募兵制是不是世界各国兵役制度的发展方向
找到一篇文章，很有借鉴意义。
来源：
中国军事体制变化的社会原因及其后果
不管是秦汉的征兵制还是唐代的府兵制，都是建立在自耕农的基础上的，都是建立国家直接控制农民的这样一种社会关系的基础之上的。 农民自身拥有土地，土地的绝大部分收成归农民所有，这样农户中的男丁在完成养家糊口的任务后才有余力承担国家包括兵役在内的各种劳役。当一般自耕农大量破产时，专门为国家负担兵役的农民同样无法避免大量破产的命运，跟一般自耕农破产后的情形一样，成为地主的佃农，要把收成的四成、五成甚至更多交给地主。 这种地租比例与汉时农民的十五税一、三十税一的实物负担比例相比是太大了，说明实物地租已成为地租的主要形式。而且...全部
找到一篇文章，很有借鉴意义。
来源：
中国军事体制变化的社会原因及其后果
不管是秦汉的征兵制还是唐代的府兵制，都是建立在自耕农的基础上的，都是建立国家直接控制农民的这样一种社会关系的基础之上的。
农民自身拥有土地，土地的绝大部分收成归农民所有，这样农户中的男丁在完成养家糊口的任务后才有余力承担国家包括兵役在内的各种劳役。当一般自耕农大量破产时，专门为国家负担兵役的农民同样无法避免大量破产的命运，跟一般自耕农破产后的情形一样，成为地主的佃农，要把收成的四成、五成甚至更多交给地主。
这种地租比例与汉时农民的十五税一、三十税一的实物负担比例相比是太大了，说明实物地租已成为地租的主要形式。而且这种负担已达到了一个农户承受能力的极限，佃农已无力向国家承担重大的赋税徭役负担。佃户中的青壮男子必须拼命劳作以在完成地主的田租后还能有足够的余额养家糊口，根本无力承受象秦汉及隋唐时那样频繁而规模巨大的劳役征集，更无力承受长时间的兵役负担。
在唐中后期土地大量集中、自耕农大量破产后，能承担兵役负担的农户越来越少，兵源陷于枯竭，府兵制受到严重破坏，已无法维持下去。这种情况跟东汉末期到东晋期间土地大量集中后征兵制遭受破产的情形极为相似，但是唐及唐以后各代王朝的中央军队却没有落得象晋朝军队那样的小规模，仍然保持了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军队。
这是因为社会实行实物地租为主的赋役制度以后，国家掌握了巨大的物质财富，有能力用钱财招募军队，向入伍的士兵发放钱粮军饷，使当兵成为一种职业，形成了募兵制。只要国家财力许可，国家就可以通过招募维持一支数量庞大的军队。
靠当兵也能维持一个家庭的基本生存需要，解决了自耕农经济破产后农民无力承担兵役造成国家军队缩小的问题。大量农民破产后，许多人没有出路，只好去当兵领军饷，反而有利于国家募兵，国家可以以极低的成本招募到兵员。
于是，募兵制出现了，并成为宋代及宋以后各朝代最主要的兵制形式。
其中宋朝的募兵制最有代表性。在宋朝，如果有某个地方出现大灾，大批农民流离失所，国家就会把受灾农民中的青壮男子招募进军队，一方面是这种时候招募兵丁成本可以尽可能地低，另一方面也是为一部分灾民提供出路，把青壮男子招募进军队使这群因为流离失所而容易铤而走险的人在只剩下老幼妇孺的情况下难以成事。
宋朝这种处理流民的方法与汉朝可以说是有根本的区别。汉代的做法是如何重新安置流民，使他们重新拥有土地，进而重新为国家承担赋税徭役。那时国家绝对没有足够有财力物力给服力役、兵役的人付报酬。由此也造成汉宋两代对土地集中和集中的大量土地的地主豪强态度的根本区别。
宋朝能通过募兵制维持一支庞大的军队，从国家军事体制这方面证明了唐以后自耕农破产和土地集中对皇权和中央集权的影响没有汉时那么大，也使皇权和中央集权更容易容忍和认可土地的集中和地主的地位。实际上，在唐代，随着国家力役比例逐渐减小，实物地租比例逐渐增加，国家已开始允许农民以钱粮代役、再由国家出钱粮雇役。
到宋代，这种现象更为常见。募兵制不过是这种社会关系在军事体制上的一种自然反映。
宋及宋以后的募兵制与之前的各种主要兵制之间最主要的区别是募兵制是职业兵制。秦汉征兵制、东晋佃兵制和隋唐时府兵制的士兵，其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作为农民耕种田地，只是按规定期限服兵役（征兵制）或在国家有军事行动时入伍（佃兵制、府兵制），这几种兵制的士兵没有足以维持生计的军饷，其家庭收入主要靠种田。
募兵制的士兵完全脱离了生产，士兵及其家庭的主要收入就是军饷。士兵绝大多数都是迫于生计才入伍的，军队就是他们一生赖以生存的地方，一旦被遣散，许多人即刻会陷入绝境。因为当时社会基本上没有为他们提供生计和出路的能力，因而大规模精减一只募兵制的军队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被精减的军人很容易铤而走险，酿成兵变。
无法按需要精减军队，则军队必然容易规模过大，而且士兵质量没有保证。宋朝的军队立国时大概三四十万，后来逐渐庞大，到中后期达到一百多万，在没有战争时也无法精减，其数量远远超出国家需要，国家背上十分沉重的财政负担。
但军队规模虽大，其中很多却都是老弱病残，虽然数量庞大战斗力却极其低下。明朝、清朝的军队直到国民党的军队也都有这种典型特征，即规模庞大但却是充斥着老弱病残因而战斗力低下。所以一到战时，军队虽然庞大但却可战之兵极少，反而时时感觉兵力不足，无法有效反击外部威胁。
相比之下，秦汉到唐，国家因为战事减少而遣散士兵回家是令士兵非常高兴的事情，因而精减军队是比较容易完成的事，国家可以按需要维持军队合理的规模，而且保证军队中的士兵都是青壮年。秦汉及唐朝时期的军队在和平时期可维持一支规模较小的军队，在战时根据国家需要再实行战争动员扩大军队规模。
唐以后的募兵制军队，士兵完全脱离了生产，士兵及其家庭的主要收入是军饷，军队就是军人赖以生存的地方，一旦被遣散，许多人即刻会陷入绝境。因此募兵制的士兵与所在部队有巨大的利益关系，所在部队的军官和统帅能否得到升迁、政治上是否得势会影响到士兵的根本利益。
如果一支部队的军官老得不到升迁、统帅政治上失势会使一支部队没有很好的靠山，供给往往就缺乏保证，士兵领不到足额的军饷，国家精减军队时则这支部队必定首当其冲，断绝许多人的生计。相反一支部队的统帅如果政治上得势则这支部队就有了很好的靠山，不仅不必担心被裁撤，而且军饷充足，时常有额外的奖赏，从士兵到普通军官都更容易得到提拨晋升。
另外由于募兵制军队士兵的职业化，士兵与军官能形成稳定的利益关系，募兵制的军队很容易形成一个个排它性的利益团体，在军队内部形成严重的派系问题。这些军事性的利益团体或作为主角或作为加盟力量参与官僚派系的党争，与朝堂上的文官权势集团相互呼应、彼此整合，增加了国家体系党争的复杂性和破坏力。
征兵制和府兵制军队的士兵由于在军队中没有影响到生计的利益关系，他们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是老百姓的身份，反感官场上祸国殃民的争权夺利的斗争，所以他们当兵时不会与军官形成集团利益关系。加上他们不是长期当兵，军官难以与士兵形成特别的关系。
因此征兵制和府兵制的军队不容易形成排它性的利益团体，军官也不容易鼓动士兵参与官场争权夺利的派系斗争。这些因素使军队比较不容易形成派性，军队的隶属关系和指挥关系都比较正常，皇帝和文官集团比较容易控制军队，从国家到军队及军队内部的指挥关系就可以很顺畅，部队之间的配合和协助也比较好。
即使一个资历很浅的人只要得到国君的授权，拿到兵符，就可以指挥一支大军。白起和韩信都是平民出身，一旦得到任命即可指挥几十万的大军。如果没有兵符，地位再高的人也指挥不动军队。在唐朝以前，中国军队在相互配合、接应、救援上都做得很好，少有相互拆台的现象，所以才能发动殊如汉军反击匈奴那样大规模、长距离的进攻作战而没有在哪个环节上出现重大漏洞。
到宋朝以后，由于实行募兵制，军队内形成大大小小的利益团体，军队派系问题严重，军队正常的指挥关系受到破坏。与一支部队没有渊源的人，即使得到授权和任命，也很难有效指挥部队。而有的人虽然在军队中没有任何职务，由于派系关系却在真正地控制着某支部队，在关键时刻比皇帝更能决定这支部队的行动，军队成了他们党争的工具。
袁世凯被清政府解职回乡后仍然实际控制着北洋新军，清政府根本指挥不动，最终不得不重新起用袁世凯以对付革命军。这种关系必然导致军队指挥关系的混乱，在实际作战中，不服从指挥、擅自行动、相互拆台、见死不救、故意拖延等现象层出不穷，给敌人太多可乘之机，宋军因此在许多从战场态势和双方实力对比来看很有把握取胜的战役中最终都莫名其妙地输了。
由于募兵制，国家正常的军队建设体系已无法保证军队的战斗力，军队内正常的职权关系和隶属关系无法保证部队指挥关系的顺畅，军官之间、上下级之间、官兵之间良好、密切的私人关系倒是保证有效的指挥关系、增强军队战斗力的有效手段。
北宋杨家军的主要头目都是杨家成员，在杨家男性成员死伤殆尽后也是使用杨家遗霜或者天波府中的丫环、仆人出任军中主将。并不是杨家上下连女人都是天生的将才，都有过人的军事才干，而是任用自家人为主将可以利用家庭成员的亲缘关系保证部队的团结和凝聚力，保证指挥关系的顺畅，保证各支部队在战斗中密切配合，增强军队的战斗效能。
杨家这种任人为亲的建军原则使杨家军在当时涣散的宋军中脱颖而出，成为一支战斗力相对强大的劲旅。杨家军以后许多军人都非常重视利用私人关系增强军队战斗力。曾国藩创建湘军时就刻意利用同乡和师生关系建立湘军的军官队伍，崇拜曾国藩的蒋介石也很重视这一套，在军中重用浙江同乡和黄浦学生。
这还算是斯文人的做法，许多大老粗军人则用认父子、义结金兰、杀血为盟等办法加强部队的凝聚力。
这种依靠私人之间的关系保征军队的有效运行、增强军队作战能力的办法很容易使国家的军队变成一支支私家军，只能一定程度上加强某支军队内部的团结，却极不利于全国军队的团结以及军队与国家机构的协调，最终极大削弱整个国家军队的战斗力。
象杨家军这样一律任用自家人为军中主将的军队，极容易成为夺权的工具，相信不论谁做皇帝心中都会感到不安全，更何况是对兵变体会极深、其开国皇帝本身就是靠兵变而黄袍加身的宋王朝，所以招来无穷无尽的猜疑和防范也就不奇怪了。
不但是杨家军，北宋以后任何一支战斗力强、功勋卓著的部队，比如岳家军、戚家军、清朝湘军、袁世凯的北洋新式陆军，无不受到当权者和文官集团的百般猜疑和防范，别有用心者对这些部队的各种诽谤和诬蔑很容易得逞，反过来对这些部队形成极大的制约作用，极大地削弱这些部队的战斗力。
虽然杨家军依靠独特的建军方法而战斗力强大，但皇帝也不可能把国家大部分军队交给杨家统帅以更好地对辽和西夏作战，因为这样容易为兵变创造可能性。宋及宋以后的皇帝大都倾向于使用没有军事才能的文官甚至是宦官统领军队，宋朝还经常变换军队的军官，使将兵相互不熟悉，这些措施都会极大削弱军队战斗力，但却是防范军队夺权的好办法，显示出宋朝皇帝对自身控制军队的能力极其不自信。
岳家军在北伐中吸收了许多抗金队伍，势力迅速壮大，由于连续取胜而取得极高的声望，引起皇帝及其文官集团的恐慌，不惜遗臭万年，在军事形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中断了收复中原的事业，把岳飞召回来以莫须有的罪名杀掉，让人不得不感慨能把事情做得如此之绝。
宋王朝宁愿长期偏安南方、受金人凌辱，也不愿为了收复中原、驱逐外族、彻底改善国家安全环境而造就一支有能力夺取政权的集团性军事力量。明朝的袁崇唤在守边中功勋卓著，也引起了皇帝及其文官集团的猜疑，诽谤和诬蔑纷至沓来，致使满人的反间计轻易得逞，袁崇唤最终被处以极刑。
征兵制、佃兵制和府兵制的士兵都是耕田种地的农民，有自已的土地或份地，成份单纯，具备农民特有的吃苦耐劳的作风和淳朴善良的道德品质，有较强的廉耻心，较容易接受忠君爱国、保家为民等思想道德教化，入伍当兵后能忍受高强度的训练和极其艰苦的战场环境，他们较强的廉耻观念和淳朴善良的道德品质使他们在战场上能够相互帮助、共渡艰辛。
所以汉唐士兵的素质很高，能够适应各种战场环境，汉唐军队可穿越浩瀚的戈壁沙漠，连续进攻上千公里，深入游牧民族腹地彻底摧毁敌之战争能力。相比之下，募兵制军队的士兵是通过招募而来，中国历代王朝给这些职业士兵的待遇都是极低的，加上宋及宋以后各代王朝为防范军队的需要而故意压低军人的地位造成军人社会地位低下，有志向的人都靠读书求取功名，一般人也不愿背井离乡去当兵，当兵的人大都是些没有生计甚至是走投无路的人，当兵纯粹是为了讨生计。
这些人中自然就有大量好吃懒做之徒，或者油腔滑调、坑蒙拐骗的市井无赖，按照现在的话说就是流氓无产者，他们加入军队使军队的成份变得极其复杂。他们不可能是好的兵员，其原先的生活方式和态度决定了他们难以忍受高强度的训练和极其艰苦的战场环境，他们做什么事都会投机取巧。
他们不容易接受道德的教化，毫无廉耻心。在战场上也只有在巨大利益面前才能调动他们作战的积极性，当战场上形势危急时只会考虑如何保住自己的性命，各顾各的，相互救助的意识极差。这些因素必然极大影响军队的战斗力，一场长时间、长距离、高强度的行军都有可能拖跨一支军队使之失去战斗力，唐以后的各朝代的军队鲜有能深入戈壁沙漠的。
抗战中国民党的军队在作为大后方的西南省份长距离行军都能造成大量减员，在缅甸的国民党远征军更是被深山老林搞得咽咽一息，近乎崩溃，基本丧失战斗力。而经过高强度的训练、适应能力强、互助意识强的日军在同样的深山老林里行军却仍保持了强大的战斗力。
由单纯正直的士兵组成的军队绝对大大强于由奸滑狡诈的士兵组成的军队。曾国藩的湘军战斗力相对强于其它的清军，原因之一是曾国藩注重招募乡里淳朴忠厚的农家子弟入伍，市井无赖、奸滑狡诈之徒一律被拒绝招收。
征兵制、佃兵制和府兵制的士兵都是耕田种地的农民，有自已的土地或份地，成份单纯，具备农民特有的吃苦耐劳的作风和淳朴善良的道德品质，有较强的廉耻心，较容易接受忠君爱国、保家为民等思想道德教化，入伍当兵后能忍受高强度的训练和极其艰苦的战场环境，他们较强的廉耻观念和淳朴善良的道德品质使他们在战场上能够相互帮助、共渡艰辛。
所以汉唐士兵的素质很高，能够适应各种战场环境，汉唐军队可穿越浩瀚的戈壁沙漠，连续进攻上千公里，深入游牧民族腹地彻底摧毁敌之战争能力。相比之下，募兵制军队的士兵是通过招募而来，中国历代王朝给这些职业士兵的待遇都是极低的，加上宋及宋以后各代王朝为防范军队的需要而故意压低军人的地位造成军人社会地位低下，有志向的人都靠读书求取功名，一般人也不愿背井离乡去当兵，当兵的人大都是些没有生计甚至是走投无路的人，当兵纯粹是为了讨生计。
这些人中自然就有大量好吃懒做之徒，或者油腔滑调、坑蒙拐骗的市井无赖，按照现在的话说就是流氓无产者，他们加入军队使军队的成份变得极其复杂。他们不可能是好的兵员，其原先的生活方式和态度决定了他们难以忍受高强度的训练和极其艰苦的战场环境，他们做什么事都会投机取巧。
他们不容易接受道德的教化，毫无廉耻心。在战场上也只有在巨大利益面前才能调动他们作战的积极性，当战场上形势危急时只会考虑如何保住自己的性命，各顾各的，相互救助的意识极差。这些因素必然极大影响军队的战斗力，一场长时间、长距离、高强度的行军都有可能拖跨一支军队使之失去战斗力，唐以后的各朝代的军队鲜有能深入戈壁沙漠的。
抗战中国民党的军队在作为大后方的西南省份长距离行军都能造成大量减员，在缅甸的国民党远征军更是被深山老林搞得咽咽一息，近乎崩溃，基本丧失战斗力。而经过高强度的训练、适应能力强、互助意识强的日军在同样的深山老林里行军却仍保持了强大的战斗力。
由单纯正直的士兵组成的军队绝对大大强于由奸滑狡诈的士兵组成的军队。曾国藩的湘军战斗力相对强于其它的清军，原因之一是曾国藩注重招募乡里淳朴忠厚的农家子弟入伍，市井无赖、奸滑狡诈之徒一律被拒绝招收。
募兵制的士兵虽然地位低下，但在中国官僚专制政治的权力关系中，国家机构绝对凌驾于老百姓身上，所以缺乏廉耻心、品行低下、以追逐利益为当兵目的的募兵制士兵作为国家强力器的成员仍可对一般老百性耀武扬威、恣意侵犯。
某些素质低下的军官往往通过纵容士兵胡作非为来争取士兵的信任和好感、建立自己的地位，这样的军队更是纪律败坏，成为军队驻地的一大祸害，彻底强化了民众对军人的厌恶心理。征兵制、佃兵制和府兵制的士兵因为本身就是农民，当老百姓是他们一生中的主要身份，他们自然知道如果自己当兵时欺压老百姓、侵占老百姓利益，迟早这种事也会损害到自己，因而他们在处理与老百姓的关系上往往有较强的自律性，军队的纪律也比较容易维持。
所以相对于征兵制、府兵制军队，募兵制的军队在各方面表现得极其不同，不但在面对外敌时缺乏强大的战斗力，而且也容易制造国家内部矛盾和社会矛盾，他们往往更专注于在国家体系内和社会上追逐利益，成为一股凌驾于老百姓身上的利益集团。
虽然募兵制的军队在面对外部强敌时畏首畏尾，但却是实行社会压制、争权夺利和镇压群众反抗的好手，一旦老百姓有不满和造反的动向和举动，他们会非常积极主动地加以镇压。而一旦中央力量衰弱，军阀手中的募兵制军队在争夺地盘的战争中更是表现得极其积极、打仗不惜血本。
中国军队在宋及宋以后非常典型地表现出这种 “外战外行、内战内行”的特点。
相比之下，在宋以前的军队，士兵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劳动者，士兵保持了社会一般成员的品质和思想倾向，军队能较少地受官僚政治的影响，士兵的素质和军队正常的指挥关系以及军队与其它国家职能机构良好的协调关系一直有稳定的保证，军队即使在一个王朝相对虚弱的时候军队在与北方游牧民族的战争中仍有强大的战斗力。
东汉桓帝时朝政混乱、宦官当权、党争剧烈，社会矛盾相当尖锐，大汉王朝行将崩溃，但汉军仍具备强大的战斗力，频频向不安份的北方游牧部落施以毁灭性打击。段颖率领汉军穿越千里戈壁，追击向汉朝挑战的羌人部落至阿尔泰山。
按照以往的习惯，羌人战败后退至阿尔泰山以北汉军便不再追击，羌人即可休养生息、日后再卷土重来，但这一次段颖仍穷追不舍，羌人大怒，逐转身与汉军决战，又被汉军大败，首领被杀。汉桓帝时期内政方面相当糟糕，汉军的战绩是当时国家政治最大的亮色，使皇帝在后死得到了“桓帝”的谥号。
“桓”的意思是威服四方，在当时的国势下这位皇帝死后得到这样的谥号也算很不错的了，比宋明清各朝后期的皇帝们好多了。到东晋时期，国家军队规模很小，但东晋军队仍可在淝水之战和其它一系列战役中以少胜多，有效抗击游牧民族在北方依次兴起的几个政权的轮番冲击。
总之，在宋以前中国军队无论在士兵的战斗力、将领的指挥艺术以及军队在战场上的具体表现等方面都强于北方游牧民族，所以中国军队经常能用各种计谋以少胜多打败北方游牧民族。所以即使是没有形成大一统政权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汉人政权仍能相当有效地与蛮夷抗衡，使北方民族不能真正地入主中原。
这些实际上都得益于当时士兵的成份以纯朴的、未脱离生产的农民为主。但进入宋以后，一切都完全颠倒过来了，任一民族聚集起上万人的部落兵就能向庞大的中原王朝发起挑战，并且迅速崛起，当发展到二三十万兵员时就能对拥有上百万军队、经济上更是占尽优势的中原王朝形成军事主动。
中原王朝再也难以象汉唐一样遏制北方民族的崛起。明朝的十几万大军分几路合击努尔哈赤的三万部落兵，结果是一败涂地。刚接触中原文明不久的游牧民族似乎比汉人更懂得用兵，在战场上表现出更高的用兵技巧，不断以少胜多。
并不是中国人到宋以后一下子退化了，也不是北方的游牧民族到宋以后一下子变聪明、比中原人更精通兵法了，而是由于中国社会关系的变化造成中国传统的官僚专制政治出现了混乱、危机因而国家动员能力弱小，是由于兵制的变化造成中国军队兵员素质低下、军队指挥关系混乱等等原因极大削弱了国家的军事威力，以致中原政权的物质和文化优势根本无法发挥作用。
对我国当今社会的启示
中国现在毫无疑问也是一种官僚专制政治，与中国传统政治并无本质的区别。而且现在中国的官僚专制政治已表现出没落阶段的特征，官场极其腐败，以地方主义和部门主义等等形式表现出来的派性问题愈演愈烈，权力关系越来越复杂，中央集权的权威受到地方权益集团的日益严重的挑战。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国实行雇佣兵性质的职业兵制，无疑会像历史上的募兵制一样给社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中国的体制是国家权力体系绝对地凌驾于社会之上，凌驾于民众之上，国家权力机构对社会和民众形成严密而绝对的控制关系，社会、民众对国家权力体系难以形成有效的监督和制约。
属于国家权力体系的任何一单位，不管它在国家权力体系等级中如何低下，都对普通民众有极大的优势。比如派出所和局级公安局的警察，其地位如果放到以前的社会中最多是县衙的衙役和捕快，但一样可以对一般老百姓作威作福，而且能量极大，能以各种名义和手段去捞钱，对酒店、歌舞厅、发廊行业影响巨大，与这些行业有极大的利益关系，甚至与盗窃团伙和黑社会团伙狼狈为奸。
捞钱和争权夺利的劲头可谓十足，但他们的业务表现却极其差，胡乱办案、胡作非为，弄出一大堆怨假错案。由于长时间的养尊处优，过于专注于弄钱弄权，工作上不思进取，他们作为警察的业务素质实际上很低下，不但头脑不行，办案能力差，而且身手也不行，奔跑、枪法和擒拿格斗能力都很差，关于警察枪法差、格斗能力差的报道为数不少。
而一到抓捕较危险的罪犯时我们的警察就要叫上武警，让武警冲在前面。所以我们经常可以在电视上实景拍摄的抓匪片里看到，总是武警冲在前面，后面跟着一群警察，特别是当嫌犯负隅顽抗时，总是武警担任最危险的攻击任务。
职业化的民警身手、抓贼能力及战斗意志都比不上服兵役的武警，这一点很能说明问题。
有人羡慕职业兵制，认为我国如果实行职业兵制可以迅速提高我国军队的战斗力。但如果我军真的实行职业兵制，会怎么样呢？我们现在的军队和武警实行征兵制，战士们还保持了作为普通百姓的纯朴和思想倾向，所以他们能一门心思地去搞训练，军事素质还比较有保证。
一旦实行职业兵制，士兵们他们已经成为国家权力体系的一份子，他们已不再是普通的百姓了。不管他们在国家权力体系的等级划分中如何低下，却一个个都可以在普通百姓前面耀武扬威。他们既然把当兵当成了一种职业，他们就自然考虑如何依靠军队晋升和增加收入，就会像现在的警察一样依靠自身在社会公众面前的优势地位去获取利益，在社会上作威作福，而不会象征兵制士兵一样想着当几年兵就又是一个普通百姓，士兵的劣行迟早会落到自己头上，所以说职业士兵不会有普通老百姓的思想倾向。
他们既然心思过多地用于弄钱弄权，又由于在军队内呆长了成了油条子，其作风和纪律必然松垮，有的甚至开始养尊处优，军事素质必将下降。军队内的腐败会向士兵一级漫延；由于自身利益的关系，士兵容易与军官形成共同利益，进而形成利益团体，热心于官场上的权力争斗，加重国家权力体系的派系斗争，并严重影响国家对军队的指挥关系和军队内部正常的指挥关系，全面削弱国家的军事能力。
美国等西方国家实行职业兵制而没有出现很大的社会弊端，是因为社会和民众对整个国家权力体系能形成强大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作为国家权力体系一部分的军队当然也不例外，所以政府和军队能处于一种良好的管理状态中。
中国的问题正在于社会和民众对国家权力机关缺乏强大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国家权力机构不能处于良好的管理状态。所以西方国家能实行职业兵制，但中国现在绝对不应该实行职业兵制，实行的结果只能象中国历史上的募兵制一样带来严重的社会和民族灾难。
在我国现在这样的政治状况下实行职业兵制，仅会有利于社会控制，对提高军队的作战能力绝无好处，中国军队必会成为一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军队。如果说现在中国军队在人员建设上有不少问题，那么这些问题首先地、主要地是出在领导层和军官队伍身上，而不是士兵的素质上。
实际上我们现在主要是依靠征兵制兵员，使军队内部的腐败和派性不至于像政府和其它国家权力机关那么严重，维持了军队内部正常的指挥关系，使中国军队保持了较强的作战素养和意志品质，使中国的军事能力不至于急剧衰弱。
在中国的官僚队伍彻底堕落时，我们将需要依赖一支征兵制的军队去维护民族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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