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七子与竹林七贤的详细情况

     建安七子指东汉末建安时期曹氏父子之外的七位著名诗人。他们是，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七子”之称，始于曹丕所著《典论·论文》：“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干。
  期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录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  ”七子中除了孔融与曹操政见不合外，其余六家人虽然各自经历不同，但都亲身受过汉末离乱之苦，后来投奔曹操，地位发生了变化，才有了安定、富贵的生活。
  他们多视曹操为知已，想依赖他干一番事业。故尔他们的诗与曹氏父子有许多共同之处。因建安七子曾同居魏都邺中，又号“邺中七子。  ”宋严羽《沧浪诗话》：“建安体，汉末年号，曹子建父子及邺中七子之诗。
  ”这一时期，三曹、七子、蔡琰等人并出，诗风“慷惯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词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文心雕龙·明诗》)后世称这种风格为“建安风骨”、“汉魏风骨”，又称为“建安体。
    ”北齐邢邵《广平王碑文》：“方见建安之体，复用正始之音。”“七子”中，各人又都有并称。曹植与王粲、刘桢并称“曹王”、“曹刘”。南朝肖纲《与湘东王书》：“远则扬马、曹王，近则潘陆、颜谢。
  ”钟嵘《诗品》：“昔曹刘殆文章之圣。”王荣与刘桢并称“王刘”。胡应麒《诗薮·内篇》：“王刘以降，敷衍成篇。  ” 建安文学与建安七子 曹操倡导“尚刑名”，“尚通脱”，又善属文，爱文士。
   建安九年（204年），曹操占据邺城后，在中国北部创造了一个以邺城为中心的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许多文士在饱经战乱之苦后，如百川赴海，相继奔往邺城，归附到曹氏周围。  在这里形成了以“三曹”为领袖，以“七子”为代表的，庞大的邺下文人集团。
  他们战时大多随军，归来习文作诗，探讨文学，歌功颂德，抒发情怀，写征战之苦，述社会之乱，相互批评、磋商，共同提高写作水平，发展并繁荣了建安文学，给后人留下了“建安风骨”这一宝贵的精神财富。建安文学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建安”是东汉末年献帝刘协的一个年号，东汉末，董卓乱后，军阀割据，战事频仍。长安、洛阳皆废毁。献帝从长安到洛阳，又被曹操迎接到许昌。这一年（即196年）改兴平为建安元年。
   220年，曹操死，献帝禅位于曹丕。建安文学，通常指从汉末到魏初这个时期的文学，但并非仅限于这25年。   建安时期，是我国文学史上光辉灿烂的时期，“俊才云蒸，作家辈出”，各种文体得到发展，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黄金时代。
  东汉王朝处在大分裂、大动荡、军阀混战中，在文学上却放射出绚丽的异彩。这是与当时社会各方面的因素有关的。 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竹林七贤，生当魏晋易代之际，经历了较常人更多的人生坎坷和磨难。
    他们以其不同凡俗的道德文章和社会文化行为，有力地影响着两晋文风、世风和士风。但是，有关他们的一些史实，如七贤指的是哪七个人，竹林当作何解，竹林之游的起迄时间等，都有一些不同看法。
  本文梳理史实，详为考证，对竹林七贤的若干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 竹林七贤是魏晋时期颇有影响的文士阶层。  他们在文学、哲学、艺术等方面的成就和造诣，他们的人生态度和处世方式，他们的个性精神和人生追求，对当时的社会和世风，对魏晋文化的形成，对其后的文士阶层，乃至对整个中国文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对于他们，学术界一向多所留意，出现了一些很有见地的研究成果。但也有一些问题尚待澄清，如竹林七贤之称、竹林所在地、竹林之游的时间、七贤何以有竹林之游等等。  关于这些问题，笔者有一些粗浅之见，发表出来，以就教于方家。
   一、关于竹林七贤之称 　　七贤之称始见于东晋孙盛《魏氏春秋》。《三国志魏志王粲传》附《嵇康传》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云： 　　康寓居河内之山阳县，与之游者，未尝见其喜愠之色。
  与陈留阮籍、河内山涛、河南向秀、籍兄子咸、琅邪王戎、沛人刘伶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   　　《文选》颜延之《五君咏向常侍》注引《魏氏春秋》亦载：“康寓居河内之山阳，与河内向秀相友善，游于竹林。
  ”阮籍、嵇康等人同游于竹林，人数恰好和孔子所说的“贤者七人”相吻合，故时号“竹林七贤”。 　　稍后于孙盛的袁宏有一部《名士传》，他以“夏侯太初、何平叔、王辅嗣为正始名士，阮嗣宗、嵇叔夜、山巨源、向子期、刘伯伦、王浚冲为竹林名士，裴叔则、乐彦辅、王夷甫、庾子嵩、王安期、阮千里、卫叔宝、谢幼舆为中朝名士。
    ”（见《世说新语。文学》刘孝标注）于是又有了竹林名士之说。但是，袁宏所说的竹林名士仅有阮籍等六人，而不包括阮籍的侄子阮咸。因此可以说，竹林七贤之说自袁宏开始已经有了不同的说法。
   　　《魏氏春秋》记竹林七贤事仅“游于竹林”一语，太过简略。比较而言，《事文类聚别集礼乐部》引《魏记》和《世说新语》，对竹林七贤的记载就显得详细一些。  《魏记》这样写道：“谯郡康，与阮籍、阮咸、山涛、向秀、王戎、刘伶友善，号竹林七贤，皆豪尚虚无，轻蔑礼法，纵酒昏酣，遗落世事。
  ”《世说新语任诞篇》亦载： 　　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邪王戎。  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
  七贤虽非同郡同里，但因他们“皆豪尚虚无，轻蔑礼法”，有相同或相似的志趣爱好，对当时的社会有大体相同的感受，故能慕名相访，一见如故，“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把身外的险恶、世事的龌龊忘了个一乾二净。
   　　根据《魏氏春秋》《魏记》和《世说新语》等书的记载，竹林七贤包括陈留阮籍、阮咸叔侄，河内山涛、向秀，祖居谯郡而寓居河内山阳的嵇康，琅邪王戎，沛国刘伶。  这也是后世较为一致的看法。
  但据史料记载，参与竹林之游的还有另外两个颇为重要的人物，他们就是吕巽、吕安兄弟。吕氏兄弟是魏镇北将军吕昭之子。巽字长悌，曾任相国掾，依附于司马氏，深得司马昭的宠信；安字仲悌，气慨不凡，不喜仕宦。
  二人与嵇康、山涛、向秀等有交往，尤其是吕安，还是竹林之游中的活跃人物。   　　吕安是东平（今山东东平）人，与嵇康是好朋友，每当思念嵇康之时，不远千里，命驾从之；有时嵇康不在，其兄嵇喜想代替弟弟招待，吕安却是不屑一顾，宁愿独宿车中，也不与嵇喜来往。
  待嵇康回来，尽兴方去。《晋书嵇康传》称：“东平吕安，服康高致，每一相思，辄千里命驾。  康友而善之。”向秀与吕安也是好朋友，《晋书》本传说他“与康偶锻于洛邑，与吕安灌园于山阳，收其余利，以供酒食之费。
  或率尔相携观原野，极浪游之势，亦不计远近，或经日乃归，复修常业。”竹林七贤中年龄最长的山涛，和吕安也是很要好的朋友，《晋书山涛传》载： 　　（山涛）性好老庄，每隐身自诲。  与嵇康、吕安善。
  后遇阮籍，便为竹林之游，着忘言之契。吕安不仅与嵇康、山涛、向秀是好朋友，而且待嵇、阮等人会合后，他还参与了竹林之游。既预竹林之游，则其和竹林七贤的关系也就不言自明了。有人认为竹林七贤中王戎最小，竹林之游时，王戎方及弱冠，与众人年齿悬殊，名列七贤之中，恐非得当。
    而吕安与嵇、阮等人情款，理应列名竹林贤士。此说与理可通，可惜史无此称，只好暂备一说。 　　吕安的兄长吕巽，原来与嵇康也是至交，正如嵇康《与吕长悌绝交书》所云：“昔与足下年时相比，以故数面相亲，足下笃意，遂成大好。
  由是许足下以至交，虽出处殊途而欢爱不衰也。”后来，吕巽计淫弟媳，吕安欲告发，嵇康因是吕氏兄弟的朋友，从中调停，所谓“盖惜足下门户，欲令彼此无恙也。  ”不料吕巽出尔反尔，诬告吕安不孝，吕安因此下狱。
  嵇康愤而与吕巽绝交，上书为吕安辩白，结果也被牵扯进去。嵇康与吕巽交恶在魏元帝景元中，竹林之游在此之前，就时间上推论，吕巽也有参与竹林之游的可能。不过，竹林七贤之说乃是取孔子“贤者七人”之意，故当时孙盛等仅举七人，如将吕氏兄弟列名竹林名士，虽无妨大雅，却有碍宏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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