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旺达大屠杀的结局是怎样,怎样制止的?
卢旺达是非洲中部一个仅有800多万人口的内陆小国，然而在1994年，这个国家发生了一场震惊世界的种族灭绝大屠杀，在短短100天里，先后有100万人被杀，成为20世纪人类最惨
痛的悲剧。 1994年4月6日，卢旺达总统、胡图族人哈比亚利马纳的座机被导弹击落，机上人员全部遇难。该事件成为导火索，一场预谋已久的针对图西族人的种族灭绝屠杀随即开始。7日，由胡图族士兵组成的总统卫队杀害了卢旺达女总理、图西族人乌维林吉伊姆扎纳和3名部长。 胡图族民兵四处设卡查看身份证，见到图西族人，不论男女老少全用乱刀砍死。在此后的3个月里，先后约有100万人被杀，其中绝大部分为图西族人，大屠杀不但是卢旺达的悲...全部
卢旺达是非洲中部一个仅有800多万人口的内陆小国，然而在1994年，这个国家发生了一场震惊世界的种族灭绝大屠杀，在短短100天里，先后有100万人被杀，成为20世纪人类最惨
痛的悲剧。
1994年4月6日，卢旺达总统、胡图族人哈比亚利马纳的座机被导弹击落，机上人员全部遇难。该事件成为导火索，一场预谋已久的针对图西族人的种族灭绝屠杀随即开始。7日，由胡图族士兵组成的总统卫队杀害了卢旺达女总理、图西族人乌维林吉伊姆扎纳和3名部长。
胡图族民兵四处设卡查看身份证，见到图西族人，不论男女老少全用乱刀砍死。在此后的3个月里，先后约有100万人被杀，其中绝大部分为图西族人，大屠杀不但是卢旺达的悲剧，更是整个人类的噩梦
联合国曾试图采取行动，但由于美国的阻挠和其它原因始终没能实现。
面对迅速蔓延的屠杀，当时的秘书长加利致信安理会，称除非向卢旺达增派维和部队，否则联合国将无法在那里履行职责。然而，几个月前曾在索马里遭受重挫的美国态度消极，其驻联合国大使奥尔布赖特建议，在基加利保留“最小限度”的存在以显示联合国的决心。
安理会决定象征性地在卢旺达保留270人，职责仅仅是调停停火和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鉴于卢旺达形势日益严峻，加利一再要求安理会重新考虑将大部分维和部队撤出卢旺达的决定，并呼吁采取包括使用武力在内的行动去制止屠杀。
但是，美国并不理会，奥尔布赖特在安理会发言时说，在许多问题尚未弄清之前就向卢旺达增兵是“愚蠢的想法”。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谴责发生在卢旺达的屠杀行为，但是并没有使用“种族灭绝”一词。
在大屠杀持续了近一个半月后，联合国终于决定将联合国驻卢旺达援助团人数增加到5500人，并扩大其行动授权。
此时，联合国开始承认“(卢旺达)或许已经发生了种族灭绝行为”。然而，奥尔布赖特援引“第25号总统令”向安理会其它成员国施加压力，要求在满足美国一大堆条件前不得向卢旺达部署增加的维和部队。
美国人为何一直躲躲闪闪？除了众所周知的“索马里综合症”外，前美国国防部部长助理帮办伍兹的经历或许更能说明问题：克林顿政府上台初期曾指示五角大楼列出世界上可能爆发危机的地方，以供白宫决策使用。
熟悉非洲事务的伍兹把卢旺达和布隆迪问题列进名单，但是，他很快接到了上司的指示：“我们并不在乎卢旺达或布隆迪发生了什么，把它们从名单中去掉。美国的利益不在那里，我们不能把这些无聊的人道主义问题和诸如中东、北朝鲜等重要问题混为一谈。
”
然而，当湖水被鲜血染红、河道被尸体堵塞、媒体将卢旺达大屠杀告诉全世界的时候，美国的态度才开始转变。曾经担任美国国务院政治军事顾问的马雷说：“从4月到6月，(美国)不愿以任何方式卷入(卢旺达危机)。
然而，从7月以后，一种犯罪感开始出现，或许是因为(美国)什么也没干，也或许因为是它阻止了国际社会采取有效行动。”但是，一切都为时已晚。美国总统克林顿1998年3月访问卢旺达，他在基加利机场对大屠杀幸存者发表讲话时婉转地向卢旺达人表达了歉意。
但他似乎并不想让美国显得有什么特殊，只是说“国际社会，包括非洲国家，都必须对这场悲剧承担责任。”
失败，还是失败
卢旺达大屠杀发生后，面对世界的震惊、疑问，那些在纽约、华盛顿、巴黎、伦敦和布鲁塞尔的政治家们也在指责、辩解和自责。
然而，最痛苦的并不是他们，而是曾经亲眼目睹大屠杀的达莱尔将军。2003年10月，达莱尔所写的讲述卢旺达大屠杀的《与魔鬼握手》一书在加拿大出版。他认为这是一本关于失败的书：失败属于驻卢维和部队，因为胡图族极端分子在他们的眼皮底下杀死了100万图西族人和胡图族温和派；失败属于几个西方国家，它们有能力但是却没有及时制止屠杀的蔓延；失败也属于联合国，它没能给身处困境的少量蓝盔部队以支持。
达莱尔在书中流露出深深的自责，作为驻扎当地的部队指挥官，他觉得自己是这失败集体中的一员，甚至是最大的失败者。
对于联合国和外界来说，从卢旺达传出的消息只是一种表述，但对于达莱尔来说却是血淋淋的现实。
在大屠杀开始后的第三天，法国和比利时撤侨部队飞抵基加利，完成任务后迅速撤离，达莱尔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些“吃得好，装备更好”的欧洲人在他眼前匆匆而过。达莱尔再次恳请联合国向卢旺达增派部队，后来的士兵多来自孟加拉国和加纳，装备差且缺乏应对突发情况的能力，整个援助团仅有一部卫星电话。
后来情况越来越糟糕，在大部分维和部队根据安理会的决定撤出后，达莱尔身边仅剩下几百名士兵，而此时的卢旺达已经如同地狱一般：城里缺水少电，街头成了屠场，到处尸横遍野，伤者悲号。尽管条件如此恶劣，达莱尔仍然没有放弃自己的人道使命，他和他的部下所建立的一个安全区使得两万多图西族人和胡图族温和派躲过了杀戮。
大屠杀给达莱尔的精神造成了巨大创伤。在达莱尔看来，许多图西族人之所以在局势恶化的情况下没有选择逃离正是因为他们对维和部队的信任，但结果却遭到了背弃。达莱尔回到加拿大后经常借酒消愁，企图以此来麻醉自己。
他经常无端发脾气，并两次试图自杀。人们曾在魁北克公园的长椅下找到他，他已经喝醉了，像刺猬一样蜷缩成一团。达莱尔经常会跟人提起卢旺达，也经常会加上这样一句话：发生在卢旺达的屠杀其实只需要5000名装备精良、授权明确的联合国部队就能够制止。
但愿噩梦永不再来
卢旺达大屠杀留给世界的教训是深刻的。联合国秘书长安南2004年初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防止种族灭绝大屠杀会议开幕式上说，上世纪90年代发生在前南斯拉夫和卢旺达的事件“特别让人感到羞耻”，因为国际社会有能力却“缺乏采取行动的意愿”来防止这类事件的发生。
他认为，如果国际社会缺乏采取行动的意愿，即使拥有最完善的预警机制也“毫无用处”。
这场悲剧更值得卢旺达人思索。一名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认为，美国只是犯了“不作为”的错误，问题的关键在于卢旺达人自身，是“卢旺达人杀死了卢旺达人”。
此话不无道理。因为历史原因，胡图族和图西族积怨很深，胡图族极端势力正是利用了人们的这种对立情绪。在由卡加梅领导的卢旺达爱国阵线执政后，积极推动民族和解，淡化部族身份，现在卢旺达人的身份证上不再有“胡图族”、“图西族”等字样，而只写明是卢旺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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