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货币

用基础货币数量来影响市场货币流通总数量

关于货币供应和货币需求问题 这是一个讨论较多、且内容比较丰富的问题。对一些问题取得了比较一致的看法，有些问题还存在分歧。在货币供应机制问题上，随着市场化的发展和金融改革的推进，中国逐步形成了以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为特征的货币供给机制，货币量由改革前的被动变量变成一个对经济运行有重要影响的变量，货币供给的外生性越来越明显，同时又保留着计划经济的很多特征。 于是人们分别从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两个方面作了进一步的研究。易纲认为，中央银行的再贷款是基础货币供应的最主要的渠道，但是，1994-1997 年外汇占款的增加成为基础货币增加的一个重要来源，使得央行不得不采取对冲措施，收回再贷款。 此外，财...全部

  关于货币供应和货币需求问题 这是一个讨论较多、且内容比较丰富的问题。对一些问题取得了比较一致的看法，有些问题还存在分歧。在货币供应机制问题上，随着市场化的发展和金融改革的推进，中国逐步形成了以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为特征的货币供给机制，货币量由改革前的被动变量变成一个对经济运行有重要影响的变量，货币供给的外生性越来越明显，同时又保留着计划经济的很多特征。
  于是人们分别从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两个方面作了进一步的研究。易纲认为，中央银行的再贷款是基础货币供应的最主要的渠道，但是，1994-1997 年外汇占款的增加成为基础货币增加的一个重要来源，使得央行不得不采取对冲措施，收回再贷款。
  此外，财政借款也是增加基础货币一个渠道。而外汇占款和财政借款的内生性就比较明显。谢平等研究了货币乘数的问题，首先通过结构性变化的显著性检验和长期稳定性关系检验，实证了货币乘数的稳定性和可预测验性，认为在短期内，基础货币和货币总量间的动态关系(在对下一期的预测意义上)会受到结构性因素的干扰，但在长期中却表现为相对稳定状态。
  也就是说，我国渐进性变化的经济结构和金融制度尽管会对货币乘数产生不同程度的冲击，但这种结构性震荡仅仅是一种暂时现象，货币乘数会在震荡之后回复到长期均衡状态，因此，通过基础货币进行间接货币总量控制在理论上是可行的。
  在此基础之上，谢平等进一步研究了货币乘数的预测问题，一方面描述了中国货币乘数的总体变化特征，指出狭义货币的货币乘数与宏观经济周期紧密相联，而广义货币的货币乘数主要表现为年度性周期特征和长期递增的趋势性特征，另一方面，分别运用单纯的ARIMA模型、混合的ARIMA模型和自适应预期模型，对两种货币乘数进行预测，通过了模型检验，得出结论，至少在短期内货币乘数是可预测的，预测精度是很高的，不同模型的预测结果是不一样的，因而在实践中可以同时采用多种方法预测。
  这些研究成果不仅在理论上前进了一步，不再是一般的议论，而是具体的实证分析，而且在实践上为中央货币当局实施货币政策，通过基础货币间接调控货币总量奠定了技术操作基础。 在货币供给问题上讨论的另一个问题是货币供给量的增长问题。
  改革以来，中国的货币供应量有了迅速的增长，从1978-1995 年，M2 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25。2%，大大高于同期GNP 增长率(9。65%)和零售物价上涨率(7。54%)。货币供应量的超常增长，初期并未引发通货膨胀，后来虽然出现了较高的通胀，快又得到了控制，形成了低通货膨胀和高金融增长的态势。
  于是，围绕着这一问题学界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一致认为，随着市场化的推进，中国出现了大规模的货币化过程，增加的一部分货币变成铺底资金进入流通追逐商品，国家借此获得了大量的铸币税收入。据谢平估计，从1986-1993 年，中央政府每年得到的货币发行收入占GDP 的5。
  4% ，而易纲估计，从1978-1992 年中央政府每年的铸币收入平均占GDP 的3%左右。另一个原因是，改革前，中国几乎没有其他私人财富保有形式，改革后，居民储蓄的迅速增长，一方面形成银行的负债，另一方面，银行对企业贷款的增加形成企业对银行的负债，银行作为中介建立起居民和企业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
  这样一来，改革初期，货币供应的急剧增加被急剧发展的债权债务关系所吸收，因而并未导致物价的明显上涨。这里的分歧在于，易纲认为货币流通速度反映了货币供给与国民生产总值之间的比例关系，货币乘数反映了基础货币和货币量之间的关系，与货币化直接相连的是货币流通速度，它是制度的函数，政策的函数，中国货币化的过程也是货币流通速度逐年减慢的过程，1990-1992 年物价上涨率低的原因是流通速度低。
  而余永定则认为，由于忽视了债权债务关系的急剧变化对货币量的吸收作用，仅仅依据货币数量论公式，用货币流通速度放慢来解释上述现象并未抓住问题的实质，在很大程度上是同义反复。笔者认为，余永定的解释也许更全面和更有说服力。
   与此有关的一个问题是，对宏观经济发展和货币化进程的分期问题。易纲认为，中国经济在1979-1984 年间货币化吸收了大量超额货币供给，因而通胀率很低，国家也获得了大量货币发行收益，而在1985 年以后，货币化进程显著放慢，超额货币供给的主要结果是造成了通货膨胀，货币化收益也随之下降。
  谢平认为，1992 年以后，经济改革向纵深发展，各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冲突处于突出时期，体制改革补贴需求巨大，但货币化程度已经达到顶点，可用于改革补贴的货币发行收入却远远不够，面对各种矛盾和压力，政府不得不继续用扩大贷款和货币发行的方式进行利益补偿，由此导致通货膨胀的加剧。
  张杰则把货币化收益由增到减的折点划在1988 年，这一年，中国的货币化指标(M2/GDP)在经过连续10 年的上升以后，首次出现下降，且通胀率第一次超过GDP 增长率。从此以后，中国的经济运行和改革过程便进入高涨和紧缩交替出现的阶段，国家的金融控制也由主动转为被动。
  余永定把改革以来宏观经济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改革初期，银行的资金来源(居民储蓄)与使用(对企业和各级政府的贷款)，即银行资产和负债的平衡是与实际经济的均衡基本相一致的，因而并未出现通货膨胀。到了第二阶段，随着银行信贷的扩大，企业对投资资金的需求超过了居民对投资资金的供给，从而引起了价格的急剧上涨。
  因此，通货膨胀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涨价是实现资源再配置的一个重要手段。由于居民储蓄和M2/GDP 的超常增长，1995 年以后，中国的通胀已经进入相当危险的第三阶段。这些研究在理论上和实际上都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不过有一点需要指出，国内学者往往沿用美国学者麦金农的说法，把M2/GDP 作为货币化或金融深化的指标。这一点可能需要重新认识，M2 相对于GDP 比例的提高，既可能是金融深化的标志，也可能是金融风险的征兆，因为M2 的增长既可能来自储蓄增加，也可能来自贷款过度。
  这一点在后面评述金融风险时，我们还要讨论到。 关于货币需求，易纲讨论了货币需求的决定因素，认为货币需求首先取决于收入和利率，货币的交易需求主要反映在收入上，而利息率则是持币的机会成本，其次是货币化指数的函数，同时，通货膨胀预期是货币需求的重要解释变量，最后，国际收支状况也影响货币需求。
  虽对货币需求的稳定性问题没有直接讨论，但多次指出，改革以来货币流通速度明显减慢。陈学彬则认为，转轨时期，我国的货币流通速度并不稳定，波幅达23 个百分点，因而货币真实需求的波动很大。秦朵不同意这种观点。
  她认为，改革以来真实货币的增长较持续和显著地高于国民总产值的增长，相应地货币流通速度持续减慢，另外货币增长速度对于国民总值的增长速度和通货膨胀率都呈现出正向的前导作用，据此就否定货币需求的稳定性，推论出改革以来的货币量具有显著独立于需求关系的能动性的结论，其根据不足。
  并通过细致的数据分析和实证，将特有的制度因素(包括由计划控制造成的抑制性投机需求，由计划体制软约束造成的过度资金需求，以及由改革引起的市场化对货币的超常需求，即货币化过程)纳入货币需求关系，得出与谢平等一致的结论，我国的货币需求关系呈现出较强的稳定性。
  这意味着，从长期来看，货币量是受需求关系支配的；而从短期来看，用货币量的超需求供给来调控宏观经济的自由度也不大。进而指出，一般货币需求论描述的是将各类经济制度及阶段之具体因素全部抽象掉了的一般规律，而经济数据样本却包含着这些具体因素。
  当这些因素与一般理论所假定的理想前提(如充分竞争的市场)大相径庭时，一般理论便很可能与数据显著不相合。这时，如果用一般理论来解释数据很难得出具有规律性的一致结果。笔者认为，秦朵对于现代经济学一般理论所报的态度是严肃的和科学的，这一点又往往是很多从事实证分析的人所忽视的，而真正要有所发现和前进，就必须真正了解一般理论结论的假设前提，并恰当地引入其抽象掉的因素进行考察。
  这样才能有所前进和有所创造。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