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大玉儿?大玉儿:为什么会
话说历史上的孝庄文皇后
■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总编辑、教授 王俊义
电视剧《孝庄秘史》播出以来,孝庄这一历史人物以戏剧化的面目出现在屏幕上。
那么,真正历史上的孝庄是一位什么人物呢
我们应读者的要求特刊发《话说历史上的孝庄文皇后》一文,告诉你一个真孝庄。
———编者
一位历经清初三朝的杰出女性
据有关史料记载,孝庄生于明万历四十一年二月(1613年3月),卒于清康熙二十六年十二月(1687年1月),姓博尔济特氏,名布木布泰。 她出生于蒙古科尔沁部,乃贝勒寨桑之女。其十三岁时,嫁于后金四大贝勒之一的皇太极为妻。崇德元年(1636年)皇太极改号大清称帝,封其...全部
话说历史上的孝庄文皇后
■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总编辑、教授 王俊义
电视剧《孝庄秘史》播出以来,孝庄这一历史人物以戏剧化的面目出现在屏幕上。
那么,真正历史上的孝庄是一位什么人物呢
我们应读者的要求特刊发《话说历史上的孝庄文皇后》一文,告诉你一个真孝庄。
———编者
一位历经清初三朝的杰出女性
据有关史料记载,孝庄生于明万历四十一年二月(1613年3月),卒于清康熙二十六年十二月(1687年1月),姓博尔济特氏,名布木布泰。
她出生于蒙古科尔沁部,乃贝勒寨桑之女。其十三岁时,嫁于后金四大贝勒之一的皇太极为妻。崇德元年(1636年)皇太极改号大清称帝,封其为永福宫庄妃。后人根据其死后谥号称之为孝庄。崇德三年,她生皇九子福临,而后福临嗣帝位,是为顺治,孝庄被尊为皇太后。
再后,其孙玄烨又嗣帝位,是为康熙,又被尊为太皇太后。由于她是皇太极的妃子,而皇太极的谥号是太宗文皇帝,又因其儿子和孙子均是皇帝,所以史称“孝庄文皇后”,一般也称之为孝庄。
孝庄天质姿丽,性坚毅,喜读书,聪明能干,多有谋略。
皇太极执政时,她就是得力助手,“赞助内政,既越有年”,“佐太宗文皇帝肇造培基”。协助皇太极继承了努尔哈赤的事功,继续统一女真各部,连续对朝鲜及明朝用兵,稳固了皇太极的统治地位,为进入关内奠定了基础。
崇德八年(1643年)皇太极在未及确立继承人的情况下,因暴疾而逝。是时,孝庄方32岁,面对“诸王兄弟,相争为乱,窥伺神器”的复杂争斗局势,她从容不迫,施展谋略,争取各方支持,终于由其子福临继位。
当福临入北京称顺治帝之后,她全力扶持其治国理政。顺治十八年(1661年)顺治帝病逝,由玄烨继位,她又精心抚育培养玄烨,授以治国方略,指导处理各种政务,终使康熙成为中国历史上很有作为的一代君主。
至康熙二十六年九月,操劳一生的孝庄因病辞世,享年75岁。从清太宗皇太极时期,又经顺治一朝,再至康熙朝前期,这半个世纪的政治生活里,在整个清朝统治集团中,孝庄可谓是一个德高望重、一言九鼎的历史人物,她为清朝的建立与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作出了重要贡献,不愧是一位历经清初三朝的杰出女性。
在险象丛生中扶助顺治继位并亲政如前所述,当1643年皇太极暴卒而逝时,由于未及确立皇位继承人,在满族贵族诸王兄弟之间,引起激烈的争夺王位之争。那时,最有权势和实力的睿亲王多尔衮与肃亲王豪格都有夺取皇位的欲望,且旗鼓相当,相互不服,如不妥善解决,满族就有可能发生内讧与分裂。
为此,孝庄在孝端皇后的支持下,利用多尔衮与豪格之间的权力之争,巧妙周旋,左右说服,使多尔衮与豪格势单力薄,难以服众,双方不得不达成妥协,提出由皇太极之九子、年方6岁的福临继位,并议定八旗军兵,由多尔衮与郑亲王济尔哈朗各掌其半,左右辅政,待福临年长后,立即归政。
这一折衷方案,既使福临继承了皇位,也避免了清政权因内争而导致分裂,对于入关前夜的清朝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着。
顺治元年五月(1644年6月),多尔衮率清军进占北京,同年9月孝庄陪同顺治进入北京,福临作为清朝的开国皇帝定都北京。
然而,多尔衮由于战功卓著,权势越来越大,根本不把年幼的顺治放在眼里,明目张胆地独揽大权,结党营私,排斥异己,谋占皇位之心不死,时刻威胁着顺治的地位。为此,孝庄又施展谋略,对多尔衮软硬兼施,既笼络,又控制。
一方面尽量让其致力于清朝的统一大业,服务于顺治帝的统治,连续封其为摄政王、皇叔父摄政王,直至皇父摄政王,使之位高权重,满足其欲望;另方面又设法牵制其野心膨胀,利用各种力量不使其谋位之心得逞,直至顺治七年(1650年),多尔衮病逝,顺治帝开始亲政。
顺治亲政时,也还是一个十三四岁的少年,孝庄既是母后,也是他强有力的保护者和导师,而尽力辅政。为尽快扫清明残余势力及各种抗清力量,她百般笼络一批有实力的汉族上层势力,设法使已归顺清朝的孔有德、吴三桂、耿精忠等效忠清朝,为他们封王进爵。
还将平南王孔有德的女儿孔四贞,育之宫中,以郡主视之,招为义女。又把皇太极的女儿和硕公主嫁给平西王吴三桂之子吴应熊,以联姻结亲手段,对之既拉笼,又控制。另外,由于清初的长期战乱,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大量灾民流离失所,社会极不安定。
为此,孝庄在宫中一再提倡节俭,并多次将宫中节余银钱赈济灾民。这既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安定,也有利于稳固顺治的统治地位。清初的社会矛盾错综复杂,既有尖锐的满、汉民族间的矛盾,也有满族内部的权益均衡的冲突。
在如此错综复杂、矛盾交织的形势下,清朝能较快地实现对全国的统治,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而孝庄对顺治的辅佐则功不可没。
这里还需要说明的是,孝庄与顺治母子之间,也有一定的矛盾与隔阂。孝庄作为崛起于东北一隅的满族贵族女性,有较浓厚的满汉之别的民族观念,总希望能更多地维护满族的旧俗旧制。
她利用满蒙联姻的传统,为顺治的后宫挑选了多名蒙族的妃子,还将自己的侄女、侄孙女先后封为顺治的皇后。然而,顺治作为新一代满族贵族,则比较崇尚汉文化,又是一个富有感情的性情中人,他力求婚姻上的自主,不喜欢孝庄为她选定的后妃,却偏偏钟情于自己喜爱的董鄂氏。
遗憾的是董鄂氏却年轻早逝,致使遭受感情沉重打击的顺治,心灰意冷,不理朝政,一心皈依佛门。这些都使孝庄极为失望和不悦。至顺治十八年(1661年)顺治在郁郁寡欢中,感染天花而病逝。孝庄在极度悲痛中,又把心思精力全部转移到新的皇位继承人玄烨身上。
精心培育和辅佐康熙继位治国顺治去世之后,在孝庄的主持下,宣布先帝遗诏,由年仅八岁的玄烨继位,是为康熙皇帝。康熙失父之哀刚刚过去,十岁时又失去了生身之母。孝庄本来就十分疼爱孙儿玄烨,眼看着爱孙先后失去父母,对之更加爱护关心,义无反顾地担当了对他的抚育培养之责。
正如玄烨日后所回忆:“朕自幼龄学步能言时,奉圣祖母慈训,凡饮食、动履、言语,皆有矩度。虽平居独处,亦教以敢越轨,少不然即加督过,赖是以克有成”(见《清圣祖御制文二集》)。可见,孝庄对玄烨的饮食起居,言行举止,都悉心照料,而且十分严格,完全按照帝王的标准训练这个爱孙。
为使玄烨自幼就接受满族文化教育,她又指示自己依赖的侍女苏嘛喇姑,既照料玄烨的生活,又教他说、写满语、满文。同时又让其入书房,请名师讲读儒家的《四书》、《五经》,且“必使字字成诵,从不敢自欺”,养成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根基。
在学习满汉文化的同时,孝庄还灌输“祖宗骑射开基,武备不可驰”的思想,让侍卫教练玄烨的骑射本领,如同读书写字一样,日有课程,终使玄烨弓马娴熟,箭不虚发,深深理解“念祖宗以来,以武功定暴乱,文德致太平,岂宜一日不事讲习”,而发奋学习文韬武略,为日后亲政治国奠定扎实的基础。
由于康熙年幼继位,因由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龙、鳌拜四大臣辅政。孝庄也教导玄烨参加辅臣议政,学习执政经验,并经常向玄烨灌输“得众则得国”的治国思想,要求玄烨“宽裕慈仁,温良恭敬”,时刻谨慎,勤于朝政,以巩固其祖父和父亲留下的基业,逐渐使玄烨在政治上成熟起来。
由于辅政四大臣中的鳌拜思想顽固守旧,且独断专横,擅自弄权,康熙显然不满,终于在康熙八年,智擒鳌拜,结束了辅政时期,由康熙正式亲政。
康熙亲政之后,有关军国大事,仍常常向孝庄请教商议,正像《清史稿·孝庄文皇后》传中所说:“太后不预政,朝廷有黜陟,上多告而后行”。
因此,孝庄在世时,康熙朝前期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孝庄多参与谋划决策。如康熙十四年(1675年),正当三藩作乱时,蒙古察哈尔部布尔尼乘机叛乱,严重威胁京师的安全,康熙十分忧虑。孝庄则适时向康熙推荐说:“图海才能出众,盍任之”,康熙即诏图海“授以将印”,领兵前往,很快平定布尔尼叛乱,使局势转危为安。
康熙晚年曾深情回忆说:“忆自弱龄,早失怙恃,趋承祖母膝下三十余年,鞠养教诲,以致有成。设无祖母太皇太后,断不能有今日成立”。康熙对祖母也一往情深,他几乎每天上朝前,下朝后,都要到孝庄那里请示问安。
当孝庄病重时,康熙精心侍奉,日夜不离。孝庄病逝后,康熙几乎痛不欲生。康熙之所以能成为一代有所为的封建君主,与孝庄的精心培育辅佐密不可分。
关于“太后下嫁”
的历史疑案在电视剧《孝庄秘史》及一些清代宫廷轶闻、野史演义、笔记小说中,都曾绘声绘色,十分具体地描述了有关太后下嫁于多尔衮的传说,而历史上是否确有其事呢?应该说这是一桩聚讼纷纭的历史疑案,至今在清史学界也仍然是肯定者有之,持怀疑否定者亦有之。
太后下嫁之说,最早引起史家关注的是明遗民张煌言的十首《建夷宫词》,其中有一首说:“上寿觞为合尊,慈宁宫里烂盈门。春宫昨日新仪注,太礼恭逢太后婚”。张煌言此词写于顺治七年,以当时人记当时事,似有所据,何况多尔衮于顺治五年已称“皇父摄政王”,慈宁宫又是孝庄皇太后的寝宫,词中说慈宁宫中张灯结彩,喜气盈盈地举行婚礼,显然是指孝庄太后下嫁多尔衮之事。
主张太后下嫁说的还有其它一些论据:其一,多尔衮尊称为“皇父摄政王”,当与太后下嫁有关;其二,据蒋良骐《东华录》记载,诏告多尔衮的罪状中,不仅有自称“皇父摄政王”,还有“又亲到皇宫内院”,似乃暗指多尔衮迫使太后与之为婚;其三,孝庄遗嘱康熙不要将其与皇太极合葬,是否因下嫁多尔衮而有难言之隐;其四,满族作为北方少数民族,素有兄终弟及、弟娶兄嫂之旧俗,即使有下嫁事,亦不违伦理道德。
但老一辈清史大家孟森先生早就撰有《太后下嫁考实》,针对太后下嫁说的各种根据,一一予以驳难。孟森认为张煌言是故明之臣,对清朝怀有敌意,所作诗句难免有诽谤之词;再者顺治称多尔衮为“皇父摄政王”,寓有中国古代国君称老臣为“仲父”、“尚父”之意,不足为据,至于所谓到“皇宫内院”,疑多尔衮另有乱宫之举,不见得专指孝庄太后;再者孝庄不愿与皇太极合葬,乃因昭陵已葬有孝端皇后,第二皇后不与夫君合葬,这在古代并不乏实例。
然而,孟森先生之说并未成为定论,胡适先生读过孟森的《太后下嫁考实》后,曾致书诘难,认为孟文“未能完成释皇父之称的理由”,“终嫌皇父之称似不能视为仲父、尚父一例”。此后,无论是1949年之前,或者是新中国成立后,仍不断有学者对“太后下嫁”之说,发表持肯定性的看法,不过却也没有摆出更确凿的实证。
鉴于上述情况,笔者认为“太后下嫁”之说,似仍可作为历史疑案存疑。但不管此说能否成立,都不影响孝庄文皇后作为一代杰出女性的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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