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智化寺的典故??
智化寺与土木堡之变 明朝乐事
土木堡之变是历史上一段已有定论的公案。昨天读《双槐岁钞》时,发现一则故事,“太学生进谏”。景泰初,王振已死,英宗身陷敌邦,太学生西安姚显疏言:“王振竭生民膏血,修大兴隆寺(似为后来的万寿兴隆寺),极为壮丽,车驾不时临幸。 夫佛本与夷狄之祸若梁武帝,足鉴前车。请自今凡内臣修盖寺院,悉行拆毁,用备仓廒,勿复兴作,万世之法也”。这段话虽说不是指的智化寺,但按理说,王振把英宗送入敌手,罪不可赦,抄他的家,扒他的家庙,改为仓库理所应当。 姚显的上疏也是义愤填膺,有理有据。但是,偏偏历史上没有上演这一段。使人费解。一直到了清朝乾隆年间,近三百年后,才由一个叫沈庭...全部
智化寺与土木堡之变 明朝乐事
土木堡之变是历史上一段已有定论的公案。昨天读《双槐岁钞》时,发现一则故事,“太学生进谏”。景泰初,王振已死,英宗身陷敌邦,太学生西安姚显疏言:“王振竭生民膏血,修大兴隆寺(似为后来的万寿兴隆寺),极为壮丽,车驾不时临幸。
夫佛本与夷狄之祸若梁武帝,足鉴前车。请自今凡内臣修盖寺院,悉行拆毁,用备仓廒,勿复兴作,万世之法也”。这段话虽说不是指的智化寺,但按理说,王振把英宗送入敌手,罪不可赦,抄他的家,扒他的家庙,改为仓库理所应当。
姚显的上疏也是义愤填膺,有理有据。但是,偏偏历史上没有上演这一段。使人费解。一直到了清朝乾隆年间,近三百年后,才由一个叫沈庭芳的人,给皇帝参了一本,说王振这个太监骂名千古,为什么还有他的立像?于是乾隆也依当时的政治形势,批了几个字“著照所请,行该部知道。
”后来,智化寺王振的塑像才被砸毁。
这就有一个大疑问,王振在有明一代的官方评价中如何?这个问题深究下来,可以考问明人对土木堡之变的评价。而且英宗复辟后,非但没有究王之罪,还在复辟当年,给他建了“精忠祠”,智化寺也成了“敕赐智化寺”。
是英宗昏聩?还是另有别情?尚未见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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宦官为什么遭到文官集团自古至今的打压和嘲弄?如果不单独考虑宦官群体的性格变异,那么还有一条便是文官集团与宦官群体的出身途径不一样。
文官集团的人恃才自傲,认为是凭着自身十年寒窗苦的功夫而走上了权利的高峰;而宦官群体是靠身体的自残,通过一个捷径,走近了权力的峰侧。你投机取巧,我艰难曲折,当然不会服气,当然会从心里看你不起。
有明一代对王振的批评就不绝于朝野。
据《日知录》载,正统年间的败仗全算在了王振的账下。特别是土木之败。景泰年间,工部办事吏徐镇骂了一通;天顺年间,两京六科给事中王徽又骂了一通。景泰时骂,还可理解,而天顺时英宗当政,也在骂。结果英宗给予“妄言要誉”的评价,给他贬到地方去了。
在清修《明史-英宗本纪》中写到土木段时,按说,对王振已有定评,但为何只字不提王振之祸,哪怕是春秋笔法,也没有丝毫痕迹。为何?是不值一提?还是清人另有看法?
明人余继登所著《典故纪闻》记载了英宗的很多事迹,关于太监管理的问题,就有好几条,且看如下:
一、尚膳监内使王彰、章叁等盗用椒果等物,事觉,枷号于光禄寺门示众;
二、内使张环、顾忠匿名写诽谤语,事觉,英宗命届磔于市,令内官俱出观之;
三、内使金荣等三人变其衣帽潜出禁门,至密云县表洞口内,剃发为僧,被缉事人擒获,锦衣卫鞫实以闻,英宗命诛之。
英宗对太监下手并不轻,因此,王振之流即使得宠,恐也不至于肆无忌惮,再亲信的人也要对主子负责,不敢干太出格的事,否则就是对主子不忠,出格的事过多,其宠就会失。想来王振应知此理。
对于土木之变与王振的关系,确有很大的疑问。《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一中有一则故事:刚复辟,便为王振招魂以葬。第二年,广西参政罗绮,因听说英宗还在宠太监,用上好的香木为王振行衣棺葬,便取笑不尊,于是被英宗下狱禁锢。
又过了一年,智化寺的住持然胜又请皇帝为王振赠谥,也就是要说法,这个活儿交给了礼部,想必也是办了。天顺六年,然胜说,原有的赐经赐谕,也就是皇上给的礼物和题词都丢了,想再要一份,以告慰王振在天之灵,英宗二话没说,又答应了。
作者说:“盖振之罪,上通于天,而英宗之宠眷生死不替。”连作者明代人都无法理解,只能用“异哉”二字来感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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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0]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在英宗的脑子里,土木之败,责任不在王振。
那么,这个责任在谁呢?想来,英宗北狩一年,冷宫六年,应该反省,但是,仍没有将命运之厄与王振相联系。分析有几种可能:
第一,责任在英宗自己,而文官集团为给皇帝掩丑,将责任推给王振,英宗不忍,而内疚于王振,才有此举;
第二、责任在大臣集团,官僚们一推了之,英宗也奈何不了他们,只能追挽王振;
第三、责任在王振,而英宗昏了头,宁死不认此理。
对于上述几条,尚还短少历史证据,不能妄下结论,而且还有一条很重要。“王振死于乱军之中”,这一条历史记载很有问题,明显带有不负责任的倾向。是被敌军所杀,还是被自己人气杀,还是自杀?可以肯定的是不是被自己人所杀(也有被自己人所杀的传说),否则,历史上肯定会留下记载,英宗对凶手定会严惩不待。
《明史纪事本末》记有该事,认为是被护卫将军樊忠所杀,而樊忠随即战死,也无对证。谷应泰是清朝人,写前代的事,其细节能否可信,尚待论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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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历史细节,我的看法是:重要的是逻辑真实,而不能过于看重细节。
因为历史逻辑是可以理解并得以见证的,而历史细节谁也没有看到,很难把握。只有在历史逻辑的前提下来看待历史细节,这一细节才可成立。然后这个细节才能反证历史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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