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是真的
对“梁祝”故事性质的定位
我始终认为：“梁祝”是戏曲、小说人物，不是正统历史人物。梁祝故事是民间传说，而非历史真实。当然，它之所以能够流传一千多年，又绝不会是空穴来风，它会有一定的历史根据，起码会有一个故事原型，而后在流传中再经过千千万万人的口头加工，于是成为一篇集体创作、艺术价值又非常高的民间文学。 在此过程中，肯定会烙上某些原生素材的痕迹，至少是保存着故事原型的主题思想，再附会以流入地域的风情、景物，但却无论如何已不是也不可再被当作严格意义上的历史真实看待，否则就会缩小“人类口头文化遗产”的价值，并使研究工作误入歧途。
从上个世纪的20年代至今，曾经有上百位专家学者...全部
对“梁祝”故事性质的定位
我始终认为：“梁祝”是戏曲、小说人物，不是正统历史人物。梁祝故事是民间传说，而非历史真实。当然，它之所以能够流传一千多年，又绝不会是空穴来风，它会有一定的历史根据，起码会有一个故事原型，而后在流传中再经过千千万万人的口头加工，于是成为一篇集体创作、艺术价值又非常高的民间文学。
在此过程中，肯定会烙上某些原生素材的痕迹，至少是保存着故事原型的主题思想，再附会以流入地域的风情、景物，但却无论如何已不是也不可再被当作严格意义上的历史真实看待，否则就会缩小“人类口头文化遗产”的价值，并使研究工作误入歧途。
从上个世纪的20年代至今，曾经有上百位专家学者对“梁祝”进行过深入的研究，毫无例外地都把这个故事定位在“传说”(民间文学)的范畴。至于某些古籍(诸如有利于“宜兴说”的唐《十道四蕃志》，宋《广舆记》、《太平环宇记》、《咸淳毗陵志》，明《古今小说》、《宜兴县志》，清《常州府志》、《仙踪记略》；以及有利“宁波说”的唐《宣室志》，宋《四明图经》、《义忠王庙记》，元《四明志》，明《识小录》、《宁波府志》，清《鄞县志》、《祝英台小传》等)上的记述，应该说他们也都读过，甚至是很熟悉的。
却为什么仍把“梁祝”划入民间传说中去呢?
首先，如果历史记载是十分肯定的话，那么全国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梁祝墓和“读书处”了。打个比方，关羽的庙宇是最多的，但却无人否定他的“解州”籍贯；蔡文姬是被人喜爱的女性，而且死后埋到了陕西，但仍公认她是陈留“圉”人。
对墨翟、庄周的原籍虽有些争论，却也从未离开过河南，总不至于跑到千里之外吧?可为什么梁祝的出生地，在各种野史、笔记、传说、故事乃至民间流行的各类戏曲、曲艺中，竟可以找到数十处之多?这一现象至少说明那些古籍上的记述并不具有权威性，或者根本就让人怀疑!
另外，举凡附加“神话”色彩(或成分)的传说，大都只有一两个人是故事原型中的人物，其他配角则均属“演义”中的添加剂。
比如马文才(没文才)，各地便有马洪、马留、马俊、马瑞、马得芳、马世恒、马文祥、马四来(赖)等多种名字；英台的父亲祝公远，也有祝彦芳、祝立成、祝淳源、祝春荣等不同名称。至于“四九”更明确告诉人们“事已久矣”!“人心”则影喻本故事反映的主题不过是人们的一种理想、期望，如此而已。
它和《红楼梦》小说中对甄士隐(真事隐)、贾雨村(假语村言)等的取名，用意毫无二致。尽管故事中包含着某些历史片断，乃至确曾有过的某个历史人物，但在进入“传说”的时候，无疑都经过了各种各样的艺术加工，成为对某个普遍的历史现象的典型概括，或曰“艺术想像的产物”，甚至还渗入了统治阶级腐朽观念的成分。
如此说来，在宁波另有梁祝并非同代人的“阴婚说”和梁县令黄泉立功的“还魂说”也就不奇怪了。为此，我们就只能把“梁祝”故事定为“实实在在的纯民间文学”，而非其他。
不应对梁祝作“较真儿”的历史考证
既然“梁祝”故事是千百年流传下来的“人类口头文化遗产”，就不应亦不可能按照真实的要求，对之作出完全对应的历史考证。
因为在流传过程中，每一个地域的人都会把它与当地的人文景观、风俗时尚加以附会甚至“对号入座”的。何况统治阶级的官修志书又有着符合其功利目的的编纂原则，不管是循吏、流寓、方士、列女，各类人物都有着勘定的入志标准。
我们只要翻一翻从汉·刘向《列女传》到民国年间小女孩亦“必读”的《女儿经》，就知道祝英台的所作所为在那个社会的舆论中会有一种什么样的定性。也就是说：如果梁山伯真是那样一个因爱、悔、恨、气交织而死的穷孩子，祝英台真是那样一个抗父命、逆伦常的弱女子，他们二人又有什么资格入选以“纲常教化”为目的的正统史志呢?
有些学者一直认定祝英台是宜兴人，因为有多种古籍曾记述善权寺为“齐武帝赎英台旧产建”，或曰“齐建元二年以祝英台故宅创建”。
而所谓的“故宅”又实为号“碧鲜庵”的祝英台读书处，李奏请复建后，曾被称之为“唐殿”，附近20米处则有“晋祝英台琴剑之冢”，500米开外便是祝英台的葬地“祝陵”，并有“护陵河”和“玉带桥”存世，如此等等。
上述记载不可谓不详，但愈详就愈使我们怀疑：这能是那位有着坚贞爱情的女性祝英台吗?首先，在以男性为中心的封建社会里，举凡私家产业，只能是以“户主”挂名，查祝氏有条族规，便是财产“传男不传女”，为什么所有记述竟全部为“英台旧产”而不称“祝公远故宅”，何也?其次，如果碧鲜庵就在祝宅院内或庭舍门前，又怎么可能让一个外姓人(野小子)来和名媛祝小姐“一起幼学”?如果是“游学”，又岂有住宅和读书处同在一个地方之理?若梁、马均是附近人，祝家姑娘的女扮男装(三年)又怎能骗得了相距咫尺的四邻八舍?更让人不解的是“殿”、“陵”之说，就算丞相谢安曾奏请皇上对英台赐予“义妇”称号，但也仍旧是平头百姓，而非至圣王侯，那么在规章等级异常严明的制度下，又有谁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把一位弱女子的“坟”称之为“陵”?须知那样是要杀头甚至“灭九族”的呀！当然，也有人为前述现象开脱，说什么只因“义妇”乃皇帝敕封，故当地群众乃“对其墓称之为陵”(见尧辰《史实、风物、传说与梁祝故事》)，这显然也是讲不通的，因为还有“护陵河”和“玉带桥”之建置，明明就是一种“王陵”的规格，又怎么能推说是群众的“习惯”称谓呢?!
其实，古人对此早已起疑。
宋《咸淳毗陵志·遗迹》云：“然考《寺记》，谓齐武帝赎英台旧产建，意必有人第，恐非女子耳。”又，清吴骞《桃溪客语》则云：“骞疑祝英台当亦尔时重臣，死即葬宅旁而墓，或逾制，故称曰‘陵’。碧鲜庵及其平日读书之地，世以与诡妆化蝶者名氏偶符，遂相牵合。
”再，蒋薰《留素堂集》：“今善权山下有祝陵……然英台一女子，何得称‘陵’?此尤可疑者也。”仅此三则，如果属实，倒真的是把旧产、故宅、琴剑、幼学、陵殿、建置等疑问全都给解决了。本来“祝英台”(不是桂花、秀菊)就是一个介乎中性的名字，男女皆可用也。
根据古人论述，我承认宜兴也确曾有过一个叫“祝英台”的人，但那一定是位大人物，还有可能是男性，而非传说中所认定的乡村平民中的才女祝英台。
清道光年间出生的邵金彪曾写过一篇《祝英台小传》，只因文中写的是“祝英台……上虞富家女……遇会稽梁山伯”云云，总之未把二人写成宜兴人，便被宜兴的一些学者斥之为与宜兴县令钱志澄“沆瀣一气”，“臭味相投”，“以权欺世、独断专行”，“将祝英台逐出县境”，“在宜兴人头上拉一堆屎，连屁股也不擦就走了……”(见夏玉《破译“梁祝”千古之谜》)一番话可真的把邵金彪给骂了个狗血淋头!其实“浙江说”并非邵氏杜撰，而是早在唐张读《宣室志》、宋李茂诚《义忠王庙记》、明冯梦龙《喻世明言》中即已点明英台为上虞祝氏女，梁山伯为会稽人。
直到现当代的《辞源》、《汉语大词典》、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以及顾颉刚等学者的论著均沿袭此一说法。是也罢，非也罢，总之它只是一种民间故事的“托述”，原可不必太认真。
上述是祝英台宜兴说的依据，下面我再谈一谈宁波的梁山伯。
当然，宜兴也并未置梁山伯于不顾，不过因找不到同名史载，所以只好依此类推地说什么既然梁祝“自小在一起幼学，所以，梁山伯也应是宜兴人”。而宁波方面有关梁山伯的几篇《庙记》，却又把充满了封建文人气息和腐朽观念的种种“逸事”以神话加鬼话的形式硬塞进故事中去，因此其谬涩不合理处也是显而易见的。
比如：当梁山伯得知祝英台已许配给马文才时，他竟然说什么大丈夫“生当封侯，死当庙食，区区何足论”!这样的人生观、价值观又怎么可能是我们所熟悉的那位具有崇高、专一爱情追求的梁山伯呢?又如：从晚唐张读《宣室志》、宋李茂诚《义忠王庙记》到明《宁波府志》和清邵金彪《祝英台小传》等，都提到梁山伯当了(鄞县)令一节，不同的是《宣室志》中说梁为县令的时间是在“访友”之后，《鄞志》和《小传》则言梁任县令是在“访友”之前，而不论之前、之后，他总是当了“县令”，那么马文才这小子(土财主的纨绔子弟)难道还竟敢娶走县太爷的未婚妻吗?恐怕他没有这个狗胆吧!
上述史料记载梁山伯“访友”时的情景，根本就是满不在乎，仅“以同学之谊乞一见”。
而祝英台也是“罗扇遮面出，侧身一揖而已”。梁又发出了那样的豪言壮语，这哪里有什么爱情基础!整个过程也就是路遇、共读、访友、立志、当官、去世几个情节，根本看不出其宏厚、感人的“爱情”主题。难怪城西虽然有墓又有庙，但在当地群众中仍旧流传着梁祝本是“阴婚”的说法，《寻根探源》的作者甚至还有“梁山伯原是明代书生”的说法。
看来，也许真的“此梁山伯非彼梁山伯也”!史料中出现那么多纰漏，又怎么能服人呢?《宁波府志》之所以把它列入“逸事”，就已经明白地告诉人们，它原非“信史”嘛!看来，也许这就是拿民间传说硬去做“对号入座”的烦琐考证所吃的苦头吧！
汝南应为“梁祝”传说的第一故乡
在我的《梁祝中原说》发表后，宜兴和宁波方面的一些专家学者曾对拙文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但也指出，我提出的论据除梁祝古墓以外，多属民间文艺、工艺，拿出的历史证据不足。
多承明示。不过有见于我在前一章里的逐条解剖，事实上我的指导思想已经是很清楚的了，即：明知“梁祝”是“民间传说”，却偏要去寻找那些附会式的掌故存引，恐怕只会使人走入迷宫。须知，活的(口头的)传说及民间文艺是绝不会依附于那些死的、枯燥的文字而存在、而传承的，因为它(故事本身)是比“民谣”兼容性更宽、虚拟性更强的“风”呵。
但我又不是一个虚无主义者。相反，我早已多次申明，在本文第一节里也曾再次提到：“梁祝”虽非正统历史，但能有如此大的影响，又绝非空穴来风，它会有一定的历史根据，起码会有一个故事原型。我只是在求索时不太信奉某些古代文人罢了。
如果说查考的话，我首先依据的则是大的历史和社会背景。比如：故事产生的时代既然是“晋”(有西晋、东晋之争)，而据《隋书·地理志》：在东晋南迁之前，吴越地区尚且是“刀耕火种，食鱼与稻，以渔猎为业”的“荒服之地”。
遍查二十五史，晋以前的名人原籍为江浙的也几乎没有。而只是在“永嘉之乱”以后，河南的梁(开封)、祝(汝南)等族才“随晋室渡江”并逐次“大衍”于吴越的。此类“南迁”脉络不仅详见于《姓氏考略》、《中原寻根》、《百姓祖宗图典》、《认祖归宗—中国百家姓寻根》等书，而尤见于江南梁、祝二氏的族谱中。
就连宜兴善卷、上虞祝庄、会稽白牧梁姓，也无不公认其先祖为“中原子民”。因此南方(延及海外)才有了一个庞大的“客家”人群。据此我也才在《梁祝中原说》中认定：是由于“中原板荡”，河南人口的大规模迁徙，才把这一故事带到南方去的。
当时江浙一带的原住民，其生活背景和文化氛围似乎还不具备产生如此清丽、哀怨的故事(原型)的条件。不知蒋岳先生在其《论梁祝的故乡》一文中划出的螺旋型传播路线(也即江苏宜兴→浙江宁波→山东曲阜→河南汝南→安徽舒城→山东济宁→河北河间→山东嘉祥→甘肃清水→四川合川→山东邹县→江苏江都等)的根据是什么?
又如“化蝶”的出现。
这一“梁祝”的核心，本来就源出中原的《韩凭夫妇》和《华山畿》。而据李义山“莫许韩凭为蝴蝶”等诗可知，“化蝶”的故事在唐代已经传开。此者，又怎么会如有些先生认定的那样(化蝶)到宋代才在宜兴首先形成呢?
早在80年前，钱南扬先生即曾明确指出：“看李义山之诗……可见韩凭夫妇魂化蝶的传说，在唐朝已有了，到宋朝乃转变为梁祝的魂化蝶。
”(见《祝英台故事叙论》)罗永麟先生也谓：“说梁祝故事是从这两个故事(《韩》、《华》)演变而来，并非指它们之间的直接继承关系，而只是说这几个故事之间，情节有些类似之点：就是它们的主人公都能坚贞地为纯洁爱情而死……又因为这些故事大都产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所以它们之间的情节有些相似，也是不能无因的。
”(见《试论梁山伯与祝英台故事》)可见说“梁祝”原型首出中原，绝对是有其道理在的。更不应忘记的是：前述故事(《搜神记》)的作者干宝是河南新蔡人，蝶诗的作者李义山(李商隐)是河南沁阳人，连最早的戏剧作品元杂剧《祝英台死嫁梁山伯》的作者白仁甫(白朴)也是在开封长大的。
他们和汝南“梁祝”原本就处在同一个“文化风物圈”里呢。
若谓古中原地域应大于今河南的区属，为什么单单认定汝南“梁祝”呢?这是因为河南不像山东、浙江、江苏那样众说纷纭，虽然“梁祝文化”现象覆盖全省，但“遗迹”却只有汝南一家，线条又比较单一。
由原型核心人物祝英台化出来的二号人物梁山伯和三号人物马文才，其名字则完全是为适应河、洛、汝、颍文化圈里演唱传播的需要而拟就的，因台、伯、才三个字在“中州韵”的河南话里同为一个韵母“ai”，若把这个圈子再稍扩大一点便对不上号了。
如三门峡以西的陕灵和豫东的商丘地区便把“伯”韵母“ai”念成了“ei”(山西洪洞戏即衍化成梁山杯了)；而豫北的安阳(彰德府)一带则把“Bai”读成了入声字“be”，更别说非“中州韵”的辽阔江南了。
事实上也只有汝、颍及其附近区属，台、伯、才三字读(唱)起来才合辙押韵，朗朗上口。这想必也是有些缘故的吧?
谈到这里，我还想附带说一下“梁祝”在河南戏中的舞台形象问题。元杂剧以后，大抵是以长江为界，北方的梆子戏特别是地方小戏，一直是以小丑、小旦应工梁祝的，而南方戏和京戏等大剧种，却以小生、闺门旦扮演，这是一个很大的区别。
传统河南戏中原本就有一批好人丑扮的剧目，如《审诰命》中的唐成，《撕蛤蟆》中的王二愣，《推磨》中的李洪信，《阎家滩》中的王二，《卷席筒》中的苍娃，一直到现代戏《倒霉大叔的婚事》中的常有福，均是。
这与木讷、厚道、诙谐、善良的河南农民性格及其语言特色是分不开的。所谓“笑着流眼泪”—“悲剧喜演”不仅是河南戏表演手法的一大特色，而且“丑而不丑”还是一种经得住品味，具有永恒魅力的戏剧美学品格。
据查，河南的梆子戏、曲子戏、越调、花鼓戏、五调腔、落子腔等剧种共有“梁祝”剧目20多出，分别为《红罗山》、《梁山伯》、《柳阴结拜》、《梁山伯上学》、《梁山伯下山》、《祝九红出嫁》、《马文才迎亲》、《窦二毛添箱》、《梁祝情》、《梁祝怨》、《双蝴蝶》、《要嫁妆》、《东楼会》、《西窗会》、《拉勾》、《送友》、《讨砚水》、《讨药引》、《大隔帘》、《二隔帘》、《两世缘》、《祝英台哭坟》等。
其唱词语言的共同特点是朴素、简练、有灵气、生活气息浓厚，似乎未经文人加工而更趋民间化；梁祝的身份又均属平民劳动者。从这两点看，是否可以认为河南的“梁祝”更古老，故事更接近原生面目呢?
还有我在《梁祝中原说》一文中所列举的那许多理由，对“梁祝”故事原型的生发地似也应具有一定的参考研究价值吧?
总之，做学问做到“古代”这一篇的时候，切不可忘记全国八大古都，河南就占了一半；历史上曾有22个朝代定鼎中原，考虑其文化积淀的厚重是十分必要的。
。收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