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和民国有几大奇案?具体是哪些?
清朝四大奇案之《东乡血案》：李宗羲私查暗访奏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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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开县之窗
《东乡血案》中手无寸铁的无辜百姓被清朝官兵屠杀数千人，受连累的乡民数万计，且前后历进五载始真相大白予平反。 其代表人物袁廷蛟是今宣汉县中后河陈家坝人，清溪四望山人、马伏山交汇处（今属南坪乡）家有薄田数亩，务农为生，略通文墨，为人仗义，办事公道，颇为乡民拥戴。
清康熙年间，本县一武生王维刚因不满地方官吏不按政府规定任意加收税赋而上京告状，后康熙皇帝亲自批示：“许每...全部
清朝四大奇案之《东乡血案》：李宗羲私查暗访奏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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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开县之窗
《东乡血案》中手无寸铁的无辜百姓被清朝官兵屠杀数千人，受连累的乡民数万计，且前后历进五载始真相大白予平反。
其代表人物袁廷蛟是今宣汉县中后河陈家坝人，清溪四望山人、马伏山交汇处（今属南坪乡）家有薄田数亩，务农为生，略通文墨，为人仗义，办事公道，颇为乡民拥戴。
清康熙年间，本县一武生王维刚因不满地方官吏不按政府规定任意加收税赋而上京告状，后康熙皇帝亲自批示：“许每两银子折合一千四百文，永著为令，立碑铭之”，并在东乡县衙门口将此批示铸铁碑让百姓监督地方官吏按此施行不得任意加征。
但是，至清嘉庆年间为了镇压白莲教大起义而扩充军费以来至光绪初年却增加到十倍以上，地方贪官污吏并在征收正税的同时任意巧立名目中饱私囊。百姓们又正值水旱灾害，民不聊生，饿殍遍地，怨声载道。
1872年8月，袁廷蛟为众人出头同其舅父李经良一起上京状告地方贪官任意加征的劣迹。
然而误投到北京步军统领衙门，被押送成都。四川提督吴棠不问青红皂白竟给李、袁二人扣上“违例上控”的罪名，将李经良杖责一百大板，戴枷示众一月，袁廷蛟减一等，杖责九十，戴枷示众二十五天，交由地方官发落。
第一次告状失败，袁廷蛟受此侮辱非但斗志不减，反而更加坚定了决心，等待时机，定要为人民伸冤诉屈。
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五月十九日，率乡民七、八百人高举“粮清民安”大旗驻扎东乡县城河南岸观音岩向县令提出减粮税、算粮帐。
不数日附近乡民徐徐响应逐步增至二三千人，沸沸扬扬，声势浩大。
本来袁廷蛟为要求地方官员当众算清粮帐，减免不按朝廷规定数额任意加征的部份，这个行动完全是合情、合理、合法的，并不是借机造反。
然而县令孙定杨却火急禀告上司请兵说成是乡民聚众闹事。绥定知府易荫芝，于是亲自带兵来到东乡。
易荫芝到东乡见到民怨沸腾，群情激愤，恐操之过急，激起民变乃密谋用计诱捕袁廷蛟等农民领袖。
于是派人与袁协商许愿明年按袁的要求，以钱二千五百文完粮一两，然后叫民众派代表赴绥定府核算历年粮帐。
经大家协商，袁廷蛟派邓洪熙等八名代表到绥定府对质算帐。但到知府后代表遭扣押，官府以此要挟；袁廷蛟得此消息后带乡民数千人到知府衙门，要求释放八名代表。
知府易荫芝害怕民众激而生变，被迫暂时释放八名代表。袁廷蛟率领乡民继续驻扎观音岩不达算清粮税目的，绝不收兵；东乡知县孙定杨再次扩大事实上报东乡袁廷蛟聚众谋反，这样一来绥定知府易荫芝派兵到东乡，并上报到成都请兵，四川总督文恪以东乡为白莲教首义之区，称东乡是不服王代的“盗匪渊薮”，决定派兵镇压以避免“白莲教”式的农民起义又一次在东乡爆发，于是命提督李有恒带兵四千五百到东乡驻剿，起初总兵谢思友到东乡后尚能调查实情并未擅自剿杀并将实际情况向李有恒反映，然而想用百姓鲜血染红其顶子的李有恒拒不采纳，于是比较廉正的谢思友和川北游击金德成各率所部离开东乡回归原处。
开剿的当晚，袁廷蛟及其子袁能柏一同从清兵的天罗地网中舍命而逃，几经周折到达北京，在达县人时任浙江、广东、广西监察御史的吴镇支持下，由吴镇向朝廷奏报“东乡血案”真象。
光绪帝降旨“令文恪一并查奏”，代理四川总督文恪却极力为李有恒辩护，奏称袁廷蛟煽动乡民叛逆朝廷与清兵对抗……文恪奏折前后矛盾不能自圆其说，朝廷下旨将绥定知府易荫芝降职，将袁廷蛟从北京押回四川，总督李翰章（李鸿章之兄）和文恪共理此案。
由于“东乡血案”震动全国影响极大，一些正直的京官，如：吴镇、李廷萧等接连上奏朝廷指出文恪的奏疏疑点甚多，矛盾百出。李廷萧等奏章逻辑严密，论证清晰，颇有说服力，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为之心动。
狡猾的文恪在奏疏中却把错杀东乡人民的责任推在原总督吴棠的身上，妄想以吴棠与慈禧之间的关系为提督李有恒开脱罪责。
文恪惴知慈禧太后势必袒护吴棠，则自己亦必受护屡在奏章上持吴棠有“非示以兵威无以资震抚”之说，想以吴棠这个死人为自己代过。
事隔一年，即光绪2年（1876）秋，朝廷调湖广总督李翰章督川，尚未办好交接手续，光绪三年（1877）正月清廷忽又调李翰章回湖广任上，文恪调离四川任山东巡抚，原山东巡抚丁宝祯改调任四川总督。
原来是文恪重金贿赂太后身边亲信活动与丁宝祯对调以使双方都在新的任所为各自的原任的弊端进行互相回避。丁宝祯督川后对“东乡血案”基本上维持文恪观点而上报朝廷。慈禧以“此案重大，人命攸关，朕亦何敢专之，其下部议，仰六部九卿道员各公同审查，以昭平允，而成信谳。
”
但各有关衙门官员大多数不敢赞同丁宝祯观点，不予在有关文字上画押，而且满朝文武对“东乡血案”议论纷纷，轰动朝野。于是，翰林院侍讲学士张佩纶（李翰章女婿）等官员奏请再次复查，慈禧又命两江总督李宗羲前往东乡私查暗访。
李宗羲，开县人，素有清名，因阻慈禧不顾国力修造圆明园未获采纳而托病在家养病。因谏对“东乡血案”早有所闻，接旨后立即派次子悄悄入东乡暗访。次子在县城文昌宫与王道士结识，王将“东乡血案”真象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李宗羲次子回开县禀告了父亲。
光绪四年（1878）四月李宗羲带随从一名借到东乡黄金口省亲为名继续复查此案，掌握了确凿证据认定“东乡血案”确系全国特大冤案。但此案若揭露必得罪一批权势显赫的大员。通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正直的清官--两江总督李宗羲终于下定决心不顾丢官杀头的危险，冒着炎炎烈日将调查到的实情秉笔直书奏达朝廷。
慈禧准奏以“丁宝祯轻纵案犯，降为四品顶子，仍署四川总督以观后效。”
然已经收监待罪的四川提督李有恒之母到北京，为李有恒喊冤，诬指李宗羲与袁廷蛟等有亲谊关系，其子收受袁党贿赂……等，妄图混淆视听。
清廷又令四川将军恒训、四川总督丁宝祯复查据奏。
当此玄黄未定，密云不雨的时刻，慈禧又接四川学政张之洞奏称绥定府所属全体考生（秀才）在试卷上书诉“东乡血案”真象与李宗羲所奏冤情相符，奏请朝廷早日平反惩办元凶，经平民愤。
五个月后，光绪五年（1879）十月初十，慈禧太后命刑部将此案平反昭雪判决如下：
一、袁廷蛟引贼劫掠，罪犯应斩；惟衅起闹粮仇斗，并非叛逆，众寨民自非叛党；
二、已革知县孙定杨、提督李有恒，均着暂监候，秋后处决；
三、张裕康、冉正杓怂恿发兵，造成惨案，发往新疆充当苦役，永不准释回；
四、刘道泉、王照南、雷王春纵军杀掠，发往黑龙江当苦役；
五、李开邦、吴芳体、向若璠发极边足四千里充军，永不准释回；
六、知府王元普、知县周翰襄办此事，始终因循，不行据实禀覆，实属溺职，即行革职。
同时还对文恪、丁宝祯等大员均有惩罚。丁宝祯恐袁廷蛟翻供或拖延遭赦减等，遂于光绪五年十一月在成都狱中暗杀袁廷蛟并毒死其子袁能柏达到杀人灭口，挖根断苗的目的。
“东乡血案”历时数载，历经磨难，虽经平反，然而其农民领袖仍被斩杀。
可见其封建统治阶级对袁廷蛟是多么可怕，他们怕东乡再出现“白莲教起义”，推翻他们的封建统治，提到“东乡”，清政府就心有余悸，所以对这位敢于为民出头的代表人物袁廷蛟下此毒手。
袁廷蛟为大多数人民牺牲了，但是他们这种反抗封建统治的精神却在人民心中留芳千古。
由著名剧作家有巴蜀怪才之称的魏明伦先生，根据《东乡血案》改编的《巴山秀才》先后搬上了戏台和银幕。
所谓“清宫四大奇案”是指“太后下嫁”、“顺治出家”、“雍正被刺”和“狸猫换太子”。这里就这四大奇案，作一简括的介绍和回答。
一、太后下嫁
太后下嫁就是太后下嫁摄政王。太后是指清太宗皇太极之妃、世祖福临的生母，卒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被谥为孝庄文皇后；摄政王即指摄政睿亲王多尔衮。孝庄文皇后系多尔衮之兄嫂，弟妻兄嫂，按照汉人道德观念来看，是一件太不光彩也太不文明的事。
有清一代，对此讳莫如深，求其明文记载则无有也。
但清末才刊行的《苍水诗集》有句云“上寿称为合卺樽，慈宁宫里烂盈门；春宫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即是指太后下嫁这件事说的。
诗作者张煌言是清初人，与多尔衮同时，所说当有所本。另据《朝鲜李朝实录》仁祖二十七年(1649年，清顺治六年)二月壬寅，亦有“皇父摄政王多尔衮”这样去“叔”字改称“皇父”的记载，它间接地透露了多尔衮称皇父“已为太上”与太后相对称，正是太后下嫁的一个旁证。
何况多尔衮之改称“皇父”不但明载于《清实录》与蒋良骥《东华录》等书中，即当时流传到今的许多档册和文告中，于抬写皇上处，一并抬写摄政王，而摄政王之上，或冠以“皇叔父”，或冠以“皇父”字样。
我们也不要忘了另一个事实：满洲入关以前的社会性质虽已由奴隶制迅速向封建制过渡，但很早很早以前女真人的落后习俗，如弟娶兄妻、妻姑侄媳的一些群婚制的残余，延续到入关初年，也是不足为怪的。
那么，太后下嫁这件事是可以相信确有其事的。
二、顺治出家
史载顺治十七年(1660年)八月十九日，皇贵妃董鄂氏薨。世祖福临哀悼殊甚，为之辍朝者五日。旋即下谕追封为皇后。董鄂氏仅仅是个贵妃，为什么要这样滥加谥号，并晋封她为皇后呢？
有的人于是以讹传讹，说这个妃子是明末人冒辟疆的姬人董小宛，当清军入关之初，被掠至京师，后入宫，赐姓董鄂氏，跟着又册立为贵妃。
谁知董氏入宫之后，竟以不寿卒。然世祖之于董贵妃，宠冠六宫，莫与伦比，乃红颜薄命，惹得世祖终日闷闷不乐，不数月，遂弃皇帝不为，遁入山西五台山，削发披缁，皈依净土。上述就是顺治出家的由来，历来故老相传如此，是否真有其事呢？
首先我们应该承认清世祖福临好佛，宫中延有木陈 、玉琳王秀二禅师，尊礼备至。
世祖钤章有“尘隐道人”、“懒翁”、“痴道人”等称号，又谕旨对木陈有“愿老和尚勿以天子视朕，当如门弟子旅庵相待”云云。世祖信佛是事实，谁也否认不了的。
其次要说，世祖死去前几个月，适值孝献皇后董鄂氏之丧，世祖哀痛过情，为世所叹异。
因而就有人认为世祖是由悼亡而厌世，终于脱离尘网，遁入空门。从此传为“万古钟情天子”的一段佳话。这是与历史事实不符合的。不错，由于世祖好佛，他死前确实有过要求祝发为僧的念头。但事实上在他死去的前几天，只是叫他最宠任的内监吴良辅去悯忠寺(今北京市广安门内法源寺)削发，他本人也曾亲自前往观看过。
这里还说明世祖当时并无大病。那么，世祖是怎样死的呢？据当事人王熙《王文靖集·自撰年谱》载：“奉召入养心殿，谕：朕患痘，势将不起。”张宸《青王周集》亦称：“传谕民间毋炒豆，毋燃灯，毋泼水，始知上疾为出痘。
”两人所记完全相合，可以互相印证。这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世祖既死于出痘，那么，遁入五台山祝发为僧的说法，就并不可信了。
三、雍正被刺
世传清世宗胤禛暴崩的原因，说法不一，有说是被刺而死的，振振有词。
这一说法究竟可信吗？
说来话长，它起因于雍正七年(1729年)曾静、张熙一案。曾静慕明末人吕留良的为人，以排满复明为职志，因遣其徒张熙诡名投书川陕总督岳钟琪，劝他为祖先(岳飞)举义，不成，狱兴、辞连吕留良。
世宗严加处治，戮留良尸，留良子葆中，时为编修，亦论斩。传说吕留良有一个幸存的孙女，名叫吕四娘，她的剑术之精，冠绝侪辈，立志要为父祖报仇。后来她潜入宫内，终于刺死了世宗，并把世宗的脑袋割下，提着逃走了。
好事的人说是根据鄂尔泰传记的记载，说世宗暴崩的那一天，上午还“视朝如恒，并无所苦”，就在那天下午，忽召鄂尔泰入宫，而外间喧传世宗暴崩的消息已满城风雨了。鄂立刻“入朝，马不及被鞍，亟跨骣马行，髀骨被磨损，流血不止。
既入宫，留宿三日夜，始出，尚未及一餐也”。人们认为，当时天下承平，长君继统(清高宗弘历二十五岁登位)，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要搞得这般惊慌失措的。这就只能说明世宗被刺的说法并非没有道理。
这里需要将真人真事与野史传闻区别开来，曾静、张熙一案牵连的吕留良等人都是真人真事，是历史真实；但提到吕留良的一个孙女，是传说，不是历史事实。
世宗死的年月日是事实，但说他是暴崩，并不见明文记载，也只是传说，目前尚不能证实其事。此其一。
上述鄂尔泰传记所描述的鄂仓皇上朝一段情节，写得惟妙惟肖，好像真有其事似的。但至少在正史记载里，如《清实录》、《清史列传》、《清史稿》等书并没有这类的记载。
当然，没有文字记载，不等于没有这件事；而且直到今天仍无法得到证实，也就不可能确认有这件事；即使鄂尔泰的仓皇上朝是事实，也不能证明世宗一定就是被刺，因为二者并没有必然的内在联系。此其二。
世宗本人好佛好道，“所交多剑客力士”，传说“结兄弟十三人”。
皇帝与人结为兄弟之事，未必可信；但既好佛好道，多交剑客侠士，则炼丹求长生之术，容或有之。求长生吞丹药，以致暴崩，也有可能。秦皇、汉武之事，早有先例在。此其三。
有人建议发掘清西陵的泰陵(清世宗胤禛的陵墓)，看看世宗到底有无头颅，以证实被刺与否。
后因发掘工作过忙，未果，当然，清世宗死于1735年，尸骨早寒，一旦发掘，果能得其一二遗骸，固可定案，但要付出的代价未免太大，也只好等待将来再说了。
四、狸猫换太子
这里指的是清世宗胤禛与海宁陈氏换子的传说。
浙江海宁陈氏，从明末起，累世簪缨。数传至陈之遴，清初降于清，位至极品。稍后，陈氏一家，如陈说、陈世倌、陈元龙等父子叔侄，都是高官厚禄，尊宠备至。康熙年间，世宗时为皇子，与陈世倌尤相亲善。恰巧碰着两家各生一子，年、月、日、时辰无一不同。
世宗听说，十分高兴，命抱子入宫，过了许久，才送回去。陈氏发现，送还的已经不是自己的男孩，而且易男为女了。陈家万分震怖，但又不敢出来剖白，只得隐秘其事。高宗尝南巡至海宁，当天即去陈家，升堂垂询家世甚详。
将出，至中门，命即封闭，并告以后不是皇帝临幸，此门不得再开。所以此后陈氏家中永远关闭其门，从未再开过一次。也有人说，清高宗弘历对自己的身世怀有疑团，所以南巡到陈家，想亲自打听清楚。上述这些传说，盛行于前清末年。
当时革命排满之风最盛，对清代诸帝极事醜诋。传闻异辞，其中真伪夹杂，有必要为之剖辨。
海宁陈氏一家，如陈说、陈世倌、陈元龙父子叔侄，位极人臣，皆是事实：就是清高宗南巡去过陈家，也是事实。
按清制，皇帝到过的人家，经过的大门是必须封闭，禁止再开的。但不能由于有这些历史事实，就说清世宗与陈世倌有以女换子之事了。
清代旗人生子一定要报都统衙门，宗室生子一定要报宗人府，定制十分缜密。
何况紫禁城内，门禁森严，怎么能随便抱子出入宫内？显而易见，这些都是清末汉人在排满的革命浪潮中，无中生有地编造出来的。
。收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