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于什么时间?中国古代文
中国文明起源的多元性，本来不是一个新颖的说法。民族史学者林惠祥在30年代讨论中华民族的起源时早就指出“中国文化盖以上古时华夏系之文化为基本要素，此种文化依次与其他文化接触而吸收之，吸收以后经一番错综混合而归于融化。 ”这些为华夏系所吸收的其他文化，林氏列举有黎苗文化、东夷文化、荆蛮文化、百越文化、山狄文化、氐羌文化等[21]。
发掘和研究殷墟文化的李济也早指出“殷虚文化来源的复杂
中国文明起源这个课题是研究中国文明史、中国考古学的一个基本问题，但对这个问题的了解是一定会随着中国考古材料的增加与研究而有日进的。 现在考古材料已积累到一种程度，使得这个问题分析起来头绪相当纷繁。下面将这些头...全部
中国文明起源的多元性，本来不是一个新颖的说法。民族史学者林惠祥在30年代讨论中华民族的起源时早就指出“中国文化盖以上古时华夏系之文化为基本要素，此种文化依次与其他文化接触而吸收之，吸收以后经一番错综混合而归于融化。
”这些为华夏系所吸收的其他文化，林氏列举有黎苗文化、东夷文化、荆蛮文化、百越文化、山狄文化、氐羌文化等[21]。
发掘和研究殷墟文化的李济也早指出“殷虚文化来源的复杂
中国文明起源这个课题是研究中国文明史、中国考古学的一个基本问题，但对这个问题的了解是一定会随着中国考古材料的增加与研究而有日进的。
现在考古材料已积累到一种程度，使得这个问题分析起来头绪相当纷繁。下面将这些头绪初步梳理一下：试求指出讨论这个问题所需考虑的一些重要因素。
给文明下定义至少有两条人手途径。第一条是先决定文明这个概念之下包括什么具体的成分，然后再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中找寻这些成分在哪一个段落中出现。
如果找到，便知道文明在中国是在什么时候、哪一个阶段出现的。这样即使不能解决文明的起源问题，至少可以知道从何处何时来出发从事这个问题的研讨。先决定这个概念所包括的成分，一般是自社会科学通论的著作中去采取的：在中国一般采自所谓经典著作，即公认为真理的著作，如摩尔根的《古代社会》[25]。
这本书把人类社会进化史分为三个大段，即野蛮(Savagery又译为蒙昧)、半开化(barbarism，或译为野蛮)和文明(Civilizafion)。每一个阶段都有很精确详细的定义；摩尔根氏对“文明”的定义是：“这一时代，如前所述，以声音字母之使用以及文字记录之制作而开始。
”自摩尔根以后，把“文明”的定义加以扩充和定规化的企图是很多的。最近讨论中国文明起源的学者也采取这种界说的方式，把“文明”的内容规定清楚，然后到考古资料中去寻找。如邹衡分析“文明”的标志是：文字、铸造和使用青铜器、城市的形成与发展。
“从龙山文化到二里头文化已经发生了质变。例如二里头文化中成组宫殿群建筑的出现和都城的形成、青铜器中礼乐兵器的产生、文字的发明等等。这些又都是商周文明所共有的。龙山文化中没有这些因素，说明当时尚未跨人中国古代文明的门槛；二里头文化有了这些因素，说明已同商周文明直接挂钩。
这样，我们就在考古材料中找到了中国文明的源头，这就是二里头文化即夏文明。”[26]李先登的看法也与这相同，他也“认为中国古代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主要标志是文字、青铜礼器与城市”[27]。
1．以裴李岗、老官台等遗址为代表的较早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约7000—5000 B．C．)
2．仰韶文化(约5000—3000 B．C．)
3．龙山文化(约3000—2200 B．C．)
4．二里头文化(约2200—1500 B．C．)
5．殷商二里冈和殷墟期文化(约1500—1100 B．C．)殷商以后西周东周以来的历史时代文化先抛开不提，只就上列五种史前与历史时代初期考古文化来看，它们在文化社会演进史上代表着什么样的发展?如上所说，考古学上文化的序列是根据物质文化所显示的变迁而排列的。
固然我们相信文化的变化是全面的，也就是说物质文化上的变化可能是与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的变化互相联系的，但是我们更要进一步把这些政治、经济、社会上的变化从考古材料里揭发出来。作这种揭发工作，需要较丰富的考古材料与以此为目的的彻底分析研究。
中原考古虽已有较长的历史，这段序列中仍有许多缺环。我们且就(1)生产工具，(2)手工业分工，(3)金属技术，(4)财富分配，(5)建筑规模，(6)防御性城墙，(7)战争与制度性的暴力，(8)祭祀法器性的美术品，(9)文字，这九项现象作为标准来看一看它们在中原考古文化序列中的出现情况(表一)：
起源的一元与多元
谈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第一步是决定“文明”该如何界说，下一步便要决定什么是“中国”文明。
最近在这个问题的讨论上，这是若干争辩的焦点，但这个焦点并没有明显地揭露出来。争辩的一方采取所谓“满天星斗”的看法，主张中国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因为上述新石器时代六个区域文化都是中国文明的祖先[29]。
争辩的另一方则以文字、青铜器与城市为界说文明的标志，指出中国境内最早达到这种标志的是中原的二里头文化，所以中国文明的起源还是自中原开始的[30]，这项争辩的两方都有考古文化的根据，但他们的意见分歧，是因为他们笔下的“中国文明”实际上不是一回事。
前者用广义的界说，相当于“中华民族”的文明，在时代上是连续性的；后者用狭义的界说，以最早的文明相当中国文明，亦即把华夏文明当做最早的中国文明的代表。
可以把它叫做“中国文明”的文化在考古材料中如何辨认?在什么时代可以开始辨认出来?这是中国考古学上的一个关键问题，但也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
所以困难，是因为“中国”这个名词的界说也像“文明”一样有两个不同的途径：一是先决定它该有些什么内容，再到考古资料中去辨认；二是在考古资料中去看文化分类的趋势，然后在所分的诸文化中寻找中国文明的祖型。
我觉得在最近对中国文明起源的争议中，对“中国”文明的界说问题，不论是从哪个途径出发，讨论都嫌不够。
“到了公元前四千年前左右，华北和华南这些各有特色的文化开始显露出来一种互相连锁的、程序的、不可动摇的证据，而这个程序在华北在这以后一千年内，在华南在这以后一千五百年之内继续深化。
各个区域文化向外伸展而互相接触，在文化上互相交流，而且表现了持久而且重要的交流关系的具体的、逐渐增加的证据。这个交互作用的程序无疑的在数千年之前便已开始，但是到了公元前四千年前它在考古记录中的表现才显得清楚而且强烈。
这些表现可以从两部分来叙述：即华北诸文化之间的交互作用的表现和华北、华南文化之间的表现。
“在华北之内，相互的关系在仰韶、大汶口、红山和土珠山(长山列岛)各类型之间开展。到了公元前四千年前，黄河下游冲积平原已经大致形成，而仰韶与大汶口之间的陆上交往必由这个空隙的变究终于消失所促进。
整组的大汶口陶器在河南数处遗址中发现，最西达到了偃师，而且典型的大汶口器形(如背壶、袋形足的鬻、镂孔足的豆和高足杯)见于豫西类型的仰韶器组。仰韶对大汶口陶器尤其彩陶的影响也很显著。仰韶和大汶口所共有的石器、骨器和陶器类型的单子是很长的，而两者之间的互相作用、互相影响是不容否认的。
“辽河中上游和大凌河谷的红山和辽东半岛南端的土珠山无疑是属于同一个运行轨道之内的，都具有细石器和篦印纹平底陶器这类北方的特征。土珠山和大汶口经由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之间的列岛而相接触，如山东蓬莱以北长岛县的北庄遗址的考古遗存所示，在这里篦印纹陶器和大汶口类型伴存出现。
至于红山和仰韶，它们在河北北部以及北京地区彼此之间有直接的接触。在红山文化最初发现的中国考古学的早期阶段，因为它有绘黑彩的红陶，考古学者很快地作出它是仰韶文化在北方的一个分支的结论。现在我们对这个文化本身了解比较深刻，一般的看法是以为红山文化是辽河河谷本身的发展，也许是在新乐文化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但是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它接受了外面的影响，包括仰韶的影响。
‘如红顶碗式的陶钵，与仰韶文化后岗类型的陶钵相似，彩陶中的平行线纹、平行斜线组成的三角形纹也与后岗类型的同类彩陶相似。有凸饰的圆腹罐，和半坡遗址的有凸饰的尖底罐也类似。’
“华北的大汶口文化与长江流域和东海岸文化连锁关系的连锁证据就是所谓‘龙山形成期’的成形；龙山形成期在第四个千纪的中叶在华北和长江流域出现，然后沿着东海岸直到台湾和珠江三角洲一直到第三个千纪的中叶。
龙山形成期这个概念是最初在1959年作为贯穿若干区域文化序列的空间性的整合工具而提出来的，用来说明整个中国东海岸在一段连续的时期之中的许多石器和陶器特征与类型上的相似之处。为了解释龙山形成期的迅速而且广泛的扩张，在提出这个概念的当时觉得把它当作从一个核心区域，即华北的中原地区，汾、渭、黄三河的交汇地带．放射出来的文化扩展是合理的解释。
作这种解释的基础是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在中原有一串完整的系列，而在东部和东南海岸当时没有这样的一个完整的发展系列，因此在东部与东南海岸地区的与中原类似的文化想必是自中原较早的文化传布而来的。可是到今天这个基础已经不复存在了。
因为在好几个区域中今天也已经有了完整的或近乎完整的发展系列了。因此‘龙山形成期的大扩张’这个观念不能再来作为解释龙山形成期的理论基础。但如西谚所云，我们切不可把婴儿与洗婴儿的水一起倒掉，因为婴儿一一即龙山形成期一一是真存在的。
“沿着史前时代交互往来的路线在几个区域文化之间移动，我们不妨自大汶口开始。沿着海岸平原向南我们可以走人马家浜文化的领域，从这里我们有两条路线可走：向南穿过杭州湾到河姆渡的领域及其更南到东南海岸，在这里稍后我们可以接触到福建的昙石山与溪头文化和台湾的凤鼻头文化。
另一条路是自马家浜转向西而沿长江向上流走。在这条路上我们先碰到安徽的薛家岗文化，然后在江西又碰到跑马岭文化(或称山背文化)。从这里我们可以再向上游走到湖北的大溪和屈家岭文化，或沿赣江转向南方走入?北和石峡文化。
在这些个区域的已知的文化和遗址不都是完全同时的，但它们所代表的文化传统都是彼此平行的，只是多半都还没有为考古学所揭露。一般而言，在年代学上看，北方稍早(公元前第四千纪)而南方稍晚(公元前第三千纪早期)，但这可能只是由于资料不全所产生的幻象，而且至少所有的区域之间都有重叠现象。
“沿着东海岸和长江流域作这个贯穿各个考古文化区的假想中的旅行，我们会看到我们所遇到的史前居民在物质文化上有许多相似之处。磨制石斧、石锛、石刀和许多骨、角、蚌器在这些区域中可以说是普遍存在的，固然在一般的形式上来说它们在所有的相当的文化中都有。
可是特别令人注意的类似点一一考古学上所谓共同水平的标志一一可见于陶器的形制和装饰上面。这中间最令人信服的是我所谓的龙山形成期的诊断特征，即有镂孔的高低
不一的圈足的豆与三足的鼎形烹饪器。
这两种器形不但在龙山形成期遗址出现，而且数量众多。此外还有若干其他的相似点，有的比较一般性，有的很为特殊。在一篇谈论山背文化的文章里，彭适凡举证说明这个在赣江流域占据战略位置的江西文化曾经作为与东边(长江下游)、西边(长江中游)和南边(广东)文化接触交流关系的枢纽。
他绘制了一张分布遍及所谈这些区域的若干陶器、石器类型的比较表。虽然他用做比较的文化都是公元前第三个千纪的，这个表所显示的陶器水平期是有长久历史的。
“如上所述，不论是华南还是华北我们都可以提出一个假说，就是自公元前四千年左右开始，有土著起源和自己特色的几个区域性的文化互相连锁形成一个更大的文化相互作用圈(spherc of intemc- tion)。
……这个在公元前四千年前开始形成，范围北自辽河流域，南到台湾和珠江三角洲，东白海岸，西至甘肃、青海、四川的相互作用圈，我们应当如何：指称?我们也可以选一个完全中立的名词而称之为 x，可是我们也不妨便径称之为中国相互作用圈或中国以前相互作用圈一一因为这个史前的圈子形成了历史期间的中国的地理核心，而且在这圈内所有的区域文化都在秦汉帝国所统一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形成之上扮演了一定的角色。
”[33]上面引了一大段已经发表过的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是为了节省篇幅，因为繁琐的考古资料(作为这种讨论的资料基础)可以省略不引了。从这段讨论来看，这个史前的“中国相互作用圈”便是历史时代的“中国”的地理区域的基础，而圈中所有的区域文化都是历史时代中国文明的源头。
所以论“中国文明”起源，作“中国文明”定义的时候，不能不考虑这中国大系统的整个范围。中原文化只是这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它有它自己的历史，也有它作为大系统中一部分的历史，即影响其他文化与接受其他文化影响的历史。
其他地区文化也有同样的历史。
。收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