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唐朝时诗歌繁荣的时代
唐代文艺尤其是诗歌的繁荣，堪称空前绝后。不到三百年的时间里，成就卓越、流芳百世的诗人数以百计，脍炙人口、千古流传的诗篇多达数百篇。这种盛况，古今中外，是绝无仅有的。 文学史专著和教科书归纳唐代文艺繁荣的原因，大致都如同郎中开药方，社会环境的外因若干条，文学规律的内因若干条，加在一起，名目很多。 但是，据我看，最要紧的就是一条：唐代的最高统治者对文艺包括诗歌创作采取了完全不加管束的政策。 据我所知，唐代有诗人因为诗歌写得好，给皇帝留下印象，而得到仕进的机会，例如德宗朝的韩翃；唐代有诗人因为诗歌写得既快又好，得到皇帝的当众赏赐，脸上有光，例如则天朝的宋之问...全部
唐代文艺尤其是诗歌的繁荣，堪称空前绝后。不到三百年的时间里，成就卓越、流芳百世的诗人数以百计，脍炙人口、千古流传的诗篇多达数百篇。这种盛况，古今中外，是绝无仅有的。 文学史专著和教科书归纳唐代文艺繁荣的原因，大致都如同郎中开药方，社会环境的外因若干条，文学规律的内因若干条，加在一起，名目很多。
但是，据我看，最要紧的就是一条：唐代的最高统治者对文艺包括诗歌创作采取了完全不加管束的政策。 据我所知，唐代有诗人因为诗歌写得好，给皇帝留下印象，而得到仕进的机会，例如德宗朝的韩翃；唐代有诗人因为诗歌写得既快又好，得到皇帝的当众赏赐，脸上有光，例如则天朝的宋之问；唐代也有诗人因为有作品表现了对皇朝的感情，罪愆因而得到宽贷，例如肃宗朝的王维；当然，唐代也有诗人（例如刘禹锡）因为屡次写诗讽刺权臣，仕途变得坎坷；但是，唐代就没有一位诗人因为写过批评制度、讽刺现实的诗句，而被人罗织，而触怒龙颜，而遭到任何惩罚的！ 须知，开国皇帝曾立下“不得杀士大夫”规矩的宋朝，大文豪苏轼都曾经因为几句诗，被人故意曲解为有犯上之意而投入牢狱，几乎性命不保。
明清以降，因为作诗写文章，丢了性命的文人，简直是数不胜数。按照别的朝代的文禁标准或曰文艺政策，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人都得受到程度不等的惩罚，轻则革职流放，重则杀头抄斩。以杜甫为例，他写过《奉先咏怀》、“三吏 ”、“三别”等批判现实的作品，诗中讽刺过本朝宰相（李林甫、杨国忠），嘲笑过本朝皇帝（肃宗李亨）的怕老婆（“张后不乐上为忙”，张良娣皇后一不高兴，李亨就慌了手脚）。
不说这些，单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两句，在许多朝代，就足够脑袋搬一次家的了。碰到朱元璋那样的皇帝，恐怕就得腰斩。但是，唐代的杜甫，安然无恙，毫毛无损。李白差点被杀，也跟他的诗歌作品没有任何关系，而是因为他参加了后来被定性为叛乱的军事行动。
李唐王朝之所以会有这样无为而治的文艺政策，我想，跟李世民的思想密不可分。 《贞观政要》记载了这样一个事件： 太常祖孝孙奏所定新乐。
太宗曰：“礼乐之作，是圣人缘物设教，以为撙节，治政善恶，岂此之由？”御史大夫杜淹对曰：“前代兴亡，实由于乐。陈将亡也，为《玉树后庭花》；齐将亡也，而为《伴侣曲》。行路闻之，莫不悲泣，所谓亡国之音。
以是观之，实由于乐。”太宗曰：“不然，夫音声岂能感人？欢者闻之则悦，哀者听之则悲。悲悦在于人心，非由乐也。将亡之政，其人心苦，然苦心所感，故闻之则悲耳。何乐声哀怨，能使悦者悲乎？今《玉树》、《伴侣》之曲，其声具存，朕能为公奏之，知公必不悲矣。
”尚书右丞魏徵进曰：“古人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乐在人和，不由音调。”太宗然之。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事件，它记载了李唐王朝的实际奠基人唐太宗李世民的文艺思想，简而言之就是：音乐之类的文艺作品跟国家的兴衰没有任何关系，它不会影响人心，不会导致亡国。
从这个思想出发，李世民很自然地对文艺创作采取了听之任之的态度，也就是说采取了自由文艺政策。 众所周知，李唐是中国三四千历史的一流王朝，是它那个时代国际上最为强大的帝国。历史的事实摆在我们面前，它的自由文艺政策不但没有给李唐王朝造成丝毫危害，反而借着文艺的繁荣，极好地润色了它的鸿大帝业，使之更加光芒万丈，烛照寰宇。
唐太宗这一次“长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也许可以给我们一个启示：要想文艺繁荣、社会和谐、国家强盛，自由宽松的文艺政策是至关重要的。要想让一个人跑得快，跑得好，就得让他手脚不受束缚，思想没有包袱。
奥运会运动员如此，文艺创作亦如此。我不相信，给刘翔戴上脚镣手铐，他还能在世界大赛上获得金牌，为国争光。或许，治大国者不应该太看重文艺，文艺不过是人们抒情、娱乐的工具而已，它无关乎邦国的兴亡。收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