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梨花诗?
“梨花诗”之类的非诗大量产生，说明新诗的审美标准早已被“为所欲为”所代替。对此，我们有必要重申新诗的审美标准。 首先，新诗要具有抒情性。诗歌创作离不开情。诗作者在生活实践中，有了生命体验之后便会产生灵感。 灵感是诗情的导火索，诗情是诗歌诞生的燃烧剂，只有诗情的猛烈燃烧与喷发，才能将诗的导弹射向令人眩目的天空。诗人写诗就是要靠诗人的激情、热情、真情，感染着读者。像诗人未央的名作《祖国，我回来了》，就是一首充满激情、直抒胸臆的感人诗篇。 “东过鸭绿江，好像飞一样，祖国，我回来了，祖国我的亲娘！”语言接近口语，单纯明朗，朴实自然，给人以强烈的感染力。尽管这首诗写于50余年前，今天读来依...全部
“梨花诗”之类的非诗大量产生，说明新诗的审美标准早已被“为所欲为”所代替。对此，我们有必要重申新诗的审美标准。 首先，新诗要具有抒情性。诗歌创作离不开情。诗作者在生活实践中，有了生命体验之后便会产生灵感。
灵感是诗情的导火索，诗情是诗歌诞生的燃烧剂，只有诗情的猛烈燃烧与喷发，才能将诗的导弹射向令人眩目的天空。诗人写诗就是要靠诗人的激情、热情、真情，感染着读者。像诗人未央的名作《祖国，我回来了》，就是一首充满激情、直抒胸臆的感人诗篇。
“东过鸭绿江，好像飞一样，祖国，我回来了，祖国我的亲娘！”语言接近口语，单纯明朗，朴实自然，给人以强烈的感染力。尽管这首诗写于50余年前，今天读来依然让人们回到抗美援朝的艰苦岁月，依然让人们体验到志愿军战士从硝烟弥漫的朝鲜战场回到祖国怀抱时那种难以抑制的喜悦与激情澎湃。
其次，新诗必须具有形象性。凡是艺术的都是形象的。艺术所遵循的重要法则就是形象。诗是语言的艺术，因此，诗必须是形象的。诗的语言区别于一切抽象的语言即逻辑性语言和说明性语言。它给无形以有形，给有形以质感。
它以生动的形象、意象，给读者以生动、鲜明的深刻印象。像诗人臧克家的经典之作《老马》：“总得叫大车装个够，它横竖不说一句话，背上的压力往肉里扣，它把头沉重地垂下……” 作为语言的艺术，新诗还应该包括含蓄性、哲理性、诙谐性、音乐性等特质。
当然这些诗的特质都离不开诗的抒情性与诗的形象性。 以上所讲的新诗的特质，是在古典诗词中早就存在的，是千百年来一代又一代的诗人们经过反复探索实验的心血结晶，是诗歌创作必须尊崇的约定俗成的法则。
这些诗的特质也是新诗经过80余年的实践探索对古典诗词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展的结果。 对于这些诗的特质的坚持与否，是产生真诗与伪诗的分水岭。有人会说这是“老生常谈”。殊不知就是这些老生常谈，恰恰需要一个诗人一生的呕心沥血孜孜不倦地追求才能抵达的艺术顶峰。
惟有如此，他才能永葆诗人这顶荣耀的冠冕。绝不是那些痴想一蹴而就、一举成名的狂妄之辈所能望其项背的。 有人说“口语诗”是试验是探索。在攀登艺术的道路上，我们从来都支持尊重那些真正的试验者与探索者，但是他们必须是站在前人所获得的先进成果的基础上去实验去探索才能获得如期的成功。
而那些夜郎自大者、动辄要推翻前人的成功经验鼓吹从零开始者，无不碰壁，落个名声扫地。同样，如果有人背离诗的特质去探索去实验，其结果必然是跌进伪诗和非诗的泥坑。正如在实验田中种稻，目的是要获取高产优质稻，可是你把千百年来长成的一代又一代传到今天的稻种扔掉，用莠子代替稻种去实验，长出的肯定是稗草。
明知长出的是稗草，你非要拿莠子去实验，岂不是令人嗤笑的愚人之举吗？ 一位诗歌刊物主编曾为“口语诗”下过这样的定义，即用口语写的诗，并将新诗经典《有的人》《重量》称为“口语诗”的代表作。笔者不敢苟同，提出如下拙见商榷： 首先，在白话诗流行的今天，要不要提出“口语诗”来区别“白话诗”？笔者认为，80余年的新诗的创作，基本上是以白话为诗语的自由体，也叫自由体的白话诗，而白话诗的用语就是人民大众所用的日常用语，这些日常用语就包括着口语。
因此，“口语诗”很难区别“白话诗”，因为它们就是一家人。再说，口语还因地域的不同、人们分工的不同，显得比较庞杂，方言土语也是口语，工人有工人的口语，农民有农民的口语，知识分子有知识分子的口语。
有时，口语的界限不清，口语的真伪也难以辨别。不能因为通俗易懂就叫口语诗。像李季的长诗《王贵与李香香》，运用了大量的陕北民间口语，写得通俗易懂。我们只能称它是叙事诗，而不能冠以“口语诗”。因为白话诗的诗语基本上是通俗易懂的。
至于诗的明朗易懂与诗的深奥艰深，主要看写诗人的写作习惯。有的诗人喜欢深入浅出，即把深刻的道理用通俗浅显的语言表达出来，像余光中的《乡愁》、臧克家的《有的人》等；而有的诗人喜欢深入深出，把深刻的道理用艰深的语言含蓄地或者象征地折射出来，让读者像猜谜一样体悟出诗人的旨意，像卞之琳的《断章》、韩翰的《重量》等。
当前所流行的“口语诗”既没有形象也没有情感，既没有含蓄也没有哲理，总之，没有诗的特质也就失去了诗的魅力，读来味同嚼蜡。这些玩艺根本不是诗，怎么能叫“口语诗”？充其量，顶多是一些按诗的形式排列而成的应用文中的说明文而已。
它的作用仅仅向读者说明一个物体的形状，说明一个事件的过程，除此之外毫无用处。因为是非诗是伪诗，才被读者痛斥为“口语诗”、“口水诗”、“垃圾诗”。 口语能不能入诗？当然可以。但是这些口语必须是通过诗人的认真选择，进行诗意化的加工，使其成为作者感情的一部分，并具有形象性或哲理性或含蓄性或诙谐性之后，才能成为一首诗的血肉。
我非常赞同诗人郭路生对诗语进行“提炼”的看法。他说，最好的诗歌语言，不是直接来自市井生活，它是从市井生活里面提炼出来的。它既有亲切、自然的特点，又有凝炼、简洁的特点。而美国诗人弗罗斯特对诗歌语言的提炼有个确切的比喻：“从泥土里拔出来的萝卜，必须清洗干净才能食用。
”这些忠告，同样适用于对“口语”的提炼。诗坛泰斗艾青在20世纪30年代写的诗，基本上是采用散文化的欧式语言，读来比较艰深和晦涩。40年代后，由于他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明白了应该让诗走向人民大众，决定改变自己的诗风。
从此，他努力追求单纯、明朗、朴实、自然的诗风。新中国建国初期以及1978年复出之后，他为我们留下了很多通俗易懂的诗歌珍品。像短诗《礁石》：“一个浪，一个浪/无休止地扑过来，/每一个浪都在它脚下/被打或碎沫，散开……/它的脸上和身上/像刀砍过的一样/但它依然站在那里/含着微笑，看着海洋”。
这首采用拟人化手法、具有象征意味的抒情短诗，几乎是用口语写成的，你能叫它口语诗吗？你能将它和当今诗坛流行的“口语诗”相提并论吗？ 梨花诗”的缺陷揭露得淋漓尽致的，不在少数；但也确有不少诗味甚浓的精品可供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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