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读书笔记！！！！！！！！！
讲究用以下啊
关于水浒书名和替天行道的口号
问：听说《水浒传》书名的出处是罗尔纲先生发现的，书中“替天行道”的口号的出处是您发现的，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答：不错。罗尔纲先生发现“水浒”的出处是在20世纪40年代；我发现“替天行道”的出处是在20世纪50年代。 其实，发现某个词语的出处是很简单的事，钻研一门学问的时间久了，接触的资料多了，有时就能突然发现想找的根据，成了“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问：您能否把这两次发现的情况介绍一下？
答：完全可以。 先说书名，水浒的“浒”字读hu，不常用。《说文》解释说：“水涯也。”就是水边上的意思。水浒二字联用，出自《诗经·...全部
讲究用以下啊
关于水浒书名和替天行道的口号
问：听说《水浒传》书名的出处是罗尔纲先生发现的，书中“替天行道”的口号的出处是您发现的，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答：不错。罗尔纲先生发现“水浒”的出处是在20世纪40年代；我发现“替天行道”的出处是在20世纪50年代。
其实，发现某个词语的出处是很简单的事，钻研一门学问的时间久了，接触的资料多了，有时就能突然发现想找的根据，成了“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问：您能否把这两次发现的情况介绍一下？
答：完全可以。
先说书名，水浒的“浒”字读hu，不常用。《说文》解释说：“水涯也。”就是水边上的意思。水浒二字联用，出自《诗经·大雅·?》：“古公??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爱及姜女，聿来胥宇。”这是一块地方，也就是周王朝的祖先开墓创业的地方。
1944年秋，罗尔纲先生在四川李庄镇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因患疟疾，在家休息，偶读《诗经》，竟发现了《水浒传》书名的出处，如获至宝。以“水浒”作书名，确实是微言大义。“水浒”是“水边”之意，正是“微言”、“大义”是什么呢？那就是作者把水泊梁山比作周王朝的祖先开墓创业的地方，希望梁山起义事业能够兴旺发达，最后建立起像周王朝这样长达800年的大王朝。
说明作者（不知道是谁）对梁山起义事业是肯定的，是推崇的。
过去有人解释过这个书名的含义没有？有过。明代万历年间，袁无涯刻《忠义水浒传全书》，就在“发凡”中说：浒，水涯也。宋江把自己所居之地称为水浒，是表示不敢据有梁山泊，要学姜太公居于东海之滨，等待机会来辅佐周文王的意思。
明末的金圣叹则对“水浒”又作出一种含义相反的解释。在《贯华堂水浒传》序二里，他说：“水浒也者，王土之滨则有水，又在水处则有浒，远之也。远之也者，天下之凶物，天下之所共击也；天下之恶物，天下之所共弃也。
”他把宋江等人痛恨到极点，要把他们流放到穷荒去，不同于中国。
袁无涯与金圣叹两人的解释，都是从水涯、水边之意遐想开去，无边无际，想到哪里说到哪里，自然不可轻信。罗尔纲先生发现“水浒”是个地名，是周王朝开幕创业之地。
以此地作书名，自有肯定梁山事业之意，而非无稽之谈。在几个月之前，《云梦学刊》2005年第6期发表了李万生《水浒书名及相关问题》一文，作者在文中说：《水浒传》书名出自《诗经》，“梁山一百八人啸聚水泊之边，是将兴未兴，与《诗经》所叙相近。
他们最终没有建立政权，以招安结束，可以说是始于水泊，终于水泊。可见此书名为《水浒传》是十分贴切的。”罗先生在60年前已经发现“水浒”出处一事，这位作者不一定知道，他既找到了“水浒”真正的出处，理解其含义自然也就和罗先生相同。
问：您对梁山泊的政治口号“替天行道”的出处是怎么发现的？
答：对于我所不了解其含义，或者不了解其出处的词语，我有一个笨办法，就是先去查工具书。不管它解释得是否正确，总能给我提供一些线索。
在20世纪40年代的桂林，我居然在一本汇集各种会党资料的专业工具书上查到了“替天行道”的词条。那上面解释说，这是“民间帮会起事用以号召之常用语”。我和聂绀弩先生商量（当时我是《力报》记者，他是副刊“新垦地”的编辑）。
他说不妨到道家经典中去查出处。此后又过了十多年，我是在把出处彻底查清，又找到了足够的旁证之后，才把结论公之于世。
1958年，我在《关于里的“替天行道”的解释》一文中说：“我认为：‘替天行道’出于《道德经》。
它的原文是这样的：‘天之道，其犹张弓欤！有余者损之，不是者补之。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损不足以奉有余！’用这句话来概括说明一切阶级社会中剥削阶级对被剥削阶级的残酷压榨，真是一针见血，恰到好处。
我以为：水浒英雄所坚决反对的，正是这种‘损不足以奉有余’的‘人之道’他们要替天行道，就是要实行‘损有余以补不足’的‘天之道’。”
这种“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现象，也就是现成所说的“马太效应”。
《新约全书·马太福音》中有这样的话：“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不论古今中外，从感情上说，穷人们都会反对这种损害穷人的“人之道”，而希望推行有利于穷人的“天之道”。
问：“水浒”这一书名的出处，“替天行道”这一政治口号的出处，全都查清楚了。可不可以这样说：凡是肯定这个书名，肯定这一条政治口号的人，就是肯定农民起义，对起义农民抱同情、支持态度的人。
答：我想还不能这么说，事情并不如此简单。从情理上说，固然有很多人都同情农民起义，但是经过很理性地考虑，有人就会不赞成用起义的办法来解决社会矛盾。因为大起义的风暴一旦掀起，每每腥风血雨，玉石俱焚，千百年积累起来的物质财富与文化精品，毁于一朝，全社会所付出的牺牲是太大了。
他们希望用相对缓和一点的办法来解决矛盾。再说，许多人对农民起义，也包括一切弱势群体的起义是同情的，肯定的，但是对某些起义领袖则颇有微辞，这些人有可能是野心家，他们很会利用起义群众为自己拼命，在群众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推倒了旧的暴君之后，可能又把新的暴君捧上了皇帝的宝座。
在研究《水浒传》时，很多人对宋江的狡诈就十分不满。
其实，“水浒”不过是个书名，是一块招牌而已，“替天行道”也不过是标语、口号而已。招牌虽然好看，口号虽然动听，梁山头领们究竟做到了没有，做到什么程度？是力所难及，一时做不到呢，还是有心作假，挂羊头卖狗肉？那又需要认真探讨，不是三言两语所能说得清楚的。
就算此书作者（还不知道是谁）用“水浒”这个地名作书名，用《道德经》中的一句话“替天行道”作为梁山好汉的政治口号，也不过是对梁山事业抱有一种“期许”之意而已。而且，这也是作者一厢情愿的事，梁山头领们认不认识“浒”字，知不知道“水浒”二字的深意？对“替天行道”一语能够理解到什么程度？还很难说。
八、关于水浒传的作者
问：《水浒传》的作者是谁，这个问题目前难以定论，但还是请您提出一个初步的简明扼要的答案。
答：如果希望说得相对正确一点，那就应该说，是集体创作。不过这个集体是个特别大的集体，从时间上说，上起北宋末年，下至明末清初，长达四五百年；从空间上说，东至东海海滨，西至太行西岳，南至长江下游，北至长城内外；纵横好几千里。
在这个时空之内，有不计其数的作者都为写成这部大书出了力，把他们的心血留在字里行间。不过这些作者相互之间都没有见过面，因为他们生活在不同的年代。那些说书的，天天都在说，天天都在修改；那些演戏的，天天都在演，天天也在改进。
凡是改得好的，比较成熟的故事，最后都写进了书里。这本书稿又不断地被加工，加工者，大都是流落江湖的文人。说这个大创作组总数有千百人，一点也不夸张。不过他们从来没有开过会，没有商量过创作计划，一切编写，修改工作都按长江后浪推前浪的规律默默无声地进行，自己修改前人的创作，又让后人来修改自己的创作。
有许多地方，后人修改前人的书稿是改好了，但是也有改糟了的地方，还不乏改来改去，重复劳动，白费工夫。所以一改再改，改了几百年，直到最后成书，还存在以下这些毛病，或者叫做不足之处。
一、前70回既有人想反上东京，夺了帝位，也有人朝思暮想，希望招安。
下半部中亦复如此。不仅全书没有统一的主题，前后两部分全都没有统一的主题，造成聚讼纷纭，至今还得不出一个明白的结论。
二、此书真正精彩的篇章，不过是40回之前几个主要人物的活动，如鲁智深、林冲、宋江、武松、李逵等人。
这以后许多攻城打仗的情节，都是那些民间艺人所不熟悉，只是为了拉人上山凑数才安排的。所以就精彩不起来，怎么修改也没有用。
三、那些民间艺人所塑造起来的人物，总有一些或多或少的毛病，因为他们平时所接触的只能是这些江湖人物。
只有林冲是由后来的加工者江湖文人所塑造起来的，他一出现，立刻后来居上，成为全书的中心人物，逼上梁山的典型。
四、人物太多了，反而成为负担。如果只有36个头领，不勉强凑民108个，此书必然精彩得多。
前重后轻，是此书一个难以克复的大缺点，那个决定把36人扩大为108人的决策者应该对此负责。
五、此书没有一个比较完整的结构，是由许多小故事堆砌而成。有些小故事十分精彩，但是组合在一起反而被冲淡了，凡是由民间小故事聚合而成一本大书的著作都有这种毛病。
如果像扬州评话《武十回》那样，把精彩部分尽量发挥，艺术上的成就必然更大。
六、综观全书，其中某些故事似有重复之嫌。例如两个红杏出墙的女人都姓潘，其中一些情节也颇相似。这绝不是作者为了卖弄才华而故用险笔，实在是把许多小故事揉合在一书中而出现的难以避免的漏洞。
对于《水浒传》的作者问题，陈松柏《〈水浒传〉作者研究八说》一文说得既十分周到，又精简扼要。对于初学者来说，这是一份重要的参考资料。
问：如果要您答复，这本书的真正作者究竟是谁，您会怎样回答？
答：我认为此书是由一些民间艺人在宋、元、明三代的长期中逐渐积累，逐渐修改而完成的。
民间艺人编写成许多水浒故事，这对最后成书，起了主要作用。江湖文人把许多故事编纂成为一书，对于最后成书，只起了次要作用。把此书的作者说成一两个人——罗贯中或施耐庵，既非事实，也不公平。
问：对于施耐庵的问题，现在说法不一。
有人主张继续探讨，有人认为无此必要。您的看法如何？
答：我的看法是无此必要。有人说，经过考证，确有此人。我认为：我们要找的，是《水浒传》的作者，而不是施耐庵其人。如果拿不出确凿的证据证明他是《水浒传》的作者，则我们找出了施耐庵又有何用！还有，我们不探讨施耐庵的问题，但是并不反对别人去探讨。
我们虽然没有探讨这个问题的计划，如果别人进行探讨，有了出乎意外的收获，那也是大好事。
我认为：对于一部文学作品，研究作品的本身是主要工作，探讨作者的情况是次要工作。如果探讨作者的情况已经山穷水尽，再无发展了（对《水浒传》作者的探讨已是这种情况），难道我们对作品的研究就进行不下去了吗？当然不是。
了解作者的情况，对于研究作品本身会有很大的帮助，这是不成问题的。但是，随着作品的不同，探讨作者的情况作用也不一样。研究《红楼梦》和《儒林外史》时，了解作者情况十分必要，因为这两部作品都是由作者一手写出来的（暂不谈读书的问题）。
作品本身常常是作者的自传，了解作者对于了解作品确实非常重要。研究《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情况就不一样，它们的作者不是真正的作者，只相当于现代的一个编书者或责任编辑，他与作品的内容关系不是那么密切，因此，了不了解作者情况，就不十分重要了。
更何况《水浒传》的作者施、罗二人还不是真名，而是托名、化名。
弄不清作者，作者不可考，其实并不影响我们对作品的研究，与评论其价值。例如我们的《古诗十九首》，其中所写的离愁别绪，委婉动人，对后世诗歌发展的影响深远，超过了后来的任何一位大诗人。
但其作者为谁？已不可考。此后南方的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与北朝民歌《木兰辞》也是如此，虽然影响很大，就是考查不出谁是作者。
读书笔记
《水浒传》是我国文学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是古代文人留给我们的一笔丰富的文学遗产。
这部长篇名著主要描写了北宋徽宗宣和年间，宋江等一百零八位英雄的传奇故事。他们的斗争事迹被染上了浓厚的传奇色彩，在民间广泛流传至今。
这部名著整体上可分为两大部分。前半部分主要描写了官逼民反、百姓起义、轰轰烈烈大聚义；后半部分则主要描写了他们竖起“替天行道”大旗，接受招安，东征西讨，最终凄凄惨惨鸟兽散的结局。
小说真实地描写了封建社会中的基本矛盾，深刻地揭露了统治集团的罪恶，大胆地歌颂了造反的英雄，艺术地再现了中国古代人民反抗斗争的发生和发展的规律，这在整部中国文学史上是相当难能可贵的。
纵观全部，本书自始至终都特别突出忠与奸的斗争。
《水浒传》中的“义”虽然也难以摆脱儒家伦理的羁绊，但主要还是表现了下层，群众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而团结一致，戮力相助，进而“济困扶危，杀富济贫”，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反封建的意义。至于“忠”，虽然也有忠于梁山事业的内涵，但主要还是指忠于封建君王。
且“忠”与“义”之间，忠又处于主导地位。
小说中的主人公宋江就是“一生忠义”的代表。他曾经凭着自己的声誉和才能，将梁山事业上引向兴旺发达，但他同时又在“忠义”思想指导下，坚持了一条“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道路，所谓“身在水浒之中，心在朝庭之上，一意招安，专图报图”，最后领导义军归顺了朝庭，去打“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并自己走向了绝路。
小说在表现宋江等最后被奸臣毒死时，还颂扬了他的忠心不负朝廷，而皇帝也不负忠臣。在主观上只是想表明“自古权奸害忠良，不容忠义立家帮”，而不想否定宋江他们的投降归顺，但小说事实上描写了宋江因接受招安而最后走向悲剧，在客观上还是对投降主义作出了有力的批判。
这应该说是现实主义的胜利。
《水浒传 》是一部政治性很强的小说。但长期以来广大群众之所以喜爱这部小说，不仅仅是由于它宣扬了忠心报国或描写了阶级斗争，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歌颂了英雄，歌颂了智慧，歌颂了真诚。
《水浒传》中的不少英雄都“力”和“勇”的象征。他们有的能空手打虎，有的能倒拔杨柳，并且还杀贪官污吏，抵千军万马，一往无前。他们智取生辰纲，三打祝家庄，有勇有谋，出奇制胜，其斗争的计谋和策略实为后人所赞叹。
特别是李逵、阮小七、鱼虾知深等一些人物，不拘礼法，不计名利，不做作，不掩饰，“任天而行，率性而动”，保存了一颗与封建理学相对立的“绝假纯真”的童心，更为广大群众所喜爱。
《水浒传》是一部思想内容很丰富的小说。
它没有给读者揭示出梁山泊这支队伍的基本性质，没有告诉读者这是一支以什么样的阶级成员为基础构成的队伍，只是着力刻画了一群代表性人物。人们也只能以这些代表人物亦即队伍的领袖人物去理解这支队伍的性质，看他们是在什么样的社会冲突下走上梁山的。
“逼上梁山”是群众形容梁山好汉落草原因的谚语，其实上梁山的并不全是被副的，逼法也各人不同。最典型的当推林冲。林冲是八十万禁军教头，不是城市贫民，更不是农民。由于高衙内企图霸占他的妻子，设计陷害，使他成了囚犯被发配沧州，而后又火烧草料场要置他于死地，“闪得他有家难奔，有国难投”，为了求活他不得不上梁山。
逼使他落草的，是大官逼小官的矛盾，与地主官僚压迫农民无关也不是在租税灾害的迫害下无法谋生才铤而走险的农民起义的标准原因，而是任何社会中都有的与对立无关的强者欺凌弱者的现象，同一阶层内部也可以大量发生，打不上什么阶级烙印。
那情况与高俅逼走王进一样，是与阶级利害无涉的私人恩怨的爆发。
与林冲出身相似的是曾任殿前制使的杨智。他因失陷花石纲而丢官。如果他要参加起义，正该去参加因花石纲而逼反的方腊队伍。可是他累遭挫折，仍一心想搏得一个封妻荫子。
杀牛二事件使他被发配到大名府，而他又甘心为梁中书送赃礼效劳，直到生辰纲丢了，才不得不以到二龙山落草转入梁山。而这也和揭竿起义的农民革命不相干。
鲁智深也是军官，在提辖任上因仗义救人，三拳打死郑屠，官府追捕下被逼削发为僧；后又因仗义救护林冲在东京不得安身，流荡江湖而落草。
他的身份与落草的原因也和农民反抗地主的起义无关，倒是因仗义而啸山林这一点却是许多梁山好汉集结的最大原因，称之为“聚义”。那一群侠义之士聚集在一起行义侠之事才是《水浒传》给予读者的最重要的意向，这个意向在小说中压倒一切。
使梁山泊走上兴旺道路的晁盖一伙的入伙起因是打劫生辰纲，这也是江湖上通行的夺取“不义之财”的侠义行为。刘唐的报信，阮氏三雄的撞筹，公孙胜的奔来参加都是冲着“义”字来的。晁盖的身份是当保正的庄主，从江湖上的角度可称得上是“开明地方”；吴用是教书先生，可称乡村贫民；公孙胜是道士，刘、唐、白胜是无业游民，只有阮氏三雄是渔民，可排得上是农民，而且受官腐的捐税勒索。
但他们所向往的只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秤分金的快乐生活，入伙也是因为有仗义的庄主晁保正牵头。官兵来捕捉的战争中他们还唱着“忠心报答”赵官家“，哪有反王权的气息！《水浒传》少数几个出身农民的也都是江湖气重于泥土气，只有李逵的哥哥还像个农民，偏偏他正是反对李逵落草的。
《水浒传》中的地主，晁盖不必说，史进的父亲史太公，桃花庄的刘太公，宋江的父亲宋太公，孔明、孔亮的父亲孔太公，穆弘、穆春的父亲穆太公，等等，无论从肖像描写还是从性格描写，都是仁善之辈。只有陷害解珍兄弟的毛太公和沂水县陷害李逵的曹太公才是负面形象，而好坏则是以与梁山好汉的关系，即以“义“来划线的。
小说中几乎没有出现过地主欺压农民的镜头，作者的标准是义与不义，而不是以地主与农民的对立的关系为准的。
宋江是地主出身的县吏，和江湖好汉结交，仗义疏财出了名，他因通风报信救了晁盖一伙，杀净婆惜（是因救晁盖通梁山惹的因）而出逃，累遭动难，都是梁山好汉仗义营救脱的险，而他仍不肯落草，后因江洲一线，事情闹砸了才上山，终于当上了梁山之主。
其他如戴宗、李逵、张横、张顺、石秀、杨雄、孙立、孙新一伙，青洲三山，饮马川一伙等等，也都是慕宋江之义和梁山泊的名声投奔入伙的，连降将呼延灼，关胜也尽是悉于宋江“义气深重“上的山，只有卢俊义是因为山寨慕名邀他聚义不成，才逼他上绝路，营救出来后，感于恩义入伙的。
情况虽不同，题目都是一个：江湖义气。
招安以前的历次战争也无不为了“义“。燕顺、花荣等打青洲是为了救宋江，大闹江洲也是为了救宋江，三打祝家庄是因为石秀一伙为祝家庄所困辱，打高唐州是为了救柴进（收呼延灼之战也由此引发），三山聚义打青洲是为了救孔明、孔亮，打华洲是为了救鲁智深和史进，打大明府是为了救卢俊义、石秀（收水火二将之战是其余波），打曾头市是为晁盖报仇，打东平、东昌府是因为山寨位置摆不平，为了免伤义气以攻城为卜，打泰安洲是为了策应燕青，闹东京虽算不上战争，也兴师动众，大费周张，只是为保护宋江一伙去东京看灯进行的窥探活动。
这些小说中最热闹的地方都是为了表现江湖义气而写的。
梁山泊打的旗号是“替天行道”，简单点说也就是为人间打抱不平。黑暗无能的官府所不能解决的人间不平事，由“义”来伸理，来诛残除暴，这就是“替天行道”的确切含义。
“替天行道”是“行使侠义”的另一种说法，是更冠冕的名称。
招安以后虽然称“义”作“忠”，帮朝廷去打别的强盗了，对打击的对象来说可以说很“不义”了，但宋江一伙仍然讲着义气，俨然是宋王朝军队中一支特殊的用义气团结起来的集体，但这时比起占据山寨的时候来，味道已大不相同，似乎有了点缺陷，这也许就是《水浒传》后半部分讲史部分在形象上也差了些的缘故吧。
总之，《水浒传》以其通俗易懂的语言文字、生动鲜明的人物形象向人们展示了一幅广大人民与封建官僚势力英勇抗争的社会图景，不仅使读者更加深刻地了解了当时的社会状况，而且更反映了人民力量的伟大，使得这部长篇巨著有着更为深远地历史和现实意义。
。收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