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渡之战曹军兵力官渡之战曹军兵力
以下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杨德炳教授文章：
官渡之战相持阶段曹军兵力考
《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曰:(建安五年)八月，绍连营稍前，依沙琏为屯，东西数十里。公亦分营与相当。合战不利，时公兵不满万，伤者十二三。
这是史籍关于官渡之战曹军兵数的唯一一次具体记载。由于是在与袁军“合战不利”之后，伤员较多，故云“兵不满万，伤者十二三”，即总数不到一万，其中还有两三千伤员。对此，为《三国志》作注的裴松之首先提出疑问。 他的理由有三:第一，他认为曹操起兵之初就有五千人，自后胜多败少，特别破青州黄巾，受降卒三十余万，余所吞并，不可悉记，虽征战损伤，未应如此之少也。第二，他认为官渡相持是两军“结营相守”，...全部
以下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杨德炳教授文章：
官渡之战相持阶段曹军兵力考
《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曰:(建安五年)八月，绍连营稍前，依沙琏为屯，东西数十里。公亦分营与相当。合战不利，时公兵不满万，伤者十二三。
这是史籍关于官渡之战曹军兵数的唯一一次具体记载。由于是在与袁军“合战不利”之后，伤员较多，故云“兵不满万，伤者十二三”，即总数不到一万，其中还有两三千伤员。对此，为《三国志》作注的裴松之首先提出疑问。
他的理由有三:第一，他认为曹操起兵之初就有五千人，自后胜多败少，特别破青州黄巾，受降卒三十余万，余所吞并，不可悉记，虽征战损伤，未应如此之少也。第二，他认为官渡相持是两军“结营相守”，袁绍众十余万，屯营东西数十里，曹操怎么可能以数千之众和他长期对抗呢?以理而言，“绍为屯数十里，公能分营与相当，此兵不得甚少，一也”。
如果袁军果其十倍于操，理应将曹营团团围住，使其出人断绝，但曹操不仅派徐晃袭击袁军运车，操自己又出击淳于琼，往返如人无人之境，袁绍拿他没办法，此兵不得甚少，二也。史称操坑绍降卒八万，夫八万人奔散，非八千人所能缚，是兵不得甚少，三也。
第三，他认为据((钟恶传》载，官渡相持时，钟恶曾从关中“送马二千余匹给军”，但《武帝纪》及《世语》说曹军只有六百余骑，钟矫所送的马哪里去了?因此，裴松之的结论是说官渡之战曹军“兵不满万，伤者十二三”是“论述者欲以少见奇，非其实录也”。
余大吉同志在其专著中对此亦作过考论。认为第一，曹操在官渡相持时的兵力，《武帝纪》记载为“时公兵不满万，伤者十二三”，《荀或传》载荀或言“公以十分居一之众，画地而守之”，《张范传》曰:“今曹公欲以弊兵数千，敌十万之众”。
对此，自裴松之以来许多人提出疑问，有些说法，似乎有道理，但史书记载凿凿，不只一处，无有力论据，难以推翻。第二，认为曹操此时总兵力约为数万，但境内形势不稳，需在许都等各要地留兵，又需留预备队，所以“兵不满万”不是指曹操全部兵力，仅指留在官渡前线曹军精锐的战略机动部队而言。
第三，军事筑城在三国时期防御战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曹军是可以依托官渡的筑城工事，以劣势兵力阻击绝对优势的袁军的。这样的战例还有郝昭守陈仓城，以数千兵众力敌诸葛亮数万之众的日夜攻战，坚守二十天，迫使诸葛亮退兵。
以上两种见解(简称裴论和余论)各自都有其合理之处，但均不能驳倒对方，故仍需作进一步探究。裴论的第一个理由，实为无的放矢，余论在第二部分中已予解决，即所谓“兵不满万”，不是指曹军的全部兵力，而只是指官渡相持阶段曹军的兵力。
裴论的第二个理由，在道理上是说得通的，惜其无得力证据支撑。但这并不等于说这些疑问毫无价值，因为它们给人们提供了进一步探究这些问题的线索。裴论第三个理由说《武帝纪》载曹操只有骑兵六百余匹，但官渡相持时钟矫明明送来马二千余匹，怎么不见了?这就给人以启示，即曹军官渡相持阶段“兵不满万”之说是否也存在类似情况?因此，有必要根据现有史料，仔细考查曹军的组成状况，以求对曹军的数字做到尽可能接近准确的核实。
下面就让我们从官渡前线将帅组成人手，对曹军官渡相持阶段的兵力仔细予以考查。
据不完全统计，官渡前线曹军将帅组成情况分别为:统帅曹操，谋士荀枚、郭嘉、贾诩等，主要将领计有张辽、乐进、于禁、徐晃、曹仁、曹洪、夏侯渊、张绣、许褚等等。
于禁与乐进 《三国志?于禁传》曰:“太祖初征袁绍，绍兵盛，禁愿为先登，太祖壮之，乃遣步卒二千人，使禁将，守延津以拒绍……绍攻禁，禁坚守，绍不能拔。复与乐进等将步骑五千，击绍别营，从延津西南沿河至极，获嘉二县，焚烧保聚三十余屯，斩首获生各数千，降绍将何茂、王摩等二十余人。
太祖复使禁别将屯原武，击绍别营于杜氏津，破之。迁裨将军。后从还官渡。”《乐进传》曰:“拜讨寇校尉，渡河攻嘉获。还，从击袁绍于官渡，力战，斩绍将淳于琼。”以上明确具体地记载，于禁先率步卒二千人守延津，接着又与乐进将步骑五千人击绍别营，然后二人均率部回官渡，成为官渡曹军重要组成部分，仅此二人就有步骑五千人。
张辽 《三国志?张辽传》称:“太祖破吕布于下邢，辽将其众降，拜中郎将，赐爵关内侯。数战有功，迁裨将军，袁绍破，别遣辽定鲁国诸县”。按张辽原为吕布大将，率众降操后，深得曹操重用，以功迁裨将军，成为曹操五大名将之首，又是解白马之围的主将，故其领兵数目不得低于于禁。
徐晃 《三国志?徐晃传》称:“太祖讨(杨奉)于梁，晃遂归太祖，太祖授晃兵，使击卷、原武贼，破之，拜裨将军。……从破刘备，又从破颜良，拔白马，进至延津，破文丑，拜偏将军。与曹洪击洽强贼祝臂，破之，又与史涣击袁绍运车于故市，功最多，封都亭侯”。
徐晃几乎参加了官渡之战所有重要战事，功最多，封侯拜偏将军，军号亦较张辽、于禁、乐进为高，故所带之兵不会少于以上三人。《三国志》卷十七《张乐于张徐传》评曰:“太祖建兹武功，而世之良将，五子为先”。
张辽、于禁、乐进、徐晃就是这五子中的四子，他们都一无例外地投人了官渡之战，而且是绝对主力，单是他们的兵力，就不会少于九千人。
曹仁与曹洪 《三国志?曹仁传》称:“太祖从弟也……后豪杰并起，仁亦阴结少年，得千余人……遂从太祖为别部司马，行厉锋校尉”。
从操破袁术，征徐州，攻陶谦，战吕布，迎天子都许。“仁数有功，拜广阳太守。太祖器其勇略，不使之郡，以议郎督骑。……太祖与袁绍久相持于官渡，绍遣刘备拘惹强，诸县多举众应之。自许以南，吏不能安，太祖以为忧。
仁日:‘……备新将绍兵，未能得其用，击之可破也。’太祖善其言，遂使将骑击备，破走之，仁尽复收诸叛县而还。绍遣别将韩荀钞断西道，仁击荀于鸡洛山，大破之。由是绍不敢复分兵。复与史涣等钞绍运车，烧其粮谷”。
曹仁为曹操从弟，带领少年千余人从操，操以仁为别部司马，按当时惯例这支部队即归曹仁别营统领。由于仁屡建奇功，后虽拜广阳太守，操“器其勇略，不使之郡，以议郎督骑”。在官渡之战中，他先率骑南下击败刘备、刘辟，解除了他们对许下的威胁;又击破韩荀，消除了袁军对粮道的干扰;还与史涣一起袭击袁绍运车，烧其粮谷。
可见曹仁带的是一支深为曹操看重和倚仗的部队，故其兵力不会少于张辽、于禁，而应为二至三千人。我们还可从“以议郎督骑”，“使将骑击(刘)备”等字里行间看出，这是一支以骑兵为主，机动性很强的部队。因此，过去认为官渡相持阶段曹操骑兵不足六百之说也是大可怀疑的，因为“时骑不满六百”只是延津之战时曹操的骑兵数目，而此战的参加者主要为张辽、徐晃部。
上引于禁、乐进部此时正率“步骑五千，击绍别营”，曹仁部亦未必参加此战。如果加上于禁、乐进部的骑兵和曹仁的骑兵，则曹操官渡相持阶段所投入的骑兵亦不会少于一、二千骑。又据《钟睬传》记载，“太祖在官渡，与袁绍相持，恶送马二千余匹给军。
太祖与恶书日:‘得所送马，甚应其急”’。不说“给运”而说“给军”，明指不是用于运输而是用于军事，即用于补充和加强骑兵，故曹操说“甚应其急”。据此可知钟砾此举大大加强了曹操在官渡的骑兵。
又据《曹洪传》载，洪亦操从弟，是最早随操起兵者之一。
后到扬州募兵，洪将家兵千人加上招募所得共数千人与操会龙亢。屡功至鹰扬校尉，迁扬武中郎将。他不仅参加了官渡战役，而且在曹操奇袭乌巢之时，被委以镇守大营之重任。据此可知他所领兵当与曹仁相当。
夏侯渊 《三国志?夏侯渊传》曰:“太祖起兵，以别部司马、骑都尉从，迁陈留、颖川太守。
及与袁绍战于官渡，行督军都尉。”据此可知夏侯渊亦参与官渡之战，其所领兵当在二千左右。
我们知道，曹仁、曹洪、夏侯悖、夏侯渊乃曹操的宗族和亲族，曹操的武装力量就是曹氏、夏侯氏私人武装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
以上四人更是曹操的“亲旧肺腑，贵重当时”。四人中除夏侯悖另有重任外，其余三人都是官渡相持阶段曹军的重要将领，其所领兵不会少于六七千人。
张绣 《三国志?张绣传》曰:“太祖拒袁绍于官渡，绣从贾诩计，复以众降……拜扬武将军。
官渡之战，绣力战有功，迁破羌将军。”按张绣的投降既为曹操解除了肘腋之患，又为他带来了一支军队和一位顶级谋士贾诩，故曹操不但摈弃前嫌礼遇优待，而且示以诚信，使其以扬武将军率军赴官渡参战。故其所领兵减之又减，不得少于两千人。
许褚 《三国志?许褚传》称:“汉末，聚少年及宗族数千家，共坚壁以御寇。……太祖询淮、汝，褚以众归太祖……即日拜都尉，引人宿卫，诸从褚侠客，皆以为虎士。从征张绣，先登，斩首万计，迁校尉。
从讨袁绍于官渡”。许褚所将虎士究竟有多少?史无明载。考之《典韦传》，“拜韦都尉，引置左右，将亲兵数百人，常绕大帐”。许褚与典韦地位相当，特别是典韦死后，许褚地位更为重要，故其虎士不得少于数百人。
《褚传》又称:“初，褚所将为虎士者从征伐。……其后以功为将军封侯者数十人，都尉、校尉百余人”。摧锋陷阵百战之余以功封侯拜将、校者尚有百数十人，官渡相持阶段估计为数百人，当不为过。由此可知，张绣、许褚所将之兵当在二千五百以上。
通过对以上九位参加过官渡之战的主要将领情况的考查和分析，我们认为官渡相持阶段曹军的兵力决不会是“兵不满万”，而是不会少于一万八千，其中骑兵亦不会少于一、二千人。
下面让我们再从军粮供应，战场态势与作战状况以及兵力部署等方面对此问题予以论证。
《三国志?任峻传》曰:“官渡之战，太祖使峻典军器粮运。贼数寇钞绝粮道，乃使千乘为一部，十道方行，为复阵以营卫之，贼不敢近。”负责军粮运送的任峻为了安全，将运车一千辆为一部(单位)，组成十道方阵行进，外面以重兵营卫，使抄寇者不敢逼近。
可见军粮的运送是安全的。运车一个“部”就有一千辆，而且从语气上看，每次粮运似不止一“部”，则粮运的数量也是相当大的。因此，如果官渡前线兵力真的“不满万”，那么军粮的供应当不成问题。但事实上官渡相持后期曹军军粮出现过严重危机，这不正好反证曹军的兵力大大超过了万人了吗?
余论认为军事筑城在三国时期的防御战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曹军是可以依托其官渡筑城工事，以劣势兵力阻击绝对优势的袁军的。并以郝昭守陈仓城为例加以论证。我们认为无论从战场形势和作战实况看，袁曹官渡相持与郝昭守陈仓城都很难有可比性。因为陈仓城(今宝鸡市东)是汉中与关中之间的交通孔道，地势狭窄险要，历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曹真料定诸葛亮下次北伐必取道陈仓，早在八个月前就命将军郝昭修筑陈仓城，认真作好作战准备。可见郝昭是据险要，守孤城，诸葛亮部队再多，攻击面只有那么大，使不出全力。故只要城中兵精粮足，主将志坚善守，是可以坚守很长一段时间的①。
但官渡相持，诚如裴论所言是“结营相守”，即袁军在数十里宽的阵地上依沙丘为营屯，曹军亦在同样宽的阵地上立营屯与之对峙。曹军初战失利，退人营中坚守，双方即在数十里宽的战场上开展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攻守战。
从战场形势上看，曹军不是像郝昭守陈仓城那样据险地，守孤城，而是要在数十里宽开阔地带上的若干军营工事中坚守，因此如果兵力太小就会因战线太长防御点太多而难于应付;而袁绍的十万大军却会因进攻点多而充分发挥其数量优势，将敌营分割包围，各个击破。
但作战过程表明曹军虽然很困难，很疲惫，却不仅守住了兵营，而且两度出击袁绍运粮车队，特别是第二次奇袭乌巢，曹操率领的步骑竟多至五千人;而最后反攻时，竟能在三十里宽的地带同时围击袁绍兵营(“围击绍三十余里营”)《贾诩传》。
这不正好说明曹操的守兵不是区区数千人②，而是要比这个数字大得多吗?
余论认为曹操此时全部兵力大约为数万，但由于境内形势不稳，需在许都等地留兵，又需留出预备队，所以官渡才有“兵不满万”之说。
“不满万”不是曹军全部，仅指留在官渡前线曹军精锐的战略机动部队而言。我们以为官渡守军诚然不会是曹操数万兵力的全部，但也不可能是曹操数万兵力的很小一部分即“兵不满万，伤者十二三”。因为如众所知，官渡防线是曹操的生命线，只有守住官渡，才有可能转守为攻，反败为胜。
而要守住官渡，首先就要全力顶住十万袁军的大举进攻，与袁军展开一场生死对决，故它又是曹袁双方生死决战的主战场。因此，任何一个指挥者都会在兵力部署上尽可能地集中自己的优势兵力投放于此。曹操是著名的大军事家，杰出的统帅，当然更会这样作，即集中优势兵力以保证这场生死决战的胜利。
他怎么会一反常态，违背军事常识把自己数万兵力的主要部分留在后方，而在保卫生命线的决战战场上只投放不足一万的薄弱兵力呢?再说，他既然亲临官渡前线坐镇指挥，而且还在这里集中了除荀或之外全部谋士，除了夏侯悼之外的全部名将，这说明他对此战是何等重视!因此，按照常理常情，他当然会把自己的优势兵力集中于此，否则强将手下只有弱兵，这个仗还怎么打，这不是太离奇太荒唐了吗?
最后，我们认为裴论关于官渡相持阶段曹军“兵不满万，伤者十二三”是“记述者欲以少见奇，非其实录也”的见解是可取的。
史书上的数字，多数还是准确、可信的，我们不必怀疑一切。但出于技术方面的原因而记述错讹不全者;出于习惯方面的原因而空洞、笼统，大而化之者;出于不同动机以多见奇、以少见奇者亦屡见不鲜。上述余论所引的三个数字，《张范传》所云之“今曹公欲以弊兵数千，敌十万之众”，实与官渡之战无涉。
《张范传》的全文是“是时，太祖将征冀州，(袁)术复问(张承)日:‘今曹公欲以弊兵数千，敌十万之众，可谓不量力矣!”’可见此时袁术尚在，说的是曹操欲征冀州之事。官渡之战时袁术早已病死，且不是曹操将征冀州而是冀州的袁绍南下进攻曹操于官渡。
征之《荀或传》，此事当在建安二年春。由于袁绍对曹操迎天子都许非常不满，后值曹操征张绣失利，绍便与操书，语辞悖慢。曹操受辱大怒，举止失常。部下皆以为是因失利于张绣之故，唯荀或料定会有更大的原因，遂请问于操。
操将书与或，曰:“今将讨不义(按指袁绍)，而力不敌，何如?”袁术问的就是此事。可见《张范传》的这个数字是不能算数的。至于《武帝纪》所云之“时公兵不满万，伤者十二三”，《荀或传》所云之“公以十分居一之众，画地而守之”，虽是史书言之凿凿，但正因为它们如裴论所指出的是“记述者欲以少见奇，非其实录也”，故而或与其它记载相矛盾，或与当时情理不符，从而引起人们的置疑。
治史者实不必受其束缚，而应把这些疑点当作线索，从各方面对其进行考证、比较和甄别，以期得出更近于实情的结果。本人当然不敢妄言自己的结论就是正确的，但确实认为如果发现疑问就应该想办法把它们弄清楚。
这是治史者的一份责任，也是应该坚持的一种学风，在当下尤须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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