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里的"伊尹之志＂是什么意思
“告归”是发生在这以后，太甲为帝三年，“不明，暴虑，不遵汤法，乱德，于是伊尹放之桐宫。三年，伊尹摄行政当国，以朝诸侯。帝太甲居桐宫三年，悔过自责，于是伊尹乃迎帝太甲而授之政。” 《孟子·万章上》也有类似的说法。 为人臣的伊尹居然有权放逐帝太甲，自己摄政当国，诸侯也接受了；太甲悔过后， 又能迎 归而还授以政，这在后代是不可能实现的事 ，只有在 君主与诸侯间的名分、地位、实力相隔仅仅一层，还没有发展到天壤之别4时才有可能。 太甲若有出格的行为，伊尹便可在诸侯的默许下放逐太甲，这是一种权力的平衡；太甲改过后，伊尹如果拒尔返政，社会出现新的不平衡，也将引起诸侯间的干涉。当时的社会秩序便是依靠这...全部
“告归”是发生在这以后，太甲为帝三年，“不明，暴虑，不遵汤法，乱德，于是伊尹放之桐宫。三年，伊尹摄行政当国，以朝诸侯。帝太甲居桐宫三年，悔过自责，于是伊尹乃迎帝太甲而授之政。” 《孟子·万章上》也有类似的说法。
为人臣的伊尹居然有权放逐帝太甲，自己摄政当国，诸侯也接受了；太甲悔过后， 又能迎 归而还授以政，这在后代是不可能实现的事 ，只有在 君主与诸侯间的名分、地位、实力相隔仅仅一层，还没有发展到天壤之别4时才有可能。
太甲若有出格的行为，伊尹便可在诸侯的默许下放逐太甲，这是一种权力的平衡；太甲改过后，伊尹如果拒尔返政，社会出现新的不平衡，也将引起诸侯间的干涉。当时的社会秩序便是依靠这种相对的平衡来维持的，客观条件便是各方实力相距不远，因而具有相互制约的作用。
战国时的公孙丑对此大惑不解，问他的老师盂轲：“贤者之为人臣也， 其君不贤则固可放欤？”孟轲回答他：有伊尹之志则可， 无伊尹之志则篡也。” 这是当时人的认识，是从儒家的政治理想去美化伊尹。战国时人也往往利用伊尹这一举动去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如楚国朱英劝春串君：“今楚王病，旦暮且卒，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当国，如伊尹、周公，王长而反政，不即遂南面称孤而有楚国？此所谓毋望之福也。
” 都不去理会伊尹逐太甲、迎太甲，终于告归的特有涵意。为了更进一步了解三代的社会特情，再看一段《竹书纪年》中与传统完全不同的记载：“中壬崩，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也。伊尹即位于太甲七年。太甲潜出自桐，杀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奋，复其父之田宅，中分之。
”伊尹的行为变成完全与后代概念中的篡位一模一样了，不过杀了“大逆不道”的伊尹后，并没有满门抄斩甚或灭族，却是仍立其子，还保留了他的田宅家产。这岂非雄辩地说明了当时的习俗与后世迥异吗？“伊尹告归”是在一个不同的岁月里，完成了他应该而且可能完成的历史使命后，走出了合乎时代精神的一步。
这里的“告归”是辞去辅政，或者说是摄政的职事，回去管理自己的“私邑”封地。因此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致仕。战国及秦汉史籍上、很多处提到“告归”，实际含义是休假。战国时，秦“孝公已死，惠王代后，莅政有顷，商君告归。
”商鞅为何要在此时告归？因为秦惠王还是太子时，曾经触犯过鞅所定的法，太子是嗣君，“不可施刑”，商鞅便“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致使公子虔八年杜门不出，结怨极深。当时的赵良就警告过他，秦孝公一死，他是“亡可翘足而待”。
商鞅于此时“告归”，很明显是为了避仇，暂时摆脱政务，请假回到封地商邑。可是，“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并没有放过他，而从秦惠王发吏捕商君”，商鞅得以逃亡至关下来推断，此时的商鞅应该不在咸阳，否则，以秦法之严，他是不可能从容地逃到关下的。
由于魏人不纳，商鞅只得“复 入秦，走商邑，与其徒属发邑兵北出击郑”尽管得罪秦王，他在私邑依然拥有绝对权威，还可以下令发兵。“告归”也就很难说是严格意义上的“致仕”。秦皇朝时的李斯，上焚书议后，富贵已极。
“斯长男为三川守，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诸公子”。史载“三川守李由告归咸阳，李斯置酒于家，百官长皆前为寿，门廷车骑以千数。”李由的“告归”，是请假来探望老父李斯，丝毫不包含致仕的意思。收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