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潜伏》中“复兴社”和“励进社”的问题

    余则成：“想什么？想想自己怎么这么傻是吗？什么布尔什维克，什么美国战情局都做不了，你就是不懂得录音的基本原理，睁开眼睛看看世界吧，这本书（《远东情报站》上海三联书店）上，两个十九岁的白俄孩子就能做出这种录音带来，女人还是那个女人，你还是你，即使你没跟这个录音带上的女人见过面，这个录音带照样存在，这种技术不是广岛的原子弹，我们研究不了我们做不了，这就是剧院里面变戏法的一个手艺，应该一眼看穿哪，我要是拿着这个录音带到站长那儿说，说你李涯是中共的坐探、是奸细，我会觉得我自己非常愚蠢，我会怎么做，我会冷静下来想一想，我是相信一个奸商，还是相信你李队长的基本忠诚。
    让一个小混混骗点钱财这没什么关系，要是让外人说我们保密局都是一些不学无术的饭桶，我们就是党国的罪人。谢若林是什么人啊，党通局的老江湖啊，党通局恨我们胜过恨延安，当年的中统变成了党通局，军统变成了保密局，他们之间的斗法停止过吗？一个江湖的小混混的话你也敢信，这是离间保密局的招数，这是励进社残杀复兴社的变种，你怎么能这么轻易就上当呢。
    刚才我一听说，说什么这个录音就是板上钉钉的事实，荒唐啊！” 中华民族复兴社（简称“复兴社”）成立于1932年3月初，老蒋是社长，戴笠是复兴社四大台柱之一（其它三人是贺衷寒、邓文仪、康泽）。
  作为复兴社的一个重要部门，特务处直接受老蒋领导，其它人不得过问，因其重要性和特殊性，不与总社各处在一起办公，戴笠的私人办公室设在南京鸡鹅巷53号。   1932年4月1日“戴记”特务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密查组和复兴社特务处是军统的前身）成立，于是“四一”就成了纪念日，以后在军统时期每年4月1日都要开大会以示纪念，老蒋也曾出席讲话，此外，军统的医院、图书馆、印刷厂等单位也都以“四一”命名。
   复兴社成立后又成立了“力行社”和“中国革命同志会”等组织（也有“力行社”早于复兴社成立的说法）。  “力行社”是复兴社的核心组织。 特务处成立初期设有一室二科，只有100多人，1934年6月，“剿共”前线南昌机场发生大火，老蒋以“事前不能防范，事后不能侦破”为由将侍从秘书兼南昌行营调查课课长的邓文仪撤职查办，1935年2月戴笠兼任课长，后将南昌行营调查课并入戴笠的特务处，该课设有一室三组及两个侦察队；外勤机构在华中及东南各省均设有特别区站和普通站组，设在武汉的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秘书处第三科及禁烟密查组也受其指挥，所能运用的人员达1700多人，其规模和能量已超过了当时戴笠领导的特务处（当时特务处有600多人），原属邓文仪特务系统的加入使戴笠的实力大增。
     社会上流传的所谓“蓝衣社”一词，是曾任复兴社书记长的刘健群提出的。虽得到老蒋的赞赏，但终未采纳，但因其名称十足体现了该组织之特性而被传扬开来，属于以讹传讹。 沈醉在《我所知道的戴笠》一书中曾提到，汽车是戴笠的最爱，在复兴社特务处时期戴笠就用过斯蒂旁克（司蒂倍克）牌轿车，《潜伏》里老资格的吴站长（原型是天津站站长吴景中）怎么会不知道这种车呢？ 受“二陈”掌控的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中统的前身）首任科长是陈立夫，其后分别是张道藩、吴大钧、叶秀峰、徐恩曾等人。
    从1930年起，无论是调查科、调查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一处、军委会六部四组、中统局等公开机构，还是在1932年至1938年秘密存在的特工总部，徐恩曾都是党务情报系统的负责人。
   1933年，CC派（“二陈”始终否认此种说法）也按老蒋的旨意先后成立了秘密团体——青天白日团（简称“青白团”）和中国国民党忠实同志会（简称“同志会”），前者为核心，后者是基础，拥护老蒋为唯一领袖，陈果夫任“青白团”干事长，陈立夫任“青白团”副干事长。
    “二陈”在组织了“青白团”和“同志会”之后，立即将组织扩展到各省，因“青白团”属核心机构，各省不能成立分团，于是纷纷成立各省忠实同志会。如1933年陈石泉组织成立北平市忠实同志会，1936年罗霞天组织成立浙江省忠实同志会等。
  在同志会周围，还产生了一些CC小组织，在北平有胡梦华组织的“诚社”，胡为CC分子张厉生的亲信，“诚社”成员主要在北平各高等院校师生中活动。  在上海有以吴醒亚为社长的“干社”，提倡“苦干”、“实干”、“拚命干”，其信条为 “誓死保卫、拥护最高领袖蒋委员长”，“誓死效忠最高领袖”等，其成员遍布上海文艺、新闻、教育各界。
  上海的“干社”是真的认认真真地干的，吴醒亚手下有一人称陆京士，陆京士手下有一帮工人，称“上海工人行动大队”，凡需采取行动，这批工人便手持铁棍、乘坐汽车，忽啸而来，忽啸而去，上海CC派砸毁书店、攻占学校、赶走校长，抢占上海艺华电影制片厂都是这些工人的功劳。
    在这些外围小组织中，最具实力的是江苏的“励进社”。 1933年10月，陈果夫继顾祝同出任江苏省政府主席，大批CC分子跟他进了江苏，著名的有建设厅长叶秀峰、财政厅长赵棣华、保安处长项致庄、民政厅长余井塘、省府秘书长程天放等。
  厅长以下及各地行政监察专员、县长等也大都以CC分子充任，江苏一下子成了仅次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第二个CC大本营。  为了统辖这些CC分子，陈果夫采用成立“同志会”的相同办法，成立“励进社”。
  和其它地方不同的是，江苏的“励进社”并没有把一些CC大员如叶秀峰、余井塘等人包括进去。这时陈果夫还兼任保安司令，由于以前江苏保安机关为“复兴社”系统把持，“励进社”的成员主要来自江苏各保安部门和保安训练部门。
    “励进社”吸收成员的那套封建帮派式的程序和“青白团”、“同志会”基本相同， 1932年9月以陈立夫为局长的军委会调查统计局成立，下辖三个处，徐恩曾任一处处长，戴笠任二处处长，丁默?（抗战时的大汉奸，后由金斌继任）为三处处长。
   这里所说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与后来在抗战爆发后组建的以戴笠为首的“军统局”并不是一个组织，虽然名称相同，也有相互间的组织重叠与包含意义，但无论是在两者的人员组成还是工作内容上，都有根本的区分。
    实际上，1932年以陈立夫为首的所谓“军委会调统局”组织，其基本构成主要是未来的中统班底而不是“军统”的前身。 从中统组织的角度来看，“特工总部”所用的行政机关的名义，一个是“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处”，这是由调查科扩大而来的，另一个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一处”。
    表面上看，一个是党务机关，－个是政府机关，似乎互相独立，实际上不过是“特工总部”一套人马的两张招牌而已。 按照军统方面的解释，戴笠任处长的复兴社特务处，是一个政治性的秘密组织，不能公开化；而他同时兼任的陈立夫“军委会调统局”第二处处长，则是正式的政府机构，可以堂而皇之地列编支费的。
    这样分析，此时蒋介石之所以佯将戴笠组织编入陈立夫手下，也是为了解决其经费供给问题，在指挥权上陈立夫对戴笠是有名无实的，到后来时机成熟后就分道扬镳了。蒋介石对其特务系统所运用的“分而治之”的“两条腿走路”方针是贯彻始终的。
  这也为日后的国民党两大特务组织系统的正式形成奠定了基础。   作为老蒋的两个御用打手，黄埔系的复兴社与“二陈”CC派在1938年被撤消前一直彼此敌视互夺地盘互挖墙角，不仅仅在江苏一地。
   例如，1933年双方发生暨南大学控制权的争夺，甚至发生火并，最后复兴社取胜。1934年陈立夫借南昌机场大火案，向老蒋弹劾复兴社大将邓文仪获得成功（另有陈布雷的帮助）。  陈果夫主政江苏省时期，一个叫吴岱（黄埔三期）的复兴社分子与CC派过从甚密，泄露不少复兴社的机密，后被复兴社发现秘密处决，连尸身都没找到。
  中共叛徒顾顺章在1935年被杀，也与复兴社和CC之间的争斗有关。 1938年后，军统与中统的明争暗斗也没有停止过，动刀动枪的事件时常发生。  抗战时，军统里著名的刽子手赵理君在河南将包括中统一专员在内的六人活埋，被陈立夫告到老蒋处，老蒋为安抚CC，下令将赵理君处决。
   据说戴笠还曾派向影心（抗战时期与毛人凤结婚）对“二陈”使过美人计，后被识破而罢手。 1938年3月29日到4月1日，国民党在武汉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老蒋在担任国民党总裁后下令取消党内各种小组织，成立统一的大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自己出任三青团团长。
    由此包括复兴社、CC派、“汪记”改组派等多个组织寿终正寝，但党内的斗争永远没有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