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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知道发泡陶瓷艺术线条艺术雕花的特点是什么?

答:发泡陶瓷艺术线条艺术雕花的特点:1、轻质,为建筑减荷发泡陶瓷艺术线条为高密度闭孔结构,产品由无数的闭孔的气泡组成,对比传统的建筑装饰用线条减少15%的重量,安装更加简便,真正为建筑主体减轻荷载,延长建筑寿命。2、防水防火耐候发泡陶瓷艺术线条经过高温烧结,产品理化性能更高,闭孔式结构,直接在其上喷真石漆、涂料等也无需担心会渗漏;结构稳定,不变形、不发霉、耐酸碱性强,就算应用在户外,也无需担心因日晒雨淋而造成老化,经久耐用,与建筑同寿。发泡陶瓷是以陶土尾矿,陶瓷碎片,河道淤泥,掺假料等作为主要原料,采用先进的生产工艺和发泡技术经高温焙烧而成的高气孔率的闭孔陶瓷材料,是一种变废为宝,环保节能的绿色建材。产品适用于建筑外墙保温,防火隔离带,建筑自保温冷热桥处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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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7-17

公园玻璃钢雕塑哪家更专业?

答:我是在网上看到的信息说济南京文雕塑做的玻璃钢雕塑不错就去看了看,老板服务特别好,说话也特别客气,值得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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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7-16

请问何为现代新儒学?

答:代新儒家的称呼。作为学派,它却是兴起于20世纪20年代,时至今天还在发展着。对于现代新儒家学派的构成,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在大陆人们把冯友兰、钱穆、贺麟、余英时等人纳于新儒家阵营中;在港台,由于新儒家传人是熊十力的弟子,他们否认冯友兰为新儒家;在余英时看来,不仅钱穆不是新儒家,他本人是钱穆的弟子,也不是新儒家。现代新儒学用当代新儒家的代表牟宗三的话说,是整个儒学发展史上的第三期发展。牟宗三在《儒家学术之发展及其使命》一文中,系统地阐发了有关儒学发展的三个时期的理论。他认为,第一期是孔孟荀的典型铸造时期,第二期是宋明儒学彰显绝对主体性时期,第三期是当下儒学的发展,将在坚持儒家道德精神的前提下促成科学发展和实现民主建国。现代新儒家认为,儒学在不同的时代面临不同的境遇和不同的挑战,因此,儒学在不同的时代就有不同的发展及其不同的历史责任。先秦儒学面临春秋社会大变革所带来的礼乐崩坏局面,孔孟以承接周文教化自居,通过他们的损益与理论创造,将礼乐转化为个人自觉的道德实践,从而确定了儒家内圣之学的基调。孔孟儒学在汉武以后以经学的姿态获得了发展,经学历经汉400年的发展,完成了它的使命与责任。魏晋以后,佛道二教兴盛,中国文化的发展离开儒学的主流而歧出。宋代儒学面临佛老之学的泛滥,儒学的衰落,对儒学传统进行重建,理学以儒家的政治伦理思想为主干,吸收佛、道的理论成果,并从形而上学的高度对佛、道进行批判和扬弃,最终完成了儒家道德的形上学的体系。即是说,理学从理论上说明了心性之学的圆满,人内在的德性真实与超越的形上实体是二而一的,心体与性体是二而一的。现代新儒学面临西学的有力冲击,传统儒学不仅失去了官学地位,而且其学说、传统人伦道德等受到了广泛地批判。现代新儒家重新阐发儒家的内圣之学,确立儒家的伦理精神象征,使儒家的道统得以延续和发扬光大。现代新儒家认为宋明儒学有“内圣强而外王弱”的缺陷,并对外王理论也有诚心的讨论,但却无实质的突破,他们的主要理论建树依然是对儒家内圣之学的阐发。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现代新儒家是宋明理学的现代翻版,用冯友兰的话说,现代新儒家对宋明理学是“接着讲”而不是“照着讲”,即是说,现代新儒家给予儒学以现代的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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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7-14

章炳麟是怎样由“诋孔'变为”尊孔”的?

答:章炳麟是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思想家,他在早期乃是孙中山领导下鼓吹革命的急先锋。不过,他的世界观前后是矛盾的,他的生平可大致以辛亥革命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他坚决批驳康有为等人保皇尊孔的言论,并对孔子和儒学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以后,他却朝着相反的方向走去,不仅“至诋孔则绝口不谈”(章炳麟《答柳诒徵书》),而且激烈地反对孙中山,并转而提倡“尊孔读经”。所以,鲁迅先生称他“粹然成为儒宗”,说他从一个“有学问的革命家”,变成了一个“宁靖的学者”,“既离民众,渐入颓唐”,“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章炳麟(1869—1936)字枚叔,后更名为绛,号太炎,学者称为太炎先生。浙江余杭(今杭州)人。他出身于书香门第。青少年时代,他饱学了中国古代文化历史,“一意治经,文必法古”,遵循汉学的传统,钻研儒家经典。他曾就学于著名的古文经学家俞樾,在经学、史学、文学、文字音韵学乃至医学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由于他不倦的好学精神,深厚渊博的知识,以及丰富的著述,他成了一代“国学大师”。他的著作后来编为《章氏丛书》《章氏丛书续编》《章氏丛书三编》。在思想上,随着时代的变化,章炳麟也有几次变化。戊戌变法前夕,他与梁启超等人交往,加人了康有为、梁启超组织的变法维新的强学会,并在梁启超主编的《时务报》任职和发表文章,主张“以革政挽革命”,主张变法改良,并在《变法箴言》中提出“东求诸日本,西求诸欧、美洲”,“斟酌西法,则而行之”,他相信学西学搞维新就可以救国;不过,章炳麟在学术思想上与康、梁等以今文经学为变法之依托不同,而是利用古文经学来阐释铺衍,附会维新。戊戌变法失败后,章炳麟逐渐由改良转向革命。他于变法前后在《时务报》《经世报》《实学报》《译书公会报》《昌言报》《清议报》《国民报》等当时著名报纸上发表的政论文章,因言辞激烈而为清廷所忌,戊戌变法失败后避祸台湾,旋至日本。因梁启超的介绍,章炳麟得见孙中山,“聆其议论”,有“浴血之意,可谓卓识”(《致汪康年书》)。另一方面,维新运动的失败,尤其是义和团运动遭到中外反动派的联合镇压后,章炳麟逐渐看+夂H清了清政府对外卖国求荣,对内残酷镇压人民的丑恶本质,于是,他由一个改良主义者,转变成了一个坚定的革命者。为了当时革命的需要,章炳麟便与改良派决裂,抨击他们的改良主张,同时也对孔子和儒学展开了批判。在《论诸子学》中,他针对康有为所谓“保皇与革命,名异而实同”的谬论,认为“儒家之病,就在于以富贵利禄为心”“孔教最大的污点,是使人不脱离富贵利禄思想”“孔子之教,惟在趋时”。康有为将保皇与革命混为一谈,以儒家思想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实际是为了竞于利禄,趋炎附势,搞政治投机。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章炳麟还指责康有为“混淆满汉以同薰莸于一器”,“时方据乱而言太平”,是‘‘自悖其三世之说”。他还运用古文经学家的文字训诂方法,对“维新”二字重新进行解释,认为清政府已经完全腐朽,决不可能再新。章炳麟这时对于孔子的批判是相当激烈的,如他说孔子是玩弄权术的能手,“孔子之权术,乃有过于老子者”(《论诸子学》);他还反对定孔子为一尊,说儒术乃“面南之术,愚民之术《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他同意戴震对理学的看法,认为:“法律杀人,还可以救;理学杀人,则无可救。”(《民报》第二十号《答梦庵》)在他看来,自从宋代倡言理学以来,君臣之义日甚一日,但是,“三纲六纪,无益于民德秋豪”(同上章炳麟还用进化论的思想驳斥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传统观点,以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思想,批评儒家的天命论,并揭露孔子反对“乡愿”是假的,孔子鼓吹中庸之道,就是讲世故,甚至有过于“乡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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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7-14

阎若璩撰写《尚书古文疏证》有何意义?

答:阎若璩生当清朝前期学术思潮由经世致用向考据的转变时期,他也像清初的一些思想家那样,指责“道学寡陋”,既反对朱学,也批评王学,而对汉儒治学的方法十分倾慕。他曾明确表示自己“主汉不主宋”,在治学上“精晰而默识”。他强调精审的考证,而决不浅尝辄止。凡遇有“一义未析”,便“反复穷思”,以至“饥不食,渴不饮,热不扇,必得其解而后止”,他对每一个问题都穷加考辨,而不凭私臆度,所以,人们后来在《四库全书总目》中称他“大抵事必求其根柢,言必求其依据,旁参互证,多所贯通”。在阎若璩看来,“古人之事,应无不可考者,纵无正文,亦隐在书缝中,要须细心人一搜出耳”。阎若璩也是这样的“细心人”,其所著《尚书古文疏证》8卷,对当时乃至后世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除《尚书古文疏证》以外,阎若璩尚著有《毛朱诗说》1卷、《四书释地》6卷、《潜邱札记》6卷、《孟子生卒年月考》1卷、《困学纪闻注》12卷。相比较而言,阎若璩的著述不算太多,但这毕竟都是他沉潜研究的结晶,特别是其《尚书古文疏证》一书,更是备受学者的青睐。梁启超也十分推崇此书,他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道:阎若璩仅有这点点成绩,为什么三百年来公认他是第一流的学者呢?他的价值全在一部《尚书古文疏证》。他在这部著作中以确凿的证据,考证出《古文尚书》为伪作,解决了千百年来学术史的一大疑案。用梁启超的话说,《古文尚书》二十几篇和别的书不同,两千余年公认为不可侵犯的宝典,上至皇帝经筵进讲,下至蒙馆课读,没有一天不背诵它。忽焉真章实证,发现出全部是假造,当然在思想界是一个莫大的震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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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7-14

王夫之是如何对传统儒学进行批判的?

答:明末清初,中国传统的儒学出现了空前的危机。由于自身的日益僵化,标榜“性理”的理学逐渐暴露出自己的弊端,越来越深地陷入了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困境之中。而在反思程朱理学流弊中产生的阳明心学,又片面夸大了主观精神的作用。更有甚者,阳明后学片面发展王学糟粕,不仅使之流于清谈性命,而且出现了明显的禅学化倾向。这在客观上要求人们从理论上对宋明理学进行全面系统的批判,在“理气”“道器”“动静”“知行”等关系方面对程、朱、陆、王的理论错误进行彻底清算。王夫之就是这样一位对传统儒学进行总结批判的人,他以张载的“气本论”为思想基础,批判地吸收旧有学说的合理成分,综合创新,别开生面,形成了自己的思想理论体系。他对传统儒学唯心主义的批判,使他成了我国古代唯物主义的集大成者。王夫之(1619—1692)字而农,号姜斋,湖南衡阳人。因为壮年以后定居在衡阳石船山下,所以学者又称其为船山先生。王夫之生前曾自题墓铭,说自己一生“抱刘越石之孤愤而命无从致,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这实际是他对自己追求的总结。政治上,他以西晋时的刘琨(越石)为榜样,尽力于匡扶国家危亡;而在学术上,则追随北宋的张载(横渠),对程、朱、陆、王学说进行总结批判,吸收其合理成分,创造自己的思想理论体系。王夫之生于明末清初的动乱年代,受当时进步思想的影响,他20岁时参加了进步知识分子的组织——匡社。在这个组织中,人们一边交流学术,一边交流进步思想,对腐败的明朝政治进行抨击。他27岁时,由于清兵人关,造成了严重的民族危机,于是,王夫之怀着满腔的爱国热情,上书南明王朝的湖北巡抚,建议他们联合农民起义军,共同抗击清兵。他的建议没被采纳。两年后,王夫之在衡山举兵起义,后败退到肇庆(今属广东),投奔了南明桂王,任行人司行人。因为受排挤,他又到桂林,依靠坚决抗清的瞿式耜。瞿式耜被俘遇害后,王夫之流徙于湘西少数民族山区。直到10年以后才又定居在衡阳石船山下。王夫之在《石船山记》中写道:“船山,山之岭有石如船,顽石也,而以之名。”王夫之号船山,乃是以顽石自喻,励其坚贞。在石船山下,他刻苦奋厉,钻研学术,一直到去世。他始终没有按照清朝的规定剌发,完发以终,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康熙十七年(1678),当原来引清兵人关的吴三桂又据衡阳反清时,有人约王夫之出山,他却说自己乃“亡国遗臣,所欠只是一死”,终不肯出山与吴三桂这种人合作。病逝之前,他在自题墓碣时,也称自己为“明遗臣”。抗清失败后,王夫之看到“救时无计”,于是决意归隐,欲在思想领域中奋进开拓。在自己所居住的“观生居”,他题下了“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的名句,从此,他把满腔的爱国热情转化成探求真理的动力,开始了几十年的研究和著述生涯。王夫之出身于一个儒学世家,其父、叔、兄等在经史、理学等方面均有一定造诣。王夫之在这样的家庭中成长起来,深受父兄的熏陶,自幼泛览经史书籍*专心致力于学问。后来,长期救亡图存的抗清现实斗争,又使王夫之的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他逐渐从传统儒学中解脱出来,对传统儒学由认识、研究,到总结、批判,最终,在哲学上倾向了唯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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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7-14

顾炎武为什么被称为'清学开山之祖'?

答:名者何在?则其能建设研究之方法而已。”(《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所说是指顾炎武对于清儒经学的影响。清儒的经学与汉儒、宋儒都有所不同,这一派的学问“经一百多年才渐渐完成”,“但讲到筚路蓝缕之功,不能不推顾亭林(炎武)为第一”,所以,梁启超称:“论清学开山之祖,舍亭林没有第二个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卷六《清代经学之建设》)。顾炎武(1613—1682)原名绛,字忠清。明亡,改名炎武,字宁人。亦自署蒋山佣。因家住江苏昆山亭林镇,故又号亭林,学者称为亭林先生。顾炎武出生在一个封建士大夫家庭,祖上好几代在朝廷担任官职,家中有不少藏书。但到顾炎武时,由于倭寇的侵扰,财产受损严重,家道渐渐中落。因此,青年时期的顾炎武深受当地豪强的欺压,对社会弊政有所不满,14岁时便与好友归庄一起参加了复社。复社是当时东南地区的一个政治性的学术团体,名气很大。顾炎武的眼界也大大地开阔了,他交结朋友,议论时政,正式踏上了社会道路。顾炎武本来读书较多,有很好的学问功底,然而却连年应乡试不中,于是,他毅然抛弃了科举应试,转而研究有关国计民生的学问。从此,他认真阅读二十一史和全国州县方志等等,辑成了《天下郡国利病书》。清兵人关后,又继续南进,在江南大肆屠杀。顾炎武遂投笔从戎,并参加了保卫苏州和昆山的战斗。他的嗣母在家乡沦陷后绝食身亡,临死前,嘱咐顾炎武说:“无为异国臣子,无负世世国恩。”国破家亡的惨痛事实,激发了顾炎武坚决抗击清兵的决心,他的名字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改过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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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7-14

陈献章是怎样开明代心学之端的?

答:陈献章,字公甫,号石斋,广东新会白沙村人,世称白沙先生。生于明宣德三年(1428),卒于弘治十三年(1500)。《明儒学案》记载他“身长八尺,目光如星,右脸有七黑子,如北斗状。自幼警悟绝人,读书一览辄记”。他是理学向心学转变的关键人物,其一生曾经历三次重大转折,即科举不第,静养以求心;济世不成,隐居而施教;应征未起用,便屡荐不起。由于科场与政坛的失意,他对社会现实越来越不满,使他背离朱学而完全转向个人的内心世界,接受道家脱然世俗,寓情于自然的思想情趣。陈献章的思想具有独特的风貌,对此,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进行了详细的辨析,认为“有明之学,至白沙始人精微。其吃紧工夫全在涵养……故出其门者,多清苦自立,不以富贵为意,其高风之所激,远矣。”并说:“先生学宗自然,而要归于自得。自得故资深逢源,与鸢鱼同一活泼,而还以握造化之枢机,可谓独开门户,超然不凡。”“独开门户”“超然不凡”“始入精微”大致概括了陈献章思想的主要特点。陈献章的“独开门户”主要表现在他扭转了程朱理学的发展方向,开启了明代心学的大门。《明史•儒林传》记载:“原夫明初诸儒,皆朱子门人之支流余裔,师承有自,矩镬秩然。曹端、胡居仁笃践履,谨绳墨,守儒先之正传,无敢改错。学术之分,则自陈献章、王守仁始……嘉隆而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陈献章在朱学处于独尊和极盛的局面下,一改学者谨守绳墨之风,于逆转中承继陆学,倡导“自得”之学。他的学说肯定了陆九渊的心学路线,而又不因袭陆学;承宋代理学之风,而在体系和思想上又都表现了不同于宋代理学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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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7-14

薛瑄为何有“明初理学之冠'的称誉?

答:清人在总结明代的理学时,有两个人分别被推为“明初理学之冠”,一位是被学者称为月川先生的河南渑池人曹端,另一位就是薛瑄。曹端为明初北方大儒,他开启了“河北之学”。他的学术特点是注重实践,以存静为要。与宋濂、刘基、方孝孺比较,曹端在明初理学家中能够“守先儒之正传”。曹端之后,薛瑄也“闻风而起”,他学宗程朱,读《性理大全》,作《读书录》,开山西“河东之学”,门徒遍及山西、河南、河北、关陇,蔚为北方朱学大宗。曹端和薛瑄均被清人视为“醇儒”。《四库全书总目》卷二九说:“明初醇儒,以(曹)端及胡居仁、薛瑄为最。”卷一七〇说:“明初理学,以(曹)端与薛瑄最醇。”但比之曹端,薛瑄得到的赞赏更多,《四库提要》称:“明代醇儒,以薛瑄为第一”;“盖有德有言,瑄足当之”。此外,王夫之、傅山等人也都对他大加赞赏,说他“成就最大”“语录最好”,称许他为“明儒大宗”。薛瑄(1389—1464)字德温,号敬轩。山西河津(今山西万荣)人。薛瑄自幼强记好学,并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在祖父、父亲的影响下,薛瑄很早便走上了为学的正路。永乐十七年(1419),不满30岁的薛瑄在乡试中夺得第一。次年,登进士第。之后,他更加努力地学习性理诸书。正统初年,薛瑄为山东提学佥事时,开始收授学徒,延见诸生,为之讲授。据说,弟子中“才者乐其宽,而不才者惮其严”,都以“薛夫子”相称。为了更精进于学问,薛瑄在为官之暇,常常捧读皇帝钦定的《性理大全》以及周敦颐、张载、朱熹等人的著作,每有所得,即作札记。在临终弥留之际,薛瑄还写诗称自己一生“七十六年无一事,此心唯觉性天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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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7-14

被称为'明之学祖〃的方孝孺是怎样一个人?

答:博士,进侍读学士。他深得建文帝的信赖,建文帝有什么疑问时,常常宣召相谈,君臣之间就像师友一般。然而,“靖难之役”后,当夺得帝位的燕王朱棣要他起草登基诏书时,他却坚决不从,而且怒骂不已,并大书“燕贼窃位”。于是,他被拉到聚宝门外肢解,还株及十族,坐及此事者达847人。当时,方孝孺年仅46岁。方孝孺(1357—1402)字希直,号逊志。浙江宁海人。据《明儒学案》记载,方孝孺自幼精敏绝伦,8岁读书,15岁学文,常常受到他人的称赞。20岁时游历京师,跟从当时的太史宋濂学习。宋濂是浙江金华人,以文章事功名于当世,其学术思想亦出于金华学派,以程朱之学为宗。孝孺从宋濂学习达6年之久,成为宋濂的入室弟子。宋濂也很欣赏孝孺,称其为“孤凤”,认为自己的弟子中没有能比得上他的。朱元璋定鼎金陵后,蜀献王聘他为世子师。献王对孝孺甚为称道,并为他的读书之堂取名为“正学”,因此,人们也就称方孝孺为正学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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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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