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的妻子是谁
黄梅戏表演艺术家 马兰
提起马兰，大家立刻能想起那一段段脍炙人口的黄梅戏选段，《天仙配》、《女驸马》等。她是一位功底扎实、才华横溢的表演艺术家，唱作俱佳，生旦齐能，曾荣获多种戏剧大奖，并且在多部影视作品中饰演主要角色，像《龙女》中的海云花、《严凤英》中的严凤英、《遥指杏花村》中的红杏等等，她独特的艺术风采，像一首首流动着的诗，既博人观赏，又耐人寻味。 记者在在近期采访了她，她谈到了自己的生活及先生余秋雨。
父母希望我是一棵坚韧的草
马兰出生在安徽省太湖县，母亲是一名黄梅戏演员，父亲是一名大学生，从事黄梅戏舞美设计工作。 马兰出生的时候，正好上演一部电影《马兰花开》，父母希望自...全部
黄梅戏表演艺术家 马兰
提起马兰，大家立刻能想起那一段段脍炙人口的黄梅戏选段，《天仙配》、《女驸马》等。她是一位功底扎实、才华横溢的表演艺术家，唱作俱佳，生旦齐能，曾荣获多种戏剧大奖，并且在多部影视作品中饰演主要角色，像《龙女》中的海云花、《严凤英》中的严凤英、《遥指杏花村》中的红杏等等，她独特的艺术风采，像一首首流动着的诗，既博人观赏，又耐人寻味。
记者在在近期采访了她，她谈到了自己的生活及先生余秋雨。
父母希望我是一棵坚韧的草
马兰出生在安徽省太湖县，母亲是一名黄梅戏演员，父亲是一名大学生，从事黄梅戏舞美设计工作。
马兰出生的时候，正好上演一部电影《马兰花开》，父母希望自己的孩子像电影中的小兰那样勤劳朴实，就为女儿取名为“马兰”。
马兰讲起自己的童年时说：“记得我五岁的时候，父亲被批判，那时候我们什么都不知道，父母一直瞒着我们。
有一天，父母把两个哥哥和我交给了一个乡下人，这个人不是我们家的亲戚，也不是他们的朋友，这个乡下非常偏僻，非常贫困。一天下午，一个高个子叔叔说，‘马兰，你别这么开心了，你爸爸挂牌子游街被打倒了……’我一听，知道这不是好话，我就一头撞向他，拿起石头就追着他打。
过了很多年，我懂事以后就问爸爸妈妈，‘那时候你们为什么不来管我们？’爸爸妈妈说，‘是不愿意让你们小小的心灵留下不好的记忆。’我觉得父母给了我终身的启发和教育。”马兰动情地说。
后来马兰的父亲到了县城的图书馆工作，负责看管杂志、报刊，这个图书馆成了小马兰的游乐场。
在一堆堆被封起来的画报中，马兰看到了一张红线女的照片。“那时候没有看过古装戏，不知道传统戏曲是什么，但是我就莫名地被吸引了。于是我把这张上面打着差的彩色剧照偷偷撕下来，瞒着我爸妈一直藏在身边。
从我的童年一直保存到少年，从少年一直保存到青年。非常巧，在1993年的时候，我在北京演出《红楼梦》时，看到报纸上登出一篇对我的表演艺术充分肯定的文章，我一看署名，竟然是红线女。我当时非常激动，他的言词对我充满了鼓励，给我提出了一些人生更高的标准和要求。
我一直没有机会，跟红线女老师说一声‘感谢’。”
虽然出生在黄梅戏世家，但是家里人并不希望马兰继续走他们的老路，外婆从小就教育她要好好读书。马兰是在不经意的情况下，在操场上给人家唱了一首歌而被县剧团的人看上的，后来却因为父亲的历史问题没有被录取。
“父亲的性格非常刚烈，当他听到这个消息时，他说一定要争取。这个时候艺术学校来招生，我就独自去了，后来考取了这个学校。在这个过程当中也遇到了一些麻烦，招生通知、体检报告都没有准时到我手上。后来我准备去艺校的那一天，妈妈流着眼泪给我梳辫子，爸爸给我买了一个很大的木头箱，然后问我，‘你要不要做演员？’‘要。
’‘你后不后悔？’‘我不后悔。’”就这样，马兰向艺术之路迈出了坚定的第一步。
因为胖只能演老太太
已经40岁的马兰有着让少女羡慕的身材，苗条而婀娜，可是没有人知道马兰曾经是个十足的“胖妞”。
因为肥胖，她忍受了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因为肥胖，她差点放弃心爱的表演生涯。
马兰说：“说起来很好笑，刚上艺术学校时我很胖，上课的时候，老师问我为什么没有系腰带？我说，‘我系腰带了，只是因为胖，一个很宽的腰带最后在腰里皱成一小条了。
’我们照像的时候，同学们排成一排，而我只能露半个身子。其他同学穿着漂亮的练功服，腿长长的，而我却像穿着棉衣似的，当时觉得很难为情。她们能演小姐、公主，而我只能演老太太。当时心里特自卑，夜里一两点钟，看到练功房里关灯了，我就悄悄赶到练功房练功。
为了减肥，我就只吃面条，整整三个月没有吃一粒米。”
因为肥胖，马兰的艺校生涯并不顺利，在毕业演出时，她没有上台。“毕业演出那天，正好是我18岁的生日，那一天我永远记得。前面锣鼓喧天的，大家又唱又跳。
而我的任务就是给人家搬凳子、搬布景，连作品都没有。我一个人躲到小旮旯里，对着门，狠命地哭。那时候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减肥，要给自己建立信心。”
我对艺术特别尊重
从安徽省艺术学校毕业后，马兰被分配到了安徽省黄梅戏剧院。
第二年，马兰迎来了她艺术上的第一个春天。在香港，马兰主演了黄梅戏经典曲目《女驸马》，几乎一夜成名，她迅速成为黄梅戏的头牌女演员。
马兰说：“我属于改革开放后的一代人，机遇比较好。当时黄梅戏舞台青黄不接，我们这一批同学刚毕业，领导希望这些孩子们能够展示黄梅戏舞台的新气象，他们就把担子全部压到我们身上。
由于我在少年时期，自己给自己很多内心的折磨，可能我心里承受能力也相对好一点，所以当时我也非常努力。”
在香港一炮走红后，马兰在国内也几乎是家喻户晓。通过舞台，通过电视，观众认识了马兰，知道她是一个长相漂亮、唱功好的黄梅戏演员。
马兰的事业在这一时期也格外顺利，在二十多岁的时候，她就担任了安徽省黄梅戏剧院的副院长。“那个时候，很多演出商包括观众，都不知道黄梅剧院在什么地方，黄梅戏在哪个省也不是很清楚，但知道马兰在哪儿。
我答应做这个副院长，但提出四个要求，艺术上要尊重我的选择，不要强行命令我必须演什么，不能演什么，另外，时间上也要相互关照等等。”
做头牌演员是很荣耀的，但也是很辛苦的。马兰说：“有一次演出，已经连演了11场了。
当时下午5点多钟刚结束一场，晚上8点钟还有一场，说实话，我穿得里三层、外三层，而且全是绣花衣服，连上趟厕所都很困难，真是又累、又渴、又饿。我就说，‘能不能换 B组的演员来演？’剧场经理、剧团团长、老师挨个游说我，‘演吧，牌子挂出去的是你的名字，如果你不演，换了别人，把别人轰下去怎么办？’在这种情况下，我是含着眼泪唱完的。
”
马兰对自己的事业要求非常严格，她说：“我非常尊重艺术规律，这是我的专业，我必须给观众一个认真的交代。曾经有一个片商要请我拍一部黄梅戏电影，我一听故事梗概觉得不好，就拒绝了他。还有一次一位朋友让我帮忙演一场，但我听说是欢送某某的晚会，我就拒绝了。
在我的演出史上从来没有为某一个人演过专场，再高的领导也不能破例，虽然得罪了朋友，但我坚持了原则。类似的事情挺多，作为一个剧种的领头人，你的形象代表着团队的形象，所以我不能够有丝毫的大意。”
选择余秋雨不后悔
和余秋雨结婚后，马兰的社会角色似乎有了一个微妙的变化，对于他们的结合以及他们的社会形象，议论很多，但是马兰有自己的看法。
“要说完全没有干扰、没有压力也不真实，我们两个人的心理素质还算比较健康，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都还能承受。我们两个人天性都非常善良，这也是我们能走到一起的非常重要的原因。所以这些年我觉得没白活，不管是走的路，看的东西，经历的事情，尤其是余秋雨，我觉得他真是经历了丰富的人生。
尤其是他冒险在外面考察这几年，在国内还要承受很多舆论的东西，挺不容易的。但是我可以这样说，我挺为他骄傲的，也使我的人生丰富了很多。”马兰说。
对于余秋雨和马兰之间的相互帮助，马兰说：“他一般都从文化的角度、从美学的角度给我提出一些更高的要求。
我们上海一个家，深圳一个家，家不大，但都有一个排练场，做一些练习，做一些实验。我也用我的方式参与他的工作，他的每一篇文章出来我是第一个读者，然后我就用不太标准的普通话，不太演员腔的自然方式读给他听，然后他回书房修改。
这个过程等于他在照镜子。他在学术上是非常严格的一个人，讲究到每一个标点符号的用法。”
“其实这些年，我看到很多关于余秋雨的说法，有的带有人身攻击，有的是恶意编造的东西。我当然很难过，有的时候也很愤怒。
我非常了解我的丈夫，他是一个极其善良的人。有的时候我背着他也跟他的朋友、同学聊起我们所经历的事情，当我看到他的同学、朋友对他的肯定时，我心里非常踏实，我觉得我还没选错人。我难过的是，在他冒险在国外考察人类古文明的时候，当时真是不知道生命会消失在什么地方。
国内已经狼烟四起，铺天盖地都是批判他的文章，我又不敢用长途电话告诉他，但我为丈夫感到自豪，我支持他用生命去寻找中国的文化。有这些东西，就埋没不掉余秋雨，反而像他说的，他会因此过得更充实。”马兰为自己的丈夫而骄傲。
马兰在讲起余秋雨在国外那段冒险的经历时，她说：“在约旦的时候，在一个山口里，我跟他分手，他让我回去好好工作。我就祝他一路平安。他的手扶在车窗上，一路灰尘，车窗留下一条很深的手印，车上所有的人都嚎啕大哭，人人心中都隐隐地觉得这张脸、这只手可能是这辈子最后一次见到了。
当时我就想，如果这辈子这张脸再也不能活生生回到我眼前的话，我这一生也没白过。”
马兰说，在那段时间里，每天都看电视，每天祈祷他们在外面都能平安。在伊拉克的时候，他们失踪了两天，完全断绝消息，那两天她没吃、没喝、没睡。
在这样的情况下，余秋雨每天要做节目、要奔波、要考察，还要写文章，往国内发送，他是用自己的生命走这条文化路，马兰觉得这非常不容易，而有些人连他的文章都没有看全，就恶意中伤，字里行间看得出来，就是人身攻击和恶意诽谤，她真觉得很痛心。
马兰的父亲已经是近80岁的人了，每天看到报纸上大大小小的攻击余秋雨的文章，他就把报纸全部藏起来，用塑料袋装好，压在沙发的角落底下。当时马兰看到这一切非常难过，但她从来没有流过眼泪，她说，今天不会，以后也不会。
余秋雨回国以后，跟马兰说了一番话，“中国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的老百姓过上了好日子，无论是物质上，还是舆论自由方面都是空前的开放，这需要有人付出代价。我愿意牺牲自己来付这个代价。让有些人能够畅所欲言。
”“那对你不公平。”马兰说。“没事，这样我会活得更结实一点。”听了这些话，马兰觉得对于人生来讲，这是受到了很好的锻炼，你既然是男子汉，就必须承受这一切。
马兰跟着余秋雨在世界各地考察的时候，对人与人需要沟通有更深的体会，她说：“我跟余秋雨两个人都追求善良，我们人生有很多的理想是一致的。
我们希望人和人之间有好的沟通，不同的文化没有关系，不同的语言没关系，不同的种族也没有关系，希望大家都能够沟通。当我跟着他在世界各地走的时候，这一点我更深有体会。我走到耶路撒冷，走到埃及，我们出行都要有装甲车驾着机关枪前后护送，我真觉得人与人之间多么需要沟通，多么需要理解，多么需要珍惜。
说小一点，我们两个人从来没有吵过架，他也有急的时候，我如果不想听，他就会立刻把电话挂掉。有的时候我话讲一半，他的电话就挂了，他让我冷静一下，想好后再谈。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但是我从来没有说过伤他、伤感情的话。
”
近两年来，马兰很少登台演戏了，她最后的演出剧目是和余秋雨合作的《秋千架》。“《秋千架》只是我们在艺术追求过程当中一个段落性的作品，《秋千架》和《红楼梦》我还会重新打造。我没有放弃观众，我心里面360天天天都惦记着观众，我真希望知道大家爱看什么，然后我努力打造出大家特别想看的好作品。
目前我正在跟一些音乐家合作、实验，大概明年上半年会有一台非常新的作品出来。”
。收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