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你生命的三分之一——睡眠》中运用了什么说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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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责　　原来我们是党纪政纪处分，官员犯事了才追究。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上世 问责纪90年代以来，随着事故增加，我们引进了政府管理模式，逐步开始关注问责。过去，官员权力很大，但出事以后不直接承担责任，除非他触犯党纪国法，出了问题了，才按党纪政纪追究。 问责，则是即便你不触犯党纪国法，但是你的责任范围之内，职务范围之内，出了问题也要承担责任。　　 问责概念　　问责，本身是个舶来品。 问责是追究政府官员的责任，意即权责对等，是政治文明的体现，要建立责任政府，需要建立完善的行政问责制，最近的一系列问责事件，反映了高层治理官员队伍的决心。 　　 问责启动　　问责开始于2003年的“非典”时期，...全部

  问责　　原来我们是党纪政纪处分，官员犯事了才追究。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上世 问责纪90年代以来，随着事故增加，我们引进了政府管理模式，逐步开始关注问责。过去，官员权力很大，但出事以后不直接承担责任，除非他触犯党纪国法，出了问题了，才按党纪政纪追究。
  问责，则是即便你不触犯党纪国法，但是你的责任范围之内，职务范围之内，出了问题也要承担责任。　　 问责概念　　问责，本身是个舶来品。 问责是追究政府官员的责任，意即权责对等，是政治文明的体现，要建立责任政府，需要建立完善的行政问责制，最近的一系列问责事件，反映了高层治理官员队伍的决心。
   　　 问责启动　　问责开始于2003年的“非典”时期，此后随着问责的深入，逐渐形成制度化。随着国家公务员法的颁布实施，就从法律角度上明确了问责制，这就使问责法制化。目前，国家正在进行行政体制改革，其中有一项即是建立全面的行政问责制。
   　　 问责的主要形式　　问责是个大的概念，具体来说，有四个层次。 　　第一是引咎辞职。比如，这个领导因官僚主义导致未深入调研，或者重大隐患没有防范，就要承担领导责任，要引咎辞职。 　　第二种是停职。
  事情还没有完全调查清楚，先停掉工作等待调查。 　　第三是免职。事情已经比较清楚了，是一定要承担责任的。被停职和免职不是终点，如果在调查中发现有权钱交易现象，将会进一步追究司法责任。 　　第四种就是撤职。
  撤职已经属于行政处分的一种了，是指在事态已经非常清楚的情况下，直接给的行政处分，表明要追究官员责任了。 　　 免职规范使用与范围　　新京报：最近，一些曾经被问责的官员再度被起用，引发了争议，这方面有没有制度规范？ 　　汪玉凯：《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规定:“对引咎辞职责令辞职以及自愿辞去领导职务的干部，根据辞职原因、个人条件、工作需要等情况予以适当安排。
  ”恰恰是这种“适当安排”，让外界看来，问责官员的复出不太透明。　　这是任用制度的“缺失”。应该说，一个官员承担的是领导责任，不是直接责任，年龄上也不大，就应该考虑如何起用和使用。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一些官员被免职是因为官场斗争，一些领导通过问责打击异己，免职后就没有起用。
  相反，有的官员被免职后，因为和组织部门关系好，又能轻易复出了，这也不规范。 　　新京报：问责风暴中频频出现免职，有人担心免职成了挡箭牌，本该撤职甚至开除的，却只给予免职，等风头过后再重新任命。
   　　汪玉凯：一般来说，免职是中性的。从干部管理的程序看，一个官员的职务发生变动了，比如要升到更高的地位了，这就必须把原来的职务免了。但当免职和责任事故联系时，与行政问责联系时，就不是中性了，而是比引咎辞职更严重的问责，这就是贬性了。
   　　人大的质询也是问责手段 　　新京报：这次，山西溃坝导致了省长引咎辞职，结石奶粉导致了质检总局局长引咎辞职，大家有一个疑问，出现一个责任事故的时候，应该问责到哪个层级？ 　　汪玉凯：问责行政级别的高度，和事件恶劣程度以及公众的关注度有关。
  对直接责任人永远都应该严厉。同时，应该说，越到上直接问责就递减。整体来讲，如果是重大安全事故，需要层层问责的，有时省长也要引咎辞职。这要看事件恶劣程度，以及公众关注度。现在，对问责的具体范围和具体高度，还没有明确的规定。
  尽管公务员法已经把行政问责写进去了，但有待完善，对具体操作办法要有完整的规范。随着问责制的深入，将来应该出台一个详细的细则，明确实行范围等等。 　　新京报：就问责主体而言，现在的问责通常是自上而下的，问责主体好像只是相关政府。
  有没有其他的问责启动主体？ 　　汪玉凯：上级监督下级，这是体制内的问责，监察系统就是行政体制内的，这次处理河南矿难事故，就是监察部门出面。纪委、人大和司法是体制外的。虽然行政问责仍是行政体系内部上级对下级的问责，但外力是公众的压力，因此问责的源头还是公众，还是社会。
   　　新京报：这是公众间接问责，公众能不能直接问责？ 　　汪玉凯：从法律上讲，老百姓可以监督政府，对政府有控告、揭发的权利。　　新京报：人大也应该是重要的问责主体，但在目前的公共事件中，很少看到人大出来问责。
   　　汪玉凯：人大代表对官员可以质询，可以要求官员就某件事情讲清楚，而且官员必须回答。质询本身就具有问责的性质，是人大代表行使权利的一种手段。这次问责风暴中，人大往往没有主动站出来，这是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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