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阳花鼓

大家记得有关“长征”的课文都有什

七律·长征（1935年10月） 　红军不怕远征难， 　　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 　　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 　　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 　　三军过后尽开颜。 　　这首词最早发表在《诗刊》一九五七年一月号。 　　注释 　　〔七律〕七言律诗的简称。七律是律诗的一种，每篇一般为八句，每句七个字；偶句末一字押平声韵，首句末字可押可不押，必须一韵到底；句内和句间要讲平仄，中间四句按常规要用对仗。 　　〔长征〕一九三四年十月间，中央红军主力从中央革命根据地出发作战略大转移，经过福建、江西、广东、湖南、广西、贵州、四川、云南、西康、甘肃、陕西等十一...全部

  七律·长征（1935年10月） 　红军不怕远征难， 　　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 　　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 　　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 　　三军过后尽开颜。 　　这首词最早发表在《诗刊》一九五七年一月号。 　　注释 　　〔七律〕七言律诗的简称。七律是律诗的一种，每篇一般为八句，每句七个字；偶句末一字押平声韵，首句末字可押可不押，必须一韵到底；句内和句间要讲平仄，中间四句按常规要用对仗。
   　　〔长征〕一九三四年十月间，中央红军主力从中央革命根据地出发作战略大转移，经过福建、江西、广东、湖南、广西、贵州、四川、云南、西康、甘肃、陕西等十一省，击溃了敌人多次的围追和堵截，战胜了军事上、政治上和自然界的无数艰险，行军二万五千里，终于在一九三五年十月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
  这首诗和《念奴娇·昆仑》、《清平乐·六盘山》都是在长征取得胜利时所作。 　　〔五岭逶迤(wēiyí威移)腾细浪〕大庾(yǔ宇)、骑田、萌渚(zhǔ煮)、都庞、越城等五岭，绵延(“逶迤”)于江西、湖南、广东、广西四省之间。
  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红军从福建、江西出发，沿这四省边境的五岭山道，越过敌人封锁线，向西进军。“腾细浪”是说险峻的五岭绵延起伏，在红军眼中只像水面吹起的细小波浪。 　　〔乌蒙磅礴走泥丸〕乌蒙山绵延在贵州、云南两省之间，气势雄伟(“磅礴”)，在红军看来也只像滚动着的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金沙江，即长江上游自青海省玉树县至四川省宜宾县之间的一段。江的两岸，是高耸入云的悬崖峭壁(“云崖”)。中央红军在云南省禄劝县西北的绞车渡(又称绞平渡)渡过金沙江的时候，是一九三五年五月，所以说“云崖暖”。
   　　本句“水拍”原作“浪拍”。作者自注：“水拍：改浪拍。这是一位不相识的朋友建议如此改的。他说不要一篇内有两个浪字，是可以的。”《诗刊》一九五七年一月号发表时已改为“水拍”。 　　〔大渡桥横铁索寒〕大渡河源出青海、四川两省交界处的果洛山。
  两岸都是高山峻岭，水势陡急，曲折流至四川省乐山县，入岷江。桥指大渡河上的泸定桥，在四川省泸定县，形势险要。桥长约三十丈左右，用十三根铁索组成，上铺木板。中央红军在一九三五年五月下旬到达泸定桥，当时桥板已被敌人拆掉，红军先头部队的英雄战士在对岸敌人的炮火中攀缘着桥的铁索冲了过去，夺得此桥。
   　　〔岷山〕在四川省北部，绵延于四川、甘肃两省边境。岷山的南支和北支，有几十座山峰海拔超过四千五百米，山顶终年积雪，称为大雪山。 　　〔三军〕古时军队曾有分中、上、下或中、左、右三军的，以后泛指整个军队。
   飞夺泸定桥 　　1935年5月25日，一方面军在安顺场强渡大渡河后，要用仅有的几只小船将几万红军渡过河去，最快也要一个月的时间。而国民党的追兵紧追不舍，形势十分严峻。5月26日上午，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王稼祥、林彪、聂荣臻、罗荣桓、罗瑞卿汇报后，当即作出了夺取泸定桥的决定。
  其部署是由刘伯承、聂荣臻率领红一军团一师和陈赓、宋任穷领导的干部团为右路军，由中央纵队及1、3、5、9军团为左路军夹河而上攻取泸定桥。左路军由王开湘、杨成武率领的红二师四团为前锋攻击前进，5月28日，红四团接到红一军团命令：“王开湘、杨成武：军委来电，限左路军于明天夺取泸定桥，你们要用最高的行军速度和坚决机动的手段，去完成这一光荣的任务。
  你们要在此战斗中突破过去夺道州和五团夺鸭溪一天跑一百六十里的记录”。接令后红四团后昼夜兼行240华里山路，于29日晨出其不意的出现在泸定桥西岸并与敌军交火。 　　当时百余米的泸定桥已被敌人拆去了约八十余米的桥板，并以机枪、炮兵各一连于东桥头高地组成密集火力，严密地封锁着泸定桥桥面。
  中午，红四团在沙坝天主教堂内召开全团干部会议，进行战斗动员，组织了由连长廖大珠、指导员王海云率领的23名夺桥突击队。下午四点，23名勇士身挂中锋枪，背插马刀，腰缠十来颗手榴弹，冒着枪林弹雨，爬着光溜溜的铁索链向东桥头猛扑。
  三名战士在王友才的率领下，紧跟在后，背着枪，一手抱木板，一手抓着铁链，边前进边铺桥板。当勇士们爬到桥中间时，敌人在东桥头放起大火、妄图以烈火阻击红军夺桥。勇士们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烈焰，高喊“同志们，这是胜利的最后关头，鼓足勇气，冲过去!莫怕火，冲呀!敌人垮了，冲呀!”廖大珠一跃而起踏上桥板，扑向东桥头，勇士们紧跟着也冲了上来，抽出马刀，与敌人展开白刃战。
  此时政委杨成武率领队伍冲过东桥头，打退了敌人的反扑，占领了泸定城，迅速扑灭了桥头大火。整个战斗仅用了两个小时，便奇绝惊险地飞夺了泸定桥，粉碎了蒋介石南追北堵欲把借助大渡河天险红军变成第二个石达开的美梦。
  泸定桥因此而成为中国共产党长征时期的重要里程碑，为实现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红一、二、四方面军会合，最后北上陕北结束长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不朽的篇章，有“十三根铁链劈开了通往共和国之路”的壮美赞誉，新中国十大开国元帅，其中就有七位元帅长征时经过了沪定桥。
  当时在激战后的泸定桥上，刘伯承元帅曾用脚重重地在桥板上连跺三脚，感慨万千地说“泸定桥，泸定桥，我们为你花了多少精力，费了多少心血，现在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朱德总司令在长征回忆中题词“万里长江犹忆泸关险”的诗句，充分说明了红军长征飞夺泸定桥的艰险与壮烈。
   红军长征在洞口的故事 贺龙、任弼时、肖克、关向应、王震等领导的第二、六军团，于1935年11月撤离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途经洞口县境，北上抗日。虽然几十年过去了，但当年红军留下许许多多感人肺腑的动人事迹，深深地铭刻在老人们的心里，流传在广大的群众中，现在回忆起来，仍记忆犹新，津津乐道。
   我们的贺主席 1935年12月19日中午时分，贺龙率领的第二军团部分主力，从管竹进入岩石乡。三个穿灰布军衣、身背短枪的战士来到三房院子，见一妇女抱着小孩慌慌张张走进自己家里。战士跟着走进她家堂屋，见她房门紧闭，便轻轻地敲门说：“嫂子，请你不要害怕，我们红军是为老百姓服务的，请你开开门，我们有事和你商量。
  ”青年妇女叫欧阳香元，丈夫在外做挑夫，她听到敲门的声音不是很急，喊话的声音也很平和，就开了房门。战士见她屋内还有一间空房，便提出：“嫂子，今天晚上借你这间空房搭个铺住一晚上，你看行不行?”欧阳香元虽没有完全听懂他们的话，但知道他们是要借房子住，于是脸上露出了同意的笑容。
   过了一会儿，有位战士领着一位身材高大魁梧、身穿兰布长衫、留有八字胡子的人来到了欧阳香元的家门口，后面跟着二三十个穿灰布军衣、背短枪的战士，在禾坪里整整齐齐地站成两排。那个八字胡子对大家讲：“我们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是为人民求解放的，我们有铁的纪律，大家千万要注意，不能进年轻妇女的卧室内；”接着又讲，“我们红军无论走到那里，都要关心群众，爱护群众，群众家里的东西未经主人同意不能搬动，借东西一定要还，损坏和丢失东西一定要照价赔偿，这样我们才能取得群众的信任，才能团结群众去打倒蒋介石卖国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 欧阳香元从战士们的表情上，看出八字胡子是个大官。听他讲话句句为老百姓着想，认定红军是好人。她怀着兴奋的心情走到院子里去，把那个八字胡子讲的话告诉别人，直到天快黑时才回家，她走到堂屋门口见地上搭起了铺，那个八字胡子和另外两个人在煤油灯下看地图，一边看一边比比划划。
  她想知道那个大官是个什么官，于是走到门外悄悄地问一个小战士：“那个穿兰布长衫、留着胡子的是你们的什么人?”小战士轻声地告诉她：“是我们的军团长，苏维埃政府的贺主席，我们都喊他贺老总。”她听后心里嘀咕，原来他是个大官，难怪战士们都规规矩矩听他讲话。
   她走到房内，一位女战士非常和气地请她坐下，像亲姐妹一样和她拉起了家常。在交谈中她问女战士：“你是哪个的老婆?”女战士很爽快地告诉她：“我是贺龙同志的爱人，今晚住在你家，真麻烦你了。”她知道了住在她家里的是红军的大官贺龙主席一家人，不好意思地说：“这房子不好，没有好好收拾，真对不起你们，”女战士说：“等打完仗以后，穷人就有好房子住了。
  ” 第二天清早，部队要走了，有些战士在收拾行装，有些在打扫卫生，有个战士走到欧阳香元嫂嫂雷青菊面前(住她对门)再三询问是否有损坏和丢失的东西，雷青菊讲：“只有一个木脸盆没看到。”那个战士不一会拿了一个铜脸盆对她说：“如果找不到就用这个脸盆，找到了就留做纪念，红军的纪律都是贺主席规定的，你一定要收下。
  ”贺主席和战士们走时，群众都含着热泪相送，战士们也不时地回头，依依惜别。 几十年过去了，欧阳香元没有忘记当年的“贺主席”。1956年，她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的挂像时，一眼就认出了当年住在自己家里的贺主席，高兴地说：“你们看，我们的贺主席又回岩山来了，又到我们家里来了。
  ” 可敬的先烈 第二、六军团自从撤离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后，国民党的军队始终跟踪他们、搜索他们，妄图把他们消灭在长征途中。12月21日中午，从高沙开往花园的第六军团，有的在李家渡一带休整，有的在行进途中。
  战士们虽然头上都用树枝、绿叶作了伪装，但国民党飞机还是发现了目标，丧心病狂的投下了6颗炸弹，20位战士当场光荣牺牲，数十名战士受伤。 当时年仅12岁的王康元正赶着牛回家，一位红军战士见状，急忙跑过去，尸把将王康元按倒在地，用自己的身体掩护他。
  王康元安然无恙，而那位战士却血流如注。王康元的叔父王仁德知道后，深为红军战士舍已救人的精神所感动，为了报答红军战士的救命之恩，他冒险同李明生、刘大炳等20多个贫苦农民一道，将烈士的遗体安葬在蛇形山一块空地上。
  但红军走后不久，一些土豪劣绅心怀鬼胎煽动说，“红军葬的地方是‘风水宝地’，是李家渡的‘龙脉’所在。现在‘龙脉’挖断了，‘龙神’不安，只有把红军的尸体挖出来，丢到河里去，才能保住‘龙脉’，恢复‘风水’。
  ”为了粉碎土豪劣绅的阴谋诡计，贫苦农民邓成竹等人连夜将红军烈士的棺木移葬到松涛滚滚的长岭界，周围栽上苍松翠柏。被红军救了命的王康元，每年清明节去烈士墓前祭扫。1972年他担任西中大队党支部书记后，积极倡议并在公社党委的领导下，带领本大队和李家渡的干部群众，整修了烈士墓，在墓前竖起一块烈士纪念碑，刻上“长征烈士之墓”六个大宇，两侧刻有两副对联，一副是“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另一副是“继承先烈志，永作革命人”。
  洞口县委和县政府已将烈士墓做为全县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几十年来，干部、工人、农民、学生经常去墓前瞻仰、凭吊学习先烈精神，继承先烈遗志，为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做贡献。 讨还血泪债 旧社会的广大农民，饱受土豪劣绅的压迫和剥削，挣扎在死亡线上。
  红军打击土豪劣绅，为贫苦农民求解放，因而得到他们的真诚拥护。 岩山乡沙坊院子有个土豪叫付升庭，长有一脸麻子，为人专横残忍，欺压穷人，群众都叫他升麻子。他的五个儿子个个凶残如虎，群众称他们是“五老虎”。
  1931年，升庭麻子准备修新屋，找来新化方师傅给他烧砖瓦。可怜方师傅辛辛苦苦一场，不但未得分文工钱，还要倒贴伙食。一气之下他推倒砖瓦垛子，满腹怨恨回新化去了。1935年，他参加了红军。12月19日，部队在岩山宿营，他把当年在付家的遭遇和当地农民受付家欺压的情况，向部队首长做了汇报，首长同意他带三名战士去找升麻子算帐。
  他们操小路走到沙坊院子，把正准备逃跑的升庭麻子抓住。附近群众听说红军抓住了作恶多端的升麻子，喜得奔走相告，纷纷向红军首长揭发升麻于的罪恶。首长派出一位战士领着贫苦农民到升麻子家里，打开了付家的粮仓，把粮食分给了群众。
  第二天红军离开岩山时，把升麻子押到绥宁县李熙桥处决。 红军第六军团在石江处决了一贯包揽诉讼、敲榨勒索的王文祥；镇压了高沙镇街上被称为“三王五霸”之一的大恶霸、土匪袁宽：将石背乡的土豪财主尹成哉、花园乡罪大恶极的邓星芳、拒绝给红军派粮的反动保长邓陈卓三人，押到绥宁县武阳处决。
  广大群众拍手称快，感谢红军为自己伸了冤，讨还了血泪债。 军民鱼水情 红军到洞口之前，国民党反动派与地方反动势力制造了很多谣言，不少农民躲进山里。红军以遵纪爱民的实际行动，解除了群众的顾虑，很快，大家都回来为红军战士解决吃住问题，十分亲热。
   开始岩山街上很多店门都关得紧紧的，后听到红军战士亲切地喊：“老乡们不要怕，我们红军是穷人的队伍，不会拿你们的东西，如果你们有什么吃的就卖给我们一点，我们照价付钱。”有些人从门缝中看到红军战士规规矩矩，蹲在街上，谁也不去敲店门。
  于是有的就拿出煮热的红薯放门口卖，战士们不讲价，说多少就是多少，只多交不少交。消息传开后，店门都开了，能吃的东西都摆出来了，附近群众家里有能吃的，都拿到街上卖。有几位战士走到林玉元老大娘面前轻声说：“大娘，天气太冷，今晚上我们想到你家里避避风寒。
  ”大娘满脸笑容表示欢迎，战士们放下背包，就动手打扫卫生，挑水劈柴。晚上，林大娘见几个战士在灯下摆着白布比划，她猜想是把布剪做包脚布，就把“坐月子”的媳妇喊来一起帮忙，母女俩人熬了一整夜，共做好10双布袜子，正好每人一双。
  第二天战士们临走时再三向林大娘道谢，送给他一些白布、一床印花被面和两个圆瓷缸作为纪念。 红军关心群众，爱护群众的感人事迹，深深地感动了群众，广大农民群众从各个方面关心、爱护红军。石江缝纫师傅邱国才与其他11位师傅一起，连夜赶制军帽120顶。
  红军给他们每人一块银元，他们心情非常激动，你一言我一语，凑成一首诗：“红军来到石江镇，痛打土豪和劣绅，财主心怕胆又惊，穷人精神大振奋，军民连夜作军帽，同心协力杀敌人。”花园马家院子邓大妈同儿媳曾冬娥在山边土里锄草，听到山中有微弱的呻吟声，邓大妈立即放下锄头去山中寻找。
  果然发现一个约20岁年纪、头带八角帽的红军战士(浏阳人)躺在地上，她用手一摸额头，好烫手，又见他右脚伤口已开始流脓。她心想不能让亲人在野外活活冻死、痛死、饿死，一定要想办法救他。她喊来儿媳一起扶着伤员回到家里，让他躺在儿媳床上，儿媳拿出丈夫的蓝布旧衣服给他换上。
  大妈告诉伤员安心养伤，如发现有外人来就装哑巴，要儿媳认他是自己的丈夫(儿媳的丈夫在贵州做挑夫)。安排好后，大妈每天上山采药，精心护理，一周后战士的伤基本治好，他告诉大妈要去赶部队。临走那天，天刚亮大妈就起床为他准备好路上吃的东西。
  战士对大妈说：“大妈，你就是我的亲娘，我一定永远记住你的恩情，革命胜利了，我一定来看望你老人家。”恋恋不舍，挥手告别。 跟着红军走 广大群众切身感受到红军是自己的队伍，是自己翻身求解放的靠山，红军的道路就是自己走向解放的道路。
  于是，不少贫苦农民纷纷送子弟当红军，中青年更是积极踊跃，要求跟着红军走。李家渡的贫苦农民，看到20个红军战士在敌机轰炸下光荣牺牲，满怀为烈士报仇的愤怒心情和为自己求解放的强烈愿望，积极报名参加了红军。
  西中村的邓星怡、邓正仁、吴老晒，盲田村的邓星开，新兴村的刘老细，木井村的陈松青，圳上的罗玉等都跟着红军走了。洞口街上邹玉和、王顺生两位缝纫师傅，被请到花园给红军制作军服，他们深为红军的精神所感动，毅然跟着红军走上了长征路。
   据解放后全县初步统计，当年跟着红军走的有20多人。他们为革命做出了贡献。其中：有壮志未酬而牺牲在长征途中的革命烈士，有在抗日前线流尽最后一滴血的民族英雄，有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贡献毕生精力的人民功臣，如石江镇的王振贵，当年30岁，参加红军后编入第六军团保卫局，在17年的戎马生涯中南征北战，荣获“人民功臣”、“解放华北”、“解放西北”的纪念勋章各一枚，1952年转业到新疆工作，1965年离休，1966年元月回洞口老家定居，撰写了“夜渡金沙江”、“翻过大雪山”、“六十年春秋话往日”等革命回忆录。
   长征途中上帝帮红军一把 1934年初，国民党在江西发动了对红军的第五次围剿，红军损失惨重，被迫进行了举世闻名的长征，北上抗日。10月红军到达贵州，国民党对红军是重兵围堵，企图将红军一网打尽。
  就在这生死关头，红军竟在大山中迷路。天无绝人之路，一天，红军在偏僻的山区抓到了一位洋人，这位洋人叫勃沙特，是一位内地会的传教士。这一天，时任贵州镇远教堂牧师的勃沙特与妻子自安顺返回镇远时，与红军不期而遇，于是开始了他一生中颇具传奇色彩的一段经历。
  从1934年至1936年4月，随中国工农红军行程几乎达一万公里，转战贵州、四川、湖南、湖北、云南等5省，随红军长征时间达560天，是长征途中一名奇特的参与者。 就是这位宣教士帮红军解了危。
  在长征途中，肖克请勃沙特帮助翻译一张法文贵州地图。勃沙特在肖克的指点下，先把地图上重要的山脉、村镇、河流等中文名称说出来，然后一一将其标记在地图上。肖克对勃沙特的友好合作十分满意。据肖克将军后来回忆说，红六军团在转战贵州东部和进军湘西时，勃沙特翻译的地图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直至1984年，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为写《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采访肖克将军时，肖克将军向他介绍了勃沙特帮助红军长征的往事。 勃沙特，这位内地会的传教士，1929年他被英国内地会派往中国，在贵州镇远、黄平、遵义一带传教。
  内地会是英国宣教士戴德生创立。戴德生生于1832年5月，21岁那年来中国传福音，12年后创立了“内地会”。当时的外国宣教士多在中国的沿海一带传福音，戴德生看到中国内地的需要，特别是少数民族的需要，于是鼓励宣教士进入内地宣教。
  内地会的宣教士以吃苦耐劳著称。在20世纪初，从上海到贵州、云南、四川道路殊难，往往要走两个月。但内地会的宣教士不怕苦难，常常是只身深入大山之中。 1936年，红军即将由云南北上川康，他们释放了勃沙特。
  肖克将军和红军保卫部部长吴德峰分别为勃沙特饯行。 勃沙特离开红军后，着手整理他在红军中的亲身经历，于 1936年11月勃沙特出版发行了他的回忆录——《神灵之手》（中文名《红军长征秘闻录》），当红军还在长征途中时，是西方最早介绍中国红军长征的专著，也是研究红军长征史的独一无二的珍贵史料。
   1939年返回欧洲的勃沙特再次被派到贵州盘县一带传教。它珍视中国传统文化，他的中文名字为“薄复礼”，是取自孔子的“克己复礼”。勃沙特和他妻子还给当地的群众看病和办学。勃沙特一天要诊治二三十个病人，使用的药品由贵阳内地会购置的，1945年夏天，驻盘县美军兵站送给他许多药品、器械，使他给当地人看病的条件得到了改善。
  解放初期，勃沙特还曾帮助救治过许多解放军伤病员。他的妻子也在当地积极推广新接生方法，一天帮助接生三四个孩子，还耐心向信徒传播接生技术。 1948年至1949年期间，他们在盘县创办了“明恩小学”，学制为 1至4年共招收了50余名学生，以信徒子女为主，也有不少贫穷人家的孩子。
   1950年5月2日、6日、13日，周恩来先后三次出席基督教问题座谈会。在5月6日的谈话中，周恩来指出:基督教最大的问题是与帝国主义的关系问题。中国基督教要依照三自的精神来办教。中国不是基督教国家，所以，传教是要受到若干限制的。
  我们不再请外国宣教士到中国来，因为外国宣教士很容易自觉不自觉地做帝国主义的工具。勃沙特是内地会宣教士，内地会被认为是英国的组织，而英国在当时也是帝国主义国家。鉴于当时的政治环境，内地会像所有的其他的宣教机构一样，于1951年将勃沙特与妻子召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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