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什么是利益解释？什么是因果解释？有何区别？
发展至今，对经济现象和人的行为的解释主要是极值化的求解与经济人假设。对经济现象的解释越来越依靠在某些因素（资本、劳动、技术、供给、需求、效用、边际等）的联系中建立起数学模型的形式，这些模型往往是最优、最大化极值问题的求解。 对人的行为动机的解释，占主流的仍然是斯密所确立的“经济人”假设。现在比较流行的新制度经济学非常重视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使制度因素由模型的外生变量变为内生变量，强调了其与经济发展的关联性。 尽管新制度经济学形成一个统一学派并占有主流地位尚待时日，但新制度经济学确实提高了西方经济学对经济现象的解释力。然而，西方经济学对经济现象解释力的增强并未改变其极值性求解的基...全部
发展至今，对经济现象和人的行为的解释主要是极值化的求解与经济人假设。对经济现象的解释越来越依靠在某些因素（资本、劳动、技术、供给、需求、效用、边际等）的联系中建立起数学模型的形式，这些模型往往是最优、最大化极值问题的求解。
对人的行为动机的解释，占主流的仍然是斯密所确立的“经济人”假设。现在比较流行的新制度经济学非常重视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使制度因素由模型的外生变量变为内生变量，强调了其与经济发展的关联性。
尽管新制度经济学形成一个统一学派并占有主流地位尚待时日，但新制度经济学确实提高了西方经济学对经济现象的解释力。然而，西方经济学对经济现象解释力的增强并未改变其极值性求解的基本原则和对人的行为作“经济人”假设的经典性界定。
这样，自斯密到新制度经济学，经济学对人的行为的解释仍然遵循“极值化＋经济人”的公式，即利益最大化原则。人的行为动机、行为轨迹、作用机制都应围绕这一原则。只有如此，人才是按照（经济学所理解的）理性原则行事。
社会学在解释人的行为和社会现象时，总是把他们放在多重社会因素的背景之中，考虑到对其目的有影响的各种因素，主张多重因素决定，而非某种因素决定。从这方面去理解，社会学在解释社会现象和人的行为时较之经济学是有明显区别的。
第一，强调制度因素的重要性。新制度经济学也强调制度因素的重要性，但往往侧重于经济制度安排，而社会学的制度因素比新制度经济学的涵盖面更广。比如，限制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制度因素，是新制度经济学和社会学在解释这一现象时都关注的，但社会学还从诸如社会流动、社会变迁以至历史环境这些更大范围上去解释这一现象。
第二，社会学的“理性选择”依据是多重的。经济学的“理性选择”以“经济人”假定为基础，认为理性选择的依据是惟一的，其关心的是利益最大化。社会学对理性的理解，主要是强调一种有目的性的行动，更关心的是行动结果的合目的性。
这种目的性也可解释为效益。这种效益决不仅限于经济范围内的效益，还包括政治的、社会的、生态的、文化的、情感的多重内容。
第三，在解释人的行为和社会现象时，社会学注意思想观念、文化传统、生活方式的影响。
而在实证经济学占主流地位的西方经济学里，几乎是不会提及这些影响因素的。比如，城市化是农村人口的社会职能向城市或城市聚集地集中的过程，这种看得见的实体变化只是社会学对城市化解释的一个方面，而且这种解释与经济学的解释比较一致；除此之外，社会学还认为，城市化同时也是城市生活方式向社会扩展，是城乡接近、融合的过程，这是能感触到的精神方面的无形变化。
第四，社会学关注与目的性及其结果相联系的多种因素，注重这些因素的关联性、协同性及发展中可能出现某种因素的敏感性与突变性的影响。这不仅弥补了经济学在解释人的行为和社会现象时的简单化倾向，而且在对策上更具有积极的意义。
特别是在中国文化、制度特殊的国情背景下，社会学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常常有助于化解经济学难以解决的问题。比如，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农民离土不离乡、离农人口“两栖化”，难以变成真正的都市人，造成农业人口没有实质性减少，农村土地难以有效集中，进而形成集约化经营。
对以上问题，社会学常常能提出一些更适宜的对策和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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