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龄《聊斋》的创作过程？
康熙己末 (1679) 春日，蒲松龄为自己的《聊斋志异》 ( 以下简称《聊斋》 ) 写了一篇《聊斋自志》。在《自志》的最后，他写了如下一段话：
独是子夜荧荧，灯昏欲蕊，萧斋瑟瑟，案冷疑冰。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 寄托如此，亦足悲矣 ! 嗟呼，惊霜寒雀，抱树无温；吊月秋虫，偎栏自热。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间乎！在《聊斋》研究中，人们经常谈到蒲松龄创作《聊斋》的思想动机。论者大多根据这段话，进而援引司马迁发愤著书的观点，认为《聊斋》寄托了蒲松龄的“孤愤”，是作者一生遭逢的抒愤之书。 如刘大杰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中说：“可知作者的著书目的，是借鬼神世界反映、影射人间生...全部
康熙己末 (1679) 春日，蒲松龄为自己的《聊斋志异》 ( 以下简称《聊斋》 ) 写了一篇《聊斋自志》。在《自志》的最后，他写了如下一段话：
独是子夜荧荧，灯昏欲蕊，萧斋瑟瑟，案冷疑冰。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
寄托如此，亦足悲矣 ! 嗟呼，惊霜寒雀，抱树无温；吊月秋虫，偎栏自热。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间乎！在《聊斋》研究中，人们经常谈到蒲松龄创作《聊斋》的思想动机。论者大多根据这段话，进而援引司马迁发愤著书的观点，认为《聊斋》寄托了蒲松龄的“孤愤”，是作者一生遭逢的抒愤之书。
如刘大杰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中说：“可知作者的著书目的，是借鬼神世界反映、影射人间生活和社会现实，而加以批判、揭露，来发泄自己的悲愤的。”①这一类看法无疑是有道理的。不过，论者有意无意地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即《聊斋》是一部近五百篇，题材不一、内容繁杂的短篇小说集，其创作时间长达 40 年之久。
也就是说，作者从 30 多岁的青年开始创作这部“狐鬼史”，直到 70 岁的垂暮之年仍然笔耕未辍②。按照古人的说法，蒲松龄漫长的人生旅程，经历了“而立”、“不惑”、“知天命”、“耳顺”和“随心所欲不逾矩”的各个阶段。
在每个阶段里，他的思想、心理应该说是不尽相同的，这无疑会影响到不同时期的《聊斋》创作。而《聊斋自志》是作者 40 岁时所写，其时《聊斋》还只完成了一部分。仅仅以此来说明全部《聊斋》，包括作者以后 30 年作品的创作动因，显然是不够的。
其实，就是在《聊斋自志》中，作者在谈到其著书寄托“孤愤”的同时，也谈到其创作《聊斋》的另外一些原因：
披萝带荔，三闾氏感而为骚；牛鬼蛇神，长爪郎吟而成癖。自鸣天籁，不择好音，有由然也。松落落秋萤之火，魑魅争光……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
闻则命笔，遂以成编。……遄飞逸兴，狂固难辞；永托旷怀，痴且不讳。显然，蒲松龄并没有否认满足自己个人的兴趣爱好，借笔墨以展天性，是自己多年孜孜不倦地创作《聊斋》的原因。那么蒲松龄为什么又将自己的小说归结为“孤愤之书”呢 ? 这可能与他的小说观有很大的关系。
如果将《聊斋》置于中国小说史发展的过程中，就可以发现，蒲松龄在《聊斋自志》中说《聊斋》寄托了自己的“孤愤”，虽然不能否认其包含了蒲松龄的思想真实，但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他受了“市人小说”的影响，是对中晚明以来新的小说观念的认同，与晚明市人小说批评家以“小说方之于经史”的用意大体相同，为的是提高小说的地位和强调小说的价值③，并不能以此来说明蒲松龄《聊斋》创作的全部思想、心理上的动因。
在蒲松龄的人生和《聊斋》创作的每一阶段里，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其心态不可能是始终如一的。事实上，由于创作时间之久和数量之巨，蒲松龄在不同的创作阶段，甚至在每篇作品的创作中，其心态都不可能是完全相同。
因此，本文讨论蒲松龄《聊斋》创作，重在从其复杂的创作心态出发，而不是仅仅强调其思想动机。
一、自娱娱人的心理总观《聊斋》，我们会发现，这部近五百篇的短篇小说集，在一定程度上是蒲松龄以创作求自娱和娱人的心理的产物。
也可以说，自娱、娱人，不仅是蒲松龄创作的出发点，也是他在创作中经常保持的一种心态。这本来就是小说，包括文人小说和市人小说产生的原因之一。古代小说向来就是不能与诗文相提并论、不入九流、难登大雅之堂的“小道”。
所以魏晋以降，小说作者往往不避
讳小说游戏娱乐的创作旨趣，仅从“志怪”、“轶事”、“传奇”这些名称上，就不难看出小说所具有的游戏娱乐性质。干宝在《搜神记序》中虽说要“发明神道之不诬”，但同时却强调：“幸好将来好事之士，录其根本，有以游心寓目而无尤焉。
”这正是当时许多志怪小说写作的重要目的。至于轶事小说，鲁迅认为“若为赏心而作”“虽不免追随俗，或供揣摩，然要为远实用而近娱乐矣”④。庸人传奇，也有不少属娱乐遣兴之作，所以鲁迅说：“记叙委曲，时亦近于俳谐”，“其间虽亦或托讽喻以抒牢愁，谈祸福以寓惩劝，而大归则究在文采与意相。
”⑤宋元话本，本来就是为适应市民的娱乐需要而创作的，其作者自然要注重作品的消遣娱乐作用。正如鲁迅所说的那样：“当时一般士大夫，虽然都讲理学，鄙视小说，而一般人民，是仍要娱乐的；平民小说的起来，正是无足怪讶的事情。
”⑥尽管中晚明许多市人小说家和小说批评家强调小说的“传道”、“劝惩”意义，但仍然不能改变市人小说以娱乐为出发点的实际。
“以文为戏”、“游戏笔墨”，是一种传统；而杰出的市人小说值得称誉的原因之一，也是因为其往往以“娱心”冲破“劝惩”。
因此，无论从蒲松龄的身份和所处的地位来看，还是从“文学的传统和惯性”来看，说《聊斋》创作包含一定的自娱、娱人的成份并不为诬。《聊斋》中有些篇章完全可以说是作者的游戏之作，是作者自娱和娱人心态的产物。
比如《鬼令》。
……酒数行，或以字为令曰： “田字不透风，十字在当中；十字推上去，古字赢一钟。”一人曰：“回字不透风，口字在当中；口字推上去，吕字赢一钟。”一人曰：“囹字不透风，令字在当中；令字推上去，合字赢一钟。
”又一人曰： “固字不透风，木字在当中；木字推上去，杏字赢一钟。”末至展，凝思不得，众笑曰； “既不能令，须当受命。”飞一觥来。展云：“我得之矣：日字不透风，一字在当中。”众又笑曰：“推作何物 ? ”展吸尽曰：“一字推上去，一口一大钟 ! ”相与大笑……
作者写作此篇的目的，并不在于揭示故事的社会意义，甚至也不是为了描写酒徒的行为和刻画酒徒的形象，作者创作时关注的重心是这些鬼名士们所作的酒令，以及这个故事浓厚的调笑色彩。
这一篇文字不仅与以往文人们笔记、诗话等类似的文字一样，反映了古代读书人以文字娱乐的风习，而且还带有某种民间文学的格调。在中国许多地方流传的“解 ( 缙 ) 学士”故事、八仙与“圣贤愁”的故事等都有类似的情节内容。
可以想见，通过这一文字的撰写，蒲松龄无疑获得了愉悦。同时，蒲松龄也坚信，他的读者也会通过他精心结撰的文字的阅读，获得愉悦。
《狐谐》也是作者苦心经营的一篇“游戏”之作。作品的主要内容是狐娘子同诸客人的谐谑之谈。
她说的两个骂人的“狐典”，精巧、离奇、委曲、生动，既是成语，又是故事，读之令人捧腹。作者为编织这些戏语、故事，可谓费尽心机，这从稿本的修改情况即可看出。改前的稿子没有陈氏兄弟两个人物，狐女巧骂二陈的一段原为另一“狐典”，也是取笑孙得言的，不很精彩，后被全部涂去，改成现在的样子。
但是作者的刻意求工，应该说主要是为了调笑取乐，并无太深的意思，其写作的目的无疑主要是自娱、娱人。
《仙人鸟》堪称《狐谐》的姊妹篇，有异曲同工之妙，全文 3500 多字，通篇文采飞扬，但主要是供人笑乐的文字游戏。
兹录一小段，以窥全貌：王即慨然颂近体一作，顾盼自雄。
中二句云： “一身剩有须眉在，小饮能令块垒消。”邻叟再三诵之。芳云低告曰：“上句是孙行者离火云洞，下句是猪八戒过子母河也。”一座抚掌。桓请其他，王述水鸟诗云；“猪头鸣格磔，……”忽忘下句。
甫一沉吟，芳云向妹咕咕耳语，遂掩口而笑。绿云告父曰：“渠为姊夫续下句矣。云：‘狗腚响??巴。'”和席粲然。此篇虽命意在讽刺一个浅薄而又自视甚高、出口不逊、盛气凌人的狂妄书生，但文字机趣，令人喷饭，读来轻松愉快，饶有兴味。
这类文字在《聊斋》中可以说是随处可见，随手还可举出《侯敬山》、《田子成》、《粉蝶》、《鴞鸟》、《乩仙》、《凤仙》等许多篇。《聊斋》其他作品中也有体现出作者自娱、娱人创作心理的情节、文字。张元《柳泉蒲先生墓表》说，蒲松龄是一位说话“讷讷不出于口”的“恂恂长者”，谈不上“伶牙俐齿”，但其口不能言却能妙笔生花，他是通过文字达到自娱和娱人的目的的。
自娱以娱人，人娱而自娱，不能不说是蒲松龄创作《聊斋》的一个经常的、重要的心态。蒲松龄同时及稍后的文人为《聊斋》作的序言早就提到了这点：异事，固世间有之矣，或亦不妨抵掌；而竟驰想天外，幻迹人区，无乃齐谐滥觞乎 ? 曰：是也。
然子长列传，不厌滑稽；卮言寓言，蒙庄嚆矢。显然高珩是从《聊斋》受《史记》中《滑稽列传》影响的角度肯定其带有以滑稽娱人的色彩的。王樾在谈到《聊斋》时说：“卷首有乾隆丁亥横山王金范序，其略云：‘柳泉蒲子，以玩世意作觉世之言。
”'也看到了蒲松龄文字中的“玩世”成份。蒲松龄的儿子蒲箬对其父的创作心态则说得清楚而又中肯，他认为《聊斋》“大抵皆愤抑无聊，借以抒劝善惩恶之心，非仅为谈谐调笑已也” ( 《祭父文》 ) 。所谓“非仅为谈谐调笑已也”自然是首先肯定其有很大的“谈谐调笑”成分，以至于需要强调“愤抑无聊”和“劝善惩恶”，以免引起人们的误解。
实际上，蒲松龄自己不仅没有否认过其创作时的自娱、娱人因素，有时甚至还自觉不自觉地强调这一点“途中寂寞姑言鬼，舟上招摇意欲仙” ( 《途中》 ) ，“新闻总人《夷坚志》，斗酒难消垒块愁” ( 《感愤》 ) 。
这些早期的诗作中就已经透露出蒲松龄的这种心态。蒲松龄的同邑后学王敬铸在为《蒲柳泉先生遗集》作序时，说其“往来书札，兼作恢谐谚语，然简洁隽永，是作者的本色”。蒲松龄的确喜欢通过文字自我消遣，自我娱乐。
《聊斋诗集》中题为“戏为”、“戏赠”、“戏柬”、“戏贻”、“戏酬”一类的诗就有几十首。这些诗虽然也常常寄寓着作者的某种情感，但不少是“以游戏写意”，带有消遣、自娱、逞才弄笔的意思。像笙欢一派拥红妆，环佩珊珊紫袖长，座中湘裙已罢舞，莲花犹散玉尘香” ( 《树百宴歌妓舞琵琶，戏赠》五首之一 ) 等，大概只能说是聊以奉承，为博得东主孙树百一哂的文字了。
在蒲松龄《聊斋》创作中，应该说也有类似的心理在起作用。
《聊斋》的这种自娱、娱人作品的产生，与小说创作的传统有关，与蒲松龄各个时期的不同处境、不同遭遇和因而产生的心境有关，同时也与他作为封建文人的生活与创作的态度有关。
当时的不少文人小说的作者，其实都或多或少地有这种态度。纪晓岚自认为其恪守汉魏小说之旧规，强调自己的《阅微草堂笔记》是“公余退食”、“昼夜无事”或“昼长多暇”'“弄笔遣日”，“聊以消闲”之作 ( 《滦阳消夏录》、 《槐西杂志》等自序 ) ，自不待言。
其他如王士禛说自己的笔记小说创作是“或夜阑月堕，间举神仙鬼怪之事，以资温噱” ( 《池北偶谈自序》 ) ；袁枚在其所著《子不语》各卷之首标以“戏编”二字，在《自序》中甚至把小说创作与“饱酒、度曲、樗蒲”相提并论，自认为是一种借以“自娱”的笔墨游戏。
蒲松龄是个下层文人，出身贫寒，地位低下，但他埋头学问，博览广闻，胸中锦绣不得展露，通过小说的创作，既可以一展才华，自娱娱人，同时也不失为自我推销之一法。当然，从根本上说，蒲松龄不是像李渔一样靠将自己的艺术才华兜售于王公贵族以谋衣食的文人，他靠笔耕舌耘自谋其力，他有自己的思想，有自己的志向和抱负，因此，这种自娱、娱人并非其创作心态的全部。
但是，如果我们否认其创作心理中有自娱、娱人的因素，对于理解、把握《聊斋》的创作应该说是不利的。
二、苦闷不平的心理
朱缃在《书 ( 聊斋志异 ) 朱刻卷后》中说：“公 ( 蒲松龄 ) 之名在当时，公之行著一世，公之文望播于士大夫之口，然平意之所托、以俟百世之知焉者，尤在《志异》一书……”朱缃说《聊斋》象屈子、史迁等人的著述一样是有所寄托的。
所谓有所寄托，在蒲松龄来说，很大程度上就是以故事寄托自己的苦闷和不平，也就是借文字抒写自己的苦闷和不平。
《聊斋》创作的一个重要动因就是作者内心的苦闷与不平，或者说，在蒲松龄创作《聊斋》的过程中经常处于一种苦闷和不平的心态中。
“不平则鸣”，则讽，则揭露之，则鞭挞之，故而有《聊斋》中的许多杰作，这是不言而明的。但是，是什么原因使蒲松龄经常处于这样一种心态中呢 ? 当然从根本上说因为蒲松龄有封建时代正直的读书士子的道义良心，因而使他经常产生对社会不公、人间不平的质慨，但对《聊斋》创作来说，引发这种愤慨的首先应该是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的自身经历。
蒲松龄是封建时代一位有正义感、思想修养也较高的知识分子，在他的思想中，我们可以发现孔孟、程朱、老庄、释禅等多方面的影响，但他的主体思想仍属儒家范畴，他自己也以“吾儒家自居”，因此他与当时的许多读书士人一样有着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要“为圣人徒，怀君子泽” ( 《蒲松龄集·会天意序》 ) 。
为实现这一理想和抱负，蒲松龄做了不懈的努力，这也是他坚持参加科考的原因之一。他清楚地知道，一介书生，人微言轻，是无法去治国安邦的，“万里门遥，未能攀高轩而达帝听；九重堂远，孰肯降至尊而咨下情”。
中国历来都是“远相需用读书人”的，只有“抱苦业，对寒灯”，有朝一日做天子的“耳目股红肱”，才能实现自己的抱负。因此，他不得不把读书做官作为实现其理想的根本途径，因为只要能进入仕途，他就可以一展才华，上效忠于君，下施惠于民。
而蒲松龄自十九岁获县、府、道三个第一，补博士弟子员后，蹭蹬科场的辛酸就一直与他形影不离，几十年的痛苦煎熬、含辛茹苦、惨淡经营，却连个举人也没考中。作为那个时代的下层知识分子，科场无望，再有雄才大略，也不会有任何施展的机会。
更何况长期过着“冷淡如僧”、“萧条似钵”的清贫生活，知音不赏，知己难觅，作为一个“幼而颖异”、“长而特达”的有志之士，“试辄不售”，满怀经世济民的宏伟抱负，不得不在笔墨中寻求慰藉，对于蒲松龄来说，应该是够悲哀的了。
可是，同时又时时眼见“大贤处下，不肖处上，滥官污吏横行”，“陋劣幸进而英雄失志”，蒲松龄的心理怎能平衡 ? 长期难以摆脱忧愤，蒲松龄的心态又怎能不处于苦闷和不平之中 ? 正因为屡试不第阻碍了蒲松龄的理想抱负及个体生命价值的实现，使他长期处于苦闷和不平之中，所以蒲松龄才把科举作为他的小说揭露、讽刺、鞭挞的第一个对象。
《聊斋》中关于科举的小说是蒲松龄苦闷不平心理的抒发，既是对科举的揭露；讽刺、鞭挞，也记录了他的心路历程。《叶生》篇写文章词赋冠绝当时却久困场屋的叶生，死后仍以幻形留在世上设帐授徒，使知己之子成名中举。
文末有一大段“异史氏曰”抒发其科举失意的悲愤。《叶生》在《聊斋》手稿本被编在第一册，是蒲松龄早期的作品。当时的小说评点家冯镇峦认为此篇是“聊斋自作小传”。篇中叶生解释他的行为是：“使天下人知半生沦落，非战之罪也 ! ”可见作者当时科考失利心情虽然沉痛却不甘认输，不过仅仅认为命运不济罢了。
至《聊斋》中期的作品，由于更多的失败，作者逐渐认识科场之腐败，于是转而对考场舞弊、夤缘幸进现象进行揭露以及对试官目中无文加以讽刺嘲讽。《司文郎》属于中期作品，作品虽然对试官积愤为谑，极尽讽刺挖苦，但因对科考仍存幻想，所以作品中又出现了“当前寂落，固是数之不偶，平心而论，文亦未便登峰，其由此砥砺，天下自有不盲之人”这样的话。
不过将科考更多地归之于不可知的命，归之于因果，已不复有当年的信心了。《于去恶》篇也无可奈何地寄希望于有“张桓侯”这样的人执平文运。到作期更晚的《贾奉雉》写主人公屡次应试不售，后“于落卷中集其塌 ( 土边旁不要，上面加草字头 ) 冗泛滥不可告人之句，连缀成文”，竟然中试，事后自己也觉得以此等文章中举，“真无颜出见同人”，便遁迹山林，逃离名场。
这时的作者已经有了心灰气冷，厌恶科举阶情绪了。
这些关于科举的小说，确实反映出蒲松龄长期的苦闷不平心理。除此之外，《聊斋》还有许多作品反映蒲松龄对自己的卑微处境的不平，对社会不公的不平，对世风日下的不平，对吏制腐败无能的不平等等。
有关这些方面，因论者多有论及，兹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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