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要培育杂交水稻？

谁是杂交水稻之父？

20世纪70年代，在东方文明古国的广阔土地上，爆发了一场震撼世界的“绿色革命”， 中国培育成功被誉为“第二次绿色革命”的杂交水稻，已经增产了几百亿公斤粮食，并在亚洲、非洲、美洲许多国家推广成功，被公认为是继墨西哥矮秆小麦培育成功之后又一项对 解决世界性粮食短缺有重大意义的科学发明。 为获取这一胜利立下头功的，是湖南省农 业科学研究院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主任袁隆平（1930—）教授。袁隆平是湖南人，出生于一个普通农民家庭，自幼参加田间劳动，热爱乡村的一草一 木，也体会到每粒稻谷所含的艰辛。 他于1959年在西南农学院农学系毕业后，就来到湖南黔阳农校担任遗传育种教师。利用杂种第一代的优势提高农...全部

  20世纪70年代，在东方文明古国的广阔土地上，爆发了一场震撼世界的“绿色革命”， 中国培育成功被誉为“第二次绿色革命”的杂交水稻，已经增产了几百亿公斤粮食，并在亚洲、非洲、美洲许多国家推广成功，被公认为是继墨西哥矮秆小麦培育成功之后又一项对 解决世界性粮食短缺有重大意义的科学发明。
  为获取这一胜利立下头功的，是湖南省农 业科学研究院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主任袁隆平（1930—）教授。袁隆平是湖南人，出生于一个普通农民家庭，自幼参加田间劳动，热爱乡村的一草一 木，也体会到每粒稻谷所含的艰辛。
  他于1959年在西南农学院农学系毕业后，就来到湖南黔阳农校担任遗传育种教师。利用杂种第一代的优势提高农作物产量，是实现农业生产突破的最经济、最有效的技 术手段。早在三四十年代，美国就推广了杂交玉米，50年代，墨西哥又出现了矮秆高产的杂交小麦。
  但是自20年代以来，育种学家们培育自花授粉的水稻杂交优良品种的工作却 一直没能获得成功。袁隆平在农校一边结合教学，及时了解外界水稻育种动态;一边细心观察周围稻田具有特殊性状的植株。I960年他在培育高产稻种试验中，发现了一株天然 杂交水稻，他决心培育出人工杂交水稻。
  1964年夏天，他首次发现了雄性不育株，以后又率先提出了通过培育水稻三系（雄性不育系、保持系、恢复系）进行杂交的设想，并含辛茹苦地加紧进行田间实验。1973年，终于突破难关，在世界上第一个育成强优势籼型杂交水稻,1974年和1975年在南方多处试种效果良好,1976年后开始大面积推广。
  从此，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实现利用水稻杂交优势的国家。国内外的生产实践证明，在同样条件下，杂交种比一般良种增产20% — 30% ,高的达50%以上。1980年，籼型杂交水稻作为我国第一项出口专利转让给美国，很短时间内为许多稻米生产国引种。
  为了表彰袁隆平对国家和人民作出的杰出贡献，1981年国家科委向他颁发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特等发明奖。1985年，联合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向他颁发了发明创造金质奖,198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他科学奖，1988年又在英国伦敦荣获国际朗克基金奖。
  国际友人赞誉他为“中国杂交水稻之父”。“反潮流” 口号对当时的中国教育界产生了什么影响1974年的初春，中学生像“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红卫兵一样，轰轰烈烈地造起反来。几乎一夜之间，北京市中小学校的玻璃窗被砸得粉碎，教室的桌椅板凳也被毁坏不少。
  这群患了“政治甲亢症”的学生，在幕后政治人物的调唆、激励之下，引领出所谓的“反潮流”。张铁生、黄帅是“反潮流”的代表人物。其实，这一切还得从早几年说起。在高校招生开始重视文化考查的意见刚出台之时，许多知识贫乏的青年人感到迷惘不堪，辽宁的张铁生趁此机会大大地露了一回脸。
  1973年6月，他在参加兴城区的文化考试时，因得分太低人学无望，便在理化试卷的背后给领导写了一封满腹牢骚又自我吹嘘的信。时任辽宁省委书记的毛远新借此大做文章，称张铁生交白卷的背后是“对大学招生路线的发人深省的答卷”，于是，张铁生在一夜之间成为闻名全国的“白卷英雄”。
  其实，当时张的语文考了 38分，数学考了 61分，理化考了 6分，均非“白卷”。张铁生的闹剧被毛远新当做“有棱有角的石头”砸向周恩来的现代教育思想，原本可以恢复的正常形态的文化教育再一次被扫进“读书无用”的垃圾堆。
  中国再一次陷人自我蒙昧的年代。继张铁生之后，河南省15岁的初二学生张玉勤也在英语考试中交了一张白卷，白卷背面写着一首“著名”的打油诗:“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学ABC,也能做接班人，接好革命班，埋葬帝修反。
  ”张玉勤被学校批评后竟投河自尽。她的死使该县280人受到株连，其班主任在1974年1月被判刑两年。1973年12月，《北京日报》上发表了北京小学生黄帅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她对班主任老师的管束提出质问和批评，因而被树立为反对“师道尊严”的小英雄，成为20世纪70年代“反潮流”的象征，黄帅形象和黄帅“日记”自然是有人故意推波助澜。
  不久，《北京日报》就称她为“反潮流的小英雄”，全国教育界一片沸腾，由此而导致一些学校出现“干部管不了，教师教不了，学生学不了”的混乱局面。作为“反潮流”这一潮流的必然结果，1973年国务院科教组对631名教授进行突击考试，结果及格者寥寥。
  随着“师道尊严”斯文扫地，几千年行之有效的教育传统遭到致命重创，弄得中国有些为人师表者10多年后也抬不起头来。张铁生的“首义”、张玉勤的死、黄帅的呼应，共同构成了 1973—1974年中国青少年一代的情感倾向。
  于是，“白专道路”人人喊打，知识成为人世间最无用、最卑鄙的事物。那个年代的荒诞风景，让人感慨又无奈。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