的理论之一。 人们经常忘记，在马尔萨斯的理论中，人们对生活资料的压力基本上是由于他所谓的人自身的再生产的非理性‘热情’造成的，这种...全部
非 理 性 与 经 济 理 论
张 雄
关于市场经济非理性问题的研究，尽管在经济学界至今很难发现专门系统的经济非理性理论著作，但涉及非理性问题的有关经济学文献还是比比皆是的。这些文献为国内经济非理性理论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十分有价值的参考。
翻开各种俯拾即是的近代经济学理论著作，人们发现，最早谈及非理性经济问题的是英国庸俗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马尔萨斯。
布劳格曾在《经济学方法论》一书中指出：“我们也要注意人们承认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是‘其他方面的冲动’的理论之一。
人们经常忘记，在马尔萨斯的理论中，人们对生活资料的压力基本上是由于他所谓的人自身的再生产的非理性‘热情’造成的，这种理论很难和人是一个精打细算的经济代理人这种古典观点相一致。”(1)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首先建立在理性人性论的批判的基础上,其目的旨在消灭理性时代的幻想。
他认为，边沁和早期经济学家把人类视为理性的动物，能够用快乐和痛苦的单位计算最大限度的幸福这一理论是违反真实人性的谬识。他说，“葛德文过分把人当作一种仅仅是理智的生物”－－洛克、魁柰、斯密、边沁以及理性时代的其他哲学家实际上也都是这样。
把人当作一个“理性的存在物”就像“计算一个在真空中降落的物体的速率。”实际上，人是一种“复合动物”，他的“情欲对于人类理智作出的决定将永远是一种干扰力量。”实际上肉体的倾向通常支配他的理性。(2)因此,马尔萨斯把非理性因素--情欲引进了经济学,他不是像边沁那样,由理性的人用来计算力量、或然性、供给和需求、最大的幸福和最大的利润，而是认为，有理性的人，真理可以使他确实相信，尽管他可能决定采取一种违反真理的行为，作为一个复合的动物：饥饿……酒……女人，会趋使人们采取种种行动，这些行动所产生的对社会一般利益的危害，他们完全知道，甚至在他们犯罪的时侯就完全知道。
(3)他指出，人不是理性的动物。他们是情欲冲动的和愚蠢的动物，其所作所为完全和理性的劝导相反，否则就不会有人口过剩、困苦、战争或罪恶。因此，在他看来研究经济学，尤其是研究人口理论，必须从现实的非理性的人出发。
马尔萨斯的“非理性情欲”有着认识的深刻之处。第一，他的观点客观上对古典学派提倡的全智全能理性经济人传统教条，不能不是一种研究范式上的具有转折意义上的思考。古典经济学家虽然也看到了人的欲望、习俗、情感的存在，但这些都被理论分析的经济人抽象所遗弃，理性是经济人的全部内容，而非理性则是经济人的外在形式。
实际上，人的理性与非理性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可分割的辩证统一体。第二，在一定的程度上，他已经猜测到恶的历史作用这一历史哲学的重要公理。恩格斯指出：“自从阶级对立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他还指出，“卑劣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动力。
”(4)可是，马尔萨斯与古典学派犯了同样的错误，他在重视人的非理性因素的同时，也把人的理性的重要本质给遗弃了，并且无限夸大非理性因素的作用，把它作为理论分析的出发点，这是极端错误的，也是后来理论家们所不予理会的。
继马尔萨斯之后，约翰。穆勒从经济学推理分析的角度，提出了“干扰因素”这一概念，实际上已暗含着对市场非理性因素的猜测。尽管穆勒在方法论上有着崇尚演绎逻辑的理性分析方法(对此笔者将在下章进行专门评述),但他对“干扰因素”会使经济理论的结论出现矛盾这一事实的揭露是颇有价值的。
在穆勒看来，经济学家应该把特定的经济动机抽象化，这些经济动机如，在受到生计收入限制的情况下使财富最大化，追求闲瑕；但同时又要承认生活中非经济动机(比如习惯和风俗)的存在，即使这种生活是属于经济学的一般范畴的。
他强调，经济领域仅仅是人类行为的一部分，所以，政治经济学往往作了两次抽象：第一次是对真正受到货币收入推动的行为所做的抽象，第二次是对与“其他方面的冲动”有关的行为所做的抽象。他说：“政治经济学原理被运用于某个具体的事例时，就需要考虑这个事例的所有个别的情况；不仅是考察……这个事例中和研究的问题相对应的情况，而且同样要考察这个事例中可能存在的其他情况，对于任何庞大的或具有强烈特点的事例来说，这个情况是不平常的，而且没有落在政治经济学的认识范围之内。
这些情况被称为干扰因素”(5)穆勒认为,由于“干扰因素的影响使得没有学习科学而只是学习政治经济学的纯粹的政治经济学家,当他企图把他的科学运用于实践时他就会失败。”因为“干扰因素”能经常揭开我们理论思考中的差异或错误,这种差异向我们显示了我们原有理论基础本身的局限性,显示了在理论所概括的范围之外,还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或重要领域的存在。
穆勒的分析方法往往把理性方法摆放在政治经济学最为核心、最为基本的方法论坐标上，按此逻辑推论，他提出的“干扰因素”，实际上包含着对市场行为者存在着理性最大化原则的种种偏离的承认，干扰因素是理性无法直接把握的种种情感、习俗、意志、动机等非理性心理因素的总和。
事实上，我们的理性认识经常受到的干扰也正是受非理性因素的影响。
在新古典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威尔弗雷多。帕累托的著作中,我们还可以找到另一种“非理性”的别名,他把它称为“非逻辑行为”。帕累托曾写过一本书来论述他所称的“非逻辑行为”，他把这种行为解释为手段与给定目标没有逻辑关系的行为。
帕累托认为，这种行为包括“很多人类行为，即使在今天最文明的人中也存在。它本能地机械地遵从于习惯。”(6)尽管他坚信“与政治经济学有关的行为……大部分属于理性行为，”帕累托在其所写的《政治经济学手册》中指出，在实际生活中，逻辑行为与非逻辑行为“几乎是混杂在一起的。
”(7)
帕累托曾创立了两种相反的社会哲学,早先他在《政治经济学概要》里，把社会看成是一个“分子”的世界。而10年后，他在《论社会学》里，明确否定了“分子”的社会概念。他不讲个人的“效用”和个人的欲望，而代以“社会效用”和“集体欲望”。
他认为，“社会效用”是“非逻辑的”，“非数理的”，“不能测量的”，“感情冲动的”，康茫斯为此指出，帕累托的观点转变实际上是又一次马尔萨斯式的转变，即从理性的时代转变到“愚蠢”的时代(即非理性的时代,当时人们对非理性持有敌视或贬斥的态度)。
帕累托还从社会学的角度把非逻辑行为分析上升为一种方法论。他认为，社会学研究的是不合逻辑的行动，这个范畴一直为众多社会学家所忽视。非逻辑行动涉及价值观念、信仰和情感等领域。显然帕累托所强调的都是非理性的一些重要因素。
在他看来，决定社会行为的因素有两类：一是“恒定因素”，一是“转化因素”。前者与人的某些本能相一致,是维持社会秩序的基本情感的体现;后者与人的行为反应相一致,表现为个人解释自身行为和信仰的合理化方法。
帕累托非逻辑行为分析法，对后来的思想家们注重社会行为的非理性因素的分析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和帕累托几乎同时代的美国经济学家索尔斯坦。本德。凡勃仑，是第一位从非理性的方法论角度构建他的经济理论体系的人。
按照贝克尔对经济非理性概念的解释，非理性乃是对最大化的偏离，(8)凡勃仑的分析方法已不是理性最大化范式的摹本，他从制度分析的角度，强调了制度因素对经济最大化偏离的影响。其思维原点和分析的概念性工具，不是理性经济人，而是人的“本能”和人的“习惯”，这恰恰是哲学意义上的两个重要的非理性因素。
在他看来，经济发展必受各种制度的制约，所谓制度是“广泛存在的社会习惯”，而习惯又是从人类本能产生的，所以制度归根到底是受本能支配的。他认为，本能树立人类行为的最终目的，推动人类为达到这种目的而作努力，理智、理性则不过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方法。
个人和社会的行动都是受本能支配和指导的。这些行动逐渐形成思想和习惯，进而形成制度。制度一旦产生，就对人类活动产生约束力，本能所产生的目的也就在已经形成的制度中得到实现。
凡勃仑认为，对社会经济生活和制度起决定作用的本能分为三类：1)父母的天性;2)工作的本能;3)随意的好奇心。
(9)他照此三类考察了财产所有权制度和生产技术制度。他指出，财产所有权制度起源于第一种心理本能：侵占与劳役之间的差别,与男女两性之间的差别正相一致。人类正是从男性奴役女性的心理习惯中,产生了最初的财产所有权，并构成了财产所有权延存的思想基础。
同样，生产技术制度出自人类工作的本能，满足着这一本能的需要。
凡勃仑的非理性分析图式的另一个重要特征还在于，在对待社会经济生活的进化问题上，他不主张黑格尔的理念计划指向一个预定目标的理性主义分析方法，这种方法给人以预成论、决定论的思想投射，它恰恰与古典派讲经济事实的平衡和协调的静态学说一脉相成。
他主张达尔文式的进化观念，把社会经济活动的变迁视为没有预定的目标，而是一种因与果的连续，没有任何趋向、任何最终的极限或者完成点，它是“盲目的累积的因果关系”，它是各种文明的起伏，而不是一种文明单线直进的过程。
在这里，凡勃仑所强调的恰恰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偶然性、无序性、对规则秩序的偏离性，更进一步说，是历史过程中的非逻辑、非理性因素对历史进化的支配性。
凡勃仑对非理性因素的重视，并未达到对非理性概念自觉运用的高度。
换言之，他还不善于直接运用非理性概念来准确概括和表述他的非理性分析方法。在这一方面，他与另一位美国经济学家加里。 S。贝克尔(Gary。S。Becker)相比，就显得相形见绌了。
1962年，贝克尔在颇有影响的《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专题论文：《非理性行为和经济理论》(Irrational Behaviour And Economic Theory)。
这篇论文在西方经济学界影响很大，后来被收进贝克尔的经济学专著《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一书中。(10)在这篇极为难得的非理性经济学论文里,贝克尔共论述了四种观点:
其一，经济生活中不仅有理性行为，而且有非理性行为。
他批评一些人对此问题理解所持有过分偏激的态度，要么认为，在一个惨酷竞争的世界上，唯有理性行为才有更大的生存机会；要么强调“理性”一词代表一种过了时的心理学、一种能掐会算、一套享乐主义动机以及一些现实中根本就不存在的行为。
他说，他写这篇文章目的在于说明，现代经济学的重要原理如何从一般原则中产生出来，这些原则不仅涉及理性行为和具体事例中的生存行为，而且涉及大量的非理性行为，在他看来，“经济理性很能相容于非理性行为，这一点超出了人们的预料。
”(11)在文中他明确指出:“由于市场理性与家庭非理性的相容性，家庭理论无需简单地再现市场。如果用繁荣的物理学中的例子做一类比的话，那么可以说，分子运动的理论不是大型物体运动的简单再现：宏观物体的平缓的、‘理性’的运动是无数的反常的、‘非理性’的微观物体的运动造成的。
”(12)
其二，对非理性概念给予定义：“广义的非理性行为包括处于极端情形的怠惰行为和冲动行为。”他举例说，“一方面，家庭常被说成是感情用事、反复无常，不能摆脱怪念头的羁縻；另一方面，家庭又被说成是怠惰成性、墨守陈规和反应迟钝的。
一种观点认为，货币冲动造成一系列混乱的、无法引导的变化；另一种观点认为，过去的情况很少容许当前的变化或选择。种种非理性行为这两种极端之间，这些行为部分地取决于过去的冲动、部分地取决于当前的冲动。
”(13)
其三、提出了怠惰和冲动两个非理性行为的模型。在他看来，冲动行为可以用一种概率模型表示，在该模型中，决策可以取决于多面骰子的投掷。怠惰行为模型其决策尽可能地取决于过去的情况选择。
模型的数学依据是一阶马尔科夫方程。
其四、市场非理性经济单位(厂商、家庭或个人)因机会的变化往往被迫作出理性的反应,这说明古典理性经济人与西蒙的“有限理性人”之间有着可相容之处，用贝克尔的话说，“怠惰厂商及其他形式的非理性厂商也能够再现古典经济学的著名原理。
”对此他作出这样的解释：从竞争到垄断的变化可使生产机会集合转向较低的产出，反过来又鼓励非理性厂商降低它们的产出。边际收益函数的影响充其量是第二位的，因为该解释总是针对最大化利润的厂商作出的。
显然，贝克尔一方面专门提出经济非理性行为希望引起经济理论界的重视，另一方面，他从骨子里仍然不全面抛弃理性经济人教条，他更多地希望能把经济理性与非理性有机结合起来，并用市场的理性去整合经济单位的非理性行为。
应当说，贝克尔的观点是比较中肯和全面的。
如果说，贝克尔用极端温和的态度把非理性正式纳入到经济学理论研究中，那么，著名的经济学家H。西蒙则是用极为严厉的批判形式把经济学理论研究的程序作了彻底改变：对待传统的理性经济人教条给予不留情的批判，只是在很小的空间里保留着它的发言权，而把非理性概念作为他的理论体系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整套、系统的“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说的观点。
西蒙把“有限理性”直接解释为贝克尔的“非理性”。他在《现代决策理论的基石》中指出：“贝克尔在一个脚注中写明，他所谓非理性，指‘对效用最大化的任何偏离’。因此，我讲的‘有限理性’用贝克尔的术语来说，就是‘非理性’。
”(14)他在《现代决策理论的基石》一书中考察了非理性在经济理论中的当代地位。他说,本世纪50年代中期，经济学界已经提出了一种有限理性(非理性)学说，成为古典的全面理性论的替代理论。该理论经过了相当多的经验研究，实证结果表明，企业真实决策过程同有限理性说的假定非常一致，但它不符合全面理性的假定。
不少经济学家开始重视决策行为偏离最大化的非理性现象，并构成了自己的整合非理性决策的有关对策理论。如赛叶特和马奇的理论，鲍莫尔的满足最低利润约束条件的销量最大化理论，马里斯以增长速度表述目标的企业模型，莱宾斯坦将产量控制在理论可达量之下的“Ｘ－低效”理论，威廉。
森的交易费用论，拉德纳的寻求满意显示模型，等等。但是，西蒙严肃地指出，尽管时代精神的许多方面有利于非理性经济理论研究的发展方向，历史却并没有沿着这种笔直轨道前进。不可忽视，在经济学界仍存在着一股强烈的反行为主义潮流，试图在方法论上维护古典理论。
尤其是，数学知识和技能在经济学界迅速传播，使古典理论发展到了深奥而漂亮的新高度，经济学家们只会追求优美的公式，而推迟了他们对现实世界粗俗一面的认识。为此，西蒙对非理性研究发出如此感叹：“在经济学帝国的心脏地带，人口更加拥挤，而其他地方的肥沃土地则仍旧有待耕耘。
”
西蒙对非理性经济理论研究的贡献突出反映在他对非理性决策发生的认识论原因作了深刻的揭示。
首先，他从市场行为者认识的本质特征来说明，偏离最大化的非理性反映形式乃是人的认识本质所规定的。
他说，在人的行为模型里，人的决策不是非最终达到极深刻的地步不可，不是必须囊括全部价值，并把每个问题都同世界上的其他所有问题联系在一起。实际上，我们生存于其中的这个环境，而且一切生命也皆生存于其中的这个环境，乃是一个可以近似分解为各个独立部分的环境。
他例举了棋手决策过程具有偏离最大化的非理性性质的例子。任何下棋高手在选择一步走法或一个策略时，所考虑的可能走法或策略(从指定状态出发的按续走法或策略)不会达到100种之多。实际上,棋手不会去考虑全部可能策略并从中选取最佳者,而只不过构造和检验相当少的可能策略；他一旦发现了一个满意策略，就立即做出抉择。
所以，追求全智全能理性决策模型的人，其理论的假定是把所有的条件和约束都归于理性活动者体外的环境，而正确的非理性决策模型则认定，作为信息处理者的活动者本身的局限性，就是非常重要的约束。他在书中结语部分给出了这样的结论：人类理性，较之它作为探索特定的局部需要和问题的工具而言，远不足以成为构造和预测全世界系统的一般均衡模型，或者创造一种包罗一切时代的所有变量的宏大总模型的工具，从隐含在主观预期效用理论(SEU)的理性模型的那种奥林匹亚山神般的图景中，我几乎见不到多少有益之处。
其次，他揭示了市场非理性决策的三个重要的认识论方面的原因。其一，在需求函数、成本函数中客观存在着市场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因此，关于活动者完全了解这些函数的假定，就代之以活动者完全了解其分布的假定了。
假定方面的这种变化，会使求解最优量的计算变得困难得多。他说，无论不确定性的起因如何，其结果是一样的，那就是，不得不在决策过程中以近似代替精确。其二，市场行为者所具备的有关备选方案只能达到不完全信息状态。
所以，决策问题不可能是最大化选优问题，只能是按照当下的满意尺度来进行。决策活动变成了活动者应花多大力量进行信息搜索的问题。而信息搜索本身是以付出成本为代价的，所以决策过程难以实现理性状态。其三，成本函数或其他环境约束极其复杂，致使活动者无力计算最佳行动方案。
换言之，对决策信息的计算愈是追求精确愈是加大计算过程的复杂性，而有些信息的处理是无法实现有序计算程序。因而偏离最大化的决策形式是极易发生的。总之，西蒙认为，不确定、不完备性和复杂性“使全面理性不可能。
对这些情形来说，寻求最优的途径变成了近似的优化途径－－大刀阔斧地简化真实世界的情景，使之达到决策者能够处理的地步。‘寻求满意’的途径，则是在不同方面上简化真实情景，它保留了较多的真实情景的细节，但试图作出满意的决策，而不是最优的决策。
一般而言，我们无法预料它们当中哪个能导致更好的决策(以实际结果判断)。但至少对下棋来说,高明的棋手显然认为,‘寻求满意’要比‘近似求优’更有用。”(15)
西蒙的上述观点在西方厂商理论或企业经济学上，占据着强大优势，瑞典皇家科学院197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公告指出：“现代厂商经济理论或管理研究，大多数是以西蒙的思想为基础的。
”(16)可是英国著名经济学家G。M。霍奇逊在其著作中肯定了西蒙对非理性经济学研究的贡献,又感到西蒙对新古典理论的这方面的批评还是不够彻底。他在《现代制度主义经济学宣言》一书中指出，“行为主义者的领袖赫伯特。
西蒙对新古典主义的理性概念提出了有力的批评，但是，行为主义者的替代概念在有些方面与这种正统模型并无太大区别。行为仍由原因决定，这一推理过程就是个人从自己的既定前提和知识中进行有意识的符合逻辑的演绎。
” (17)在霍奇逊看来，经济学对非理性问题的关注之所以有难度，原因是经济学家对于理性概念有着根深蒂固的偏见。用他的话说，经济学家在使用理性这个词时比其它社会科学家更为傲慢。他们经常断言，任何非理性行为的说法都是有损于人类威望的或荒唐的，唯有理性才是市场运作的客观法则。
实际上，“最大化远不是典型的，而非理性的行为甚至在经济领域更为普遍。”“由于行为不必于推论过程紧密相连，非理性的程度可望扩大。”那种无限放大市场行为者的理性能力，是对市场的无知和对行为者认识过程的误解。
他还引用了阿罗的一句话：“如果所有其他人是‘非理性’，没有理由认为理性便能赚钱，至少短期内是这样。”霍奇逊接着指出，“结果是，在一个许多角色都是‘非理性’的世界中，没有充当的理由认为‘理性’的角色相当于其它角色会繁荣、生存和有数量上的增长。
”(18)
霍奇逊从哲学、心理学角度论证了人的行为决策不可能达到全智全能的理性程度。他认为，经济学家对理性和非理性理解的偏见深层原因来自他们对人脑处理信息加工原理的认识缺乏像哲学家、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那样熟悉的讨论。
“经济学家们常常口头上对‘信息问题’给予关注，但把信息只当作在每个人的头脑里流出来的液体，这是对经济过程中信息的重要性的一种重新认识，但是，它是对信息本身的一次容易引起误解的、错误的处理，因而最终导致了错误和混乱。
”实际上，市场信息的 取和加工，一要感觉材料，它需要大量杂乱的听觉、视觉材料组成；二要理性分析的框架，对信息进行有价值的筛选和提炼；三要有“约定速成的知识加以补充和整合。在市场行为者的决策机制中，由于认识和思维过程是一种复杂的多层系统，，而行为本身又是根据不同思维层次发生的，有时行为是经过深思熟虑后的行为，有时则是无意识状态所激发的非理性行为。
霍奇逊的经济非理性观点，准确地说，还只是一种态度，他没有创立像西蒙那样有一个属于自己理论的中心概念和理论构架。在这方面、能够与西蒙并驾齐驱的(只是就开拓非理性研究的学术精神而言)是美国经济学家哈维。
莱宾斯坦。他的经济非理性“Ｘ－－低效率”理论在当代西方经济学界有着很大反响。概括地说，其非理性理论有三点值得提及。
第一，他认为新古典理论描述的企业营运方式与现实完全相违：1、企业不是内部有效率的，即只要将工厂的内部组织进行调整，产量就会增加；2、企业不是利润最大化的，即厂商并不按边际分析原理经营；3、存在着劳动和资本以外的某种东西在工业化国家的增长率中发挥作用。
所以，市场普遍存在偏离最大化原则的非配置型低效率现象。
第二，任何经济行为者存在着非理性行为。这是因为，任何个人都具有双重性，即个人的行为，一方面具有努力追求最大化的理性倾向，“这种努力是经过计算的和注意细节的。
换言之，这方面的人格是我们‘理性的’自我，是在决策前使用‘严格的’决策程序的那部分自我，”即“超我功能”(superego function)。(1)另一方面，又具有不努力追求最大化的非理性倾向，即“本我功能”(idfunction),也就是“使用‘松散的’决策程序，遵循我们的‘动物精神’。
”“就是这个本我功能导致我们‘不受约束’，就是说，使我们不愿意(但不一定能够)去计算,去注意细节和采取理性行为。”(2)这两种倾向的存在，说明新古典所谓的完全理性的经济人只能是一种极端的和个别的情况。
而在多数情况下，人们的决策则采取依赖于习俗、惯例、模仿的形式(这些形式明显具有偏离极大化的特征）。这就是说，个人的行为既包含理性因素，又包含非理性因素。因此，应该用极大化、非极大化(理性和非理性)假设来替代新古典的唯一极大化假设。
第三，任何企业内部存在着非理性现象。企业生产过程不是一种预先理性设定的机械过程，企业也不是一部将投入变为产出的高效率理性转换器。在企业运行中，上司、同事和传统等因素都会对企业个人的努力水平发生影响，从而导致个人行为的最大化偏离。
尤其是个人自身的偷懒行为以及“免费搭车”行为，都会带来企业的种种非理性现象，它严重地影响着企业最大化效率的实现。
莱宾斯坦的观点引起了不少经济学家的兴趣，他的《超越经济人》(Beyond Economic Man)新著出版,实际上把X低效率的非理性经济理论摆放到与新古典学派分庭抗礼的位置。
这对于经济学长期崇尚理性分析方法的传统来说，莱宾斯坦的“X低效率”理论和西蒙的“有限理性”说，不能不是两发反理性主义传统的重磅炮弹。
非理性问题不仅在制度学派、行为主义厂商理论那里得到重视，而且对于经济心理学家来说也是一个颇感兴趣的课题。
皮埃尔－路易。雷诺身为斯特拉斯堡路易。巴斯德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一直对非理性问题十分关注。他的理论主要建立在雷诺模型基础上。在考察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关系时，雷诺设定了一个中间层次，以便强调人的心理、精神层面的质量因素对经济运行的影响。
他的具体模型表示：经济增长中相当大的动力因素与市场行为者的精神因素(理性和非理性)相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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