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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者也。
这是文章开篇的话。《古文观止》在这句后面批云，“一篇大纲领，具在于此。”好象这话就是本文的文眼。但在文末的总案里，吴家的这哥俩又说，“通篇只是吾师道也一句”，好象文眼又不是这句了。 从后文来看，似乎还是该以总案里的看法为是。对于为什么老师的职责就是传道受业解惑，还有老师是怎样来传道受业解惑的，韩昌黎基本上没有做什么分析，文章的重心放在要勇于拜师学习上。《师说》不是驳论文，但驳论的意味相当明显。 我读韩文时有两个地方感受最强烈。一是写到感士不遇的题材的时候，作者激动于中，不平则鸣，或愤激，或解嘲，都有特别动人之处，从这点上说，《师说》不算...全部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者也。
这是文章开篇的话。《古文观止》在这句后面批云，“一篇大纲领，具在于此。”好象这话就是本文的文眼。但在文末的总案里，吴家的这哥俩又说，“通篇只是吾师道也一句”，好象文眼又不是这句了。
从后文来看，似乎还是该以总案里的看法为是。对于为什么老师的职责就是传道受业解惑，还有老师是怎样来传道受业解惑的，韩昌黎基本上没有做什么分析，文章的重心放在要勇于拜师学习上。《师说》不是驳论文，但驳论的意味相当明显。
我读韩文时有两个地方感受最强烈。一是写到感士不遇的题材的时候，作者激动于中，不平则鸣，或愤激，或解嘲，都有特别动人之处，从这点上说，《师说》不算是韩愈最能感人的文字。二就是韩愈特别善写驳论，《进学解》、《送穷文》都是辩难，《张中丞传后叙》挥斥“自比于逆乱”者，《讳辩》反驳挖苦流俗的繁琐忌讳，至于《论佛骨表》这样的辟佛文字更不消说，力拔千钧，气势迫人。
而即使不是明摆的以驳论的形式出现，作者也喜欢树个对立的靶此文来源于文秘写作网。因此读韩文你能很清楚的感受到，韩愈的话不是平空说的，每一句话话锋所向，都是冲着某个对手要害去的，——《师说》就是这一类。
大约写论文要精彩就不能自己单练，要找个对手跟自己对掐才能写出味来，用韩愈自己的话说，这叫“不塞不流，不止不行”。
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
“吾师道也”是文章的主旨。话当然不错，到今天也很难提出什么不同的意见来。
不过前面说了，韩愈写这篇文章是有和人对掐的意思的，因此对于“师道”的含义，这篇文章主要只谈了一面，那就是只要对你学习“道”有好处，任何人你都是可以以他为师的。至于从这句话里还可以引出的另外一个意思：你要信奉的是“道”本身，而对于那个作为老师的人，实际上没有必要过分迷信和盲从，文章就只是隐约提及了，——当然，这个见识在中国其实也是“古已有之”的，那就是《论语》里讲的：“当仁不让于师”。
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此文来源于文秘写作网云者，则群聚而笑之。
韩愈说这句话，是从切身感受而发的。他自己就是“曰师曰弟此文来源于文秘写作网云者”的典型，当时“经愈指授，皆称韩门弟此文来源于文秘写作网”（《新唐书?韩愈传》）。
谈到《师说》的写作背景的时候，几乎所有的文章都会引用柳宗元的这段话：“今之世不闻有师，……独韩愈不顾流俗，犯笑侮，收招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愈以是得狂名。”（《答韦中立书》）则当时写这样的文章，表达这样的见解，需要相当的勇气，自不待言。
不过我倒更注意柳宗元的另一句话，他在《报严厚与书》里说：“仆才能勇敢不如韩退之，故不为人师。”
柳说自己不如韩愈，大约是谦抑之辞。韩愈的文章的长处，在于骨力气势，情理交融，不论结构文字，都能苦心经营而不露斧凿痕迹，相比之下，柳宗元最精致的文字（如《永州八记》），反而显出有点“做”。
可以说，韩文有一种厚势，确实为柳宗元所不及。但是细究下来你会感到，这种厚势极非来自学问修养，也非来自玄想哲思，多半是从文字章法里直接体现出来的。简单的说，就是韩愈的优势首先是文学技巧要更高明些。
但是你得知道，这两位可都不是首先以文学家自居的，那么再比比别的东西，也就不能说是我多事。为人这里先不谈，单说思想。韩愈虽然标榜“文以载道”，但他的《五原》不过是儒家寻常的见识，和柳氏的《贞符》、《天说》一比，高下立判。
当然，另一个意义上说，见识寻常不是坏事，因为正好利于普及。
说到底，为不为师主要还是跟性格有关。韩愈好为人师，自然在提携后进上颇有功绩，但是他一方面固然因此承担了压力，另一方面，这样做也给他带来极大的成就感，——他是很向往一个宗师的身份的。
看韩文我总不免有这种感受，他最好的文章里，都多少有些顾影自怜的意思，看似自责，实则炫耀的内容甚多。他的发言率真，无所避忌里，有忠正刚直的成分，却也有不知天高地厚一时冲动的成分，甚至多少还有点好出风头的意思。
他的性格过于外露，以上是一端，“不善处穷，哀号之语，见与文字”也是一端。他的怨气常常过盛，但又有幽默感，有自我解嘲的本事，这就是韩愈文章的“狡狯”处。尽管并非韩愈的本愿，但是这种作文时的“狡狯”最终还是不免流露到做人上来。
犯颜极谏的时候，他确有为了心中的“道”而不惜代价的决心，可是对于这个代价他其实并没有很清醒的认识，因此事后往往后怕。《论佛骨表》，一封朝奏，夕贬潮阳，但一到贬所，又立刻上表请罪。也正是因此，柳宗元的命运是一贬再贬，而韩愈两次获罪，却都在不久后又回到了长安。
表面上看，柳宗元是比较典型的中国文人的儒道二元的性格，“贤者不得志于今，必取贵于后，古之著书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务此”，可进可退，伸缩的余地较大。而韩愈则儒家得很纯粹，甚至只讲兼济天下，连独善其身都恨不得要否定掉。
但实际上他积极入世，却不脱文人常见的毛病，对世事人情的认识过于简单。愈了，就不免退之，性格上的不甘退缩，最终往往是以人格上的更大的退缩为代价的。终于，柳宗元写信给担任史官的韩愈说：“今学如退之，辞如退之，好议论如退之，慷慨自谓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犹所云若是，则唐之史述卒无可托乎？……退之宜更思：可为速为；果卒以为恐惧不敢，则一日可引去，又何以云行且谋也？今人当为而不为，又诱馆中他人及后生者，此大惑矣
。
不勉己而欲勉人，难矣哉！”“曰师曰弟此文来源于文秘写作网云者”，本不可笑，但有时却又似乎终于不免可悲，不免可笑。
位卑则足羞，官胜则近谀。
这句话是韩愈竖的靶此文来源于文秘写作网，相当于钱玄同假托出来的王敬轩。
但是客观点看来，至少后面一句是颇有些道理的。后世以门生故吏之名，拉帮结派，成群作党，谋私祸国，纵横不法的事，至今仍不见衰减的势头。韩昌黎地下有知，恐怕不能无恨。不耻相师自然是好事，但理论上的善举，落到实处往往变了味道。
而在行为的性质只能依靠当事人的个人品质来保障的社会里，这样的事永远是最平常不过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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