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随唐海上丝绸之路
公元前后的几个世纪，在亚洲、北非、欧洲曾先后存在过汉代中国、安息、贵霜、萨珊朝波斯、笈多朝印度和罗马等强大国家。当时有一条横贯中亚、联系欧亚两洲的交通大道。它对这些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起了重大作用。 因为大量的中国丝和丝织品由此道西运，所以这条交通大道在19世纪被欧洲学者称为“丝绸之路”。后来，这一名称被普遍接受。丝绸之路所经之地，有白雪皑皑的崇山峻岭，有一望无垠的大漠荒碛和盐碱沼泽。在生产力和交通工具尚不发达的条件下，古代各国劳动人民、商旅、使者和僧侣等冒流沙、风暴冰雪袭击的危险，披荆斩棘开通商路，对于加强东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作出了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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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后的几个世纪，在亚洲、北非、欧洲曾先后存在过汉代中国、安息、贵霜、萨珊朝波斯、笈多朝印度和罗马等强大国家。当时有一条横贯中亚、联系欧亚两洲的交通大道。它对这些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起了重大作用。
因为大量的中国丝和丝织品由此道西运，所以这条交通大道在19世纪被欧洲学者称为“丝绸之路”。后来，这一名称被普遍接受。丝绸之路所经之地，有白雪皑皑的崇山峻岭，有一望无垠的大漠荒碛和盐碱沼泽。在生产力和交通工具尚不发达的条件下，古代各国劳动人民、商旅、使者和僧侣等冒流沙、风暴冰雪袭击的危险，披荆斩棘开通商路，对于加强东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作出了重大贡献。
丝绸之路与中西交通 公元前4世纪，希腊人克特西阿斯就称中国为“塞勒斯”（Seres），意即丝国。这说明我国的丝织品早就是重要的出口商品，也说明丝绸之路早有开端。但有史记载的大规模的交往却始于汉代张骞通西域。
公元前138年，张骞奉汉武帝之命出使月氏，中遭匈奴扣留，至公元前126年方归。公元前119年，汉武帝再派张骞西去联络伊犁河流域的乌孙，同时分派副使赴大宛（今费尔干纳盆地）和康居（约在今巴尔喀什湖与咸海间）、大月氏（阿姆河中上游）、大夏（巴克特里亚）、安息（帕提亚）、身毒（天竺）各国。
司马迁《史记·大宛传》称他的两次出使为“凿空”，其意是他第一次走通了前人未曾开通的道路。
从公元前2世纪以后，在我国西汉时期，据《汉书·地理志》记载，丝绸之路已有南北两道。南道，从我国玉门和阳关（今敦煌西），经鄯善（今新疆若羌一带）沿南山（今阿尔金山、昆仑山）以北循着河流西行，在莎车（今新疆莎车县）以西越葱岭，至大月氏、安息。
在大月氏有多条岔道：向北越妫水（阿姆河），与康居、奄蔡（约在今咸海至里海间）道通；向南和印度相通；向西南与罽宾（今克什米尔一带）、乌弋山离（赫拉特）至条支（喀拉塞涅）之路通；向西则至木鹿、赫卡铜皮洛斯、爱克巴坦那、泰西封直抵叙利亚的安条克，渡海到达希腊、罗马，或南下经大马士革、推罗进入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
北道，自车师前王庭（今新疆吐鲁蕃西）沿北山（今天山）以南，循塔里木河西行，至疏勒（今新疆喀什市），西逾葱岭，出大宛、康居、奄蔡，经里海、黑海以北草原与欧洲相通。张骞第一次出使，从匈奴脱身，经大宛、康居、大月氏而至大夏，所走的就是北道，返回时，“并（傍）南山”，所走的是南道。
此南北两道都在天山以南。
此外，汉代还有第三条未具体记载的天山以北的西行商道。这条通道就是取天山以北准噶尔盆地至乌孙、大宛的道路。张骞第二次出使，从内地直至乌孙，走的就是天山以北的通道。他从乌孙分派副使去大宛、康居、月氏、大夏。
东汉时班超经营西域，于公元97年派甘英出使大秦（罗马），到达安息西界（条支）的波斯湾，准备渡海，遭安息船人劝阻，未能实现。这是汉代中国使者在丝绸之路上所达到的最西点。
公元3世纪以前，天山以南两道，以南道较为繁荣。
公元3世纪至5世纪，两晋南北朝时期，以天山以北的通道最为昌盛。
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汉代还有一条通往西方的海上丝绸之路：自出发地徐闻（今广东徐闻）、合浦（今广西合浦），船行约五个月，至都元国（今越南岘港）；又船行四个月，至邑卢没国（今泰国叻丕）；又船行约二十余日至谌离国（今缅甸丹那沙林）；再步行十余日，至夫甘都卢国（今缅甸卑谬附近）；又船行两个多月，至黄支国（今印度康契普纳姆），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今斯里兰卡），“汉之译使自此还矣”。
已程不国是西汉时中国航海家所达到的最远点。《汉书·地理志》所记载的这条路的回程，已不再经陆路，大概是绕过马六甲海峡，总的航程时间延长。中国丝绸进入印度，先转运到巴利柴格（今布罗奇港）和巴巴里肯（今卡拉奇附近）。
从这两个港口向北与中亚陆上丝绸之路相通；向西经阿拉伯海、波斯湾、幼发拉底河与叙利亚、巴勒斯坦商路相通，再经地中海航运至罗马。从印度还可以绕过阿拉伯半岛，经红海进入埃及亚历山大里亚港，再经地中海到罗马。
这条海上丝绸之路，当陆上丝绸之路受阻时，就更显出其重要性。
丝绸之路与中西贸易 丝绸之路是一条横贯亚欧的商业要道，也是一条东西各国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大路，而以沟通当时国际贸易最为突出。《后汉书·西域传》说：“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反映出使者往来不断，商贩不绝于旅的情景。
丝绸之路的商品，以中国丝绸为主要商品。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养蚕、缫丝、织绸的国家。殷周之世，劳动人民已织出华美的暗花绸和多彩的刺绣。后又发明罗纱和织锦。汉代制造丝绸技术大为提高，长沙马王堆汉墓中所保存的精美的丝织品证明了这一点。
中国丝绸外销，大约从战国时期已经开始。公元前4世纪，希腊人称中国为丝国，说明亚洲商人已将丝绸运往欧洲。自西汉至南北朝，中国丝绸大量运往西方。汉代为了保证经济上的交流，还采取了政治上的必要措施，遣使、设驿以保持商路畅通。
我国的丝绸在古代的中亚、西亚以至非洲、欧洲都被视为珍品。汉通西域以后，中亚及西亚各地时行衣着丝绸。安息、塞琉古和托勒密的王侯后妃更是如此。各地庙宇也大量使用丝绸装饰。罗马帝国时期的欧洲，中国丝绸用途很广。
在西罗马的中心罗马城和东罗马的中心君士坦丁堡，从皇帝、元老院元老以至权贵之家，都以能穿上中国丝绸为荣。基督教会的法衣、祭服、挂幕、祭坛装饰概用丝绸。国家官吏穿着特殊形式的丝袍，世俗富人普遍穿着一般丝袍。
公元3世纪的一位罗马作家说：丝国人制造宝贵的花绸，它的色彩像野花一样美，它的质料像蛛丝一样纤细。
中国除出口大量丝绸之外，还输出铁器、镍、贵重金属、铜器、漆器、杏桃和甘蔗等到中亚、西亚直到罗马。
中国从中亚以西输入毛织品、玻璃、宝石、玛瑙、香料和化妆品，特别重要的是从大宛输入汗血马、天马；中亚各国的葡萄、苜蓿、蚕豆、石榴、番红花、芝麻、胡萝卜和黄瓜等植物，都传到中国。从西域和伊朗传入中国的，还有箜篌、琵琶、筚篥等乐器及绘画、雕刻、图案设计等技艺。
安息和罗马的毛织品、玻璃也源源东来。由大宛西行的通商使者每年达十余次，他们去粟特、大夏、印度和安息，甚至更向西进。
中国丝绸和各国商品的畅销以及由此而来的巨额利润，引起中亚、西亚、北非和南欧地区各国为控制商路，垄断贸易而展开长期斗争。
中亚扼丝绸之路的要冲，中亚地区的主要居间商是粟特人。粟特以马拉坎达（今撒马尔罕）为首府，在中国史籍中亦称康居。他们一向以经营国际贸易著称于世，在中转商业中获利优厚。但是，粟特国小力弱，还不能控制和垄断丝绸之路。
亚历山大帝国分裂后，直到大夏、安息独立前，丝绸之路掌握在塞琉古王朝手中。这笔垄断收益，在塞琉古的财政上、经济上都占重要地位。安息独立后，控制了中亚和西亚，垄断了丝绸之路的中转贸易。此时，塞琉古局促一隅，失去国际贸易霸权。
安息从过境贸易和出口贸易中获利丰厚，据《后汉书·西域传》记载，获利达十倍之多。安息灭亡后，萨珊朝波斯控制了丝绸之路的国际贸易，不准粟特商人转运丝绸过境，阻止罗马商人贩卖丝绸，企图独占专利，但是，东方商品仍然流向罗马。
罗马人每年从印度、中国和西亚等地输入大宗货物。这些商品在罗马出售的价格比它在印度的价格贵100倍。丝价竟值重量相等的黄金。这说明当时国际贸易的商人可从中获得暴利。
丝绸之路与中外友好 丝绸之路开通之后，中国与中亚、西亚和南欧各地各民族友好往来绵亘不绝，日益密切。
公元前2世纪，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公元前138年至公元前126年），访问过大宛、康居、大月氏，回国后向汉武帝报告了西域各国的情况。公元前121年、前119年，霍去病、卫青两次大败匈奴，控制了河西走廊，迫使匈奴远走漠北。
此时，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公元前119年至公元前115年），率300人使团到乌孙，又从乌孙分派副使赴大宛、康居、大月氏和大夏等国访问。汉使到安息，安息国王派大将率2万骑兵到东部边境迎接。汉使回国时，安息还赠送大鸟卵（鸵鸟卵）、黎轩眩人（罗马杂技艺人）给汉武帝。
其他国家也都派遣使节往来而相互交流；中外友好关系随着使节、商旅和人民往来而肇始展开。
公元前1世纪末，大月氏人把印度佛教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据记载，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经”（《魏略·西戎传》）。
汉章帝章和元年（公元87年），安息王遣使来中国献狮子、符拔（《后汉书·西域传》）。汉和帝永元十三年（公元101年），安息王满屈派使臣来中国，赠送狮子和条支大鸟（安息雀）。公元148年，安息高僧安清（字世高）来中国传布佛教。
公元148年至171年，他在洛阳翻译佛经，先后译出佛经35部41卷。他不但对佛教文化的传播，而且对我国翻译文学的发展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此后使节和民间来往更加密切。从南北朝到唐代，伊朗的祆教、摩尼教、基督教（景教）也先后传入中国。
公元105年，蔡伦改进造纸术，大约四五十年之后，粟特商人即将中国制造的褴褛纸运往中亚。汉和帝永元十二年（公元100年），“西域蒙奇（马其顿）、兜勒（色雷斯）遣使内附”（《后汉书·和帝纪》），是有史记载的中国与欧洲直接交往之始。
东汉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罗马皇帝遣使来中国献象牙等礼品，三国时代孙权黄武五年（公元226年）罗马商人入建业见孙权等活动均载于史册。这些更直接增进了中国与欧洲各国之间的相互了解和经济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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