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制造业的局限性有哪些？
1 劳动力比较优势在发展制造业中存在较大的局限性
长期以来，中国以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参与国际分工，从而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具有相当的优势。这也是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在国际产业迁移中将中、低档劳动密集型产业迁移到中国的重要原因。 但是中国劳动力要素的优势面临较大的局限性。
(1)低下的劳动生产率大幅度降低了我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
表1显示了中国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如1998年，美国的平均工资是中国的47。8倍，日本为29。 9倍。但由于劳动生产率不同，用人均产值衡量，相应地美国的劳动力成本只为中国的1。3倍，日本的劳动力成本只为中国的1。2倍。当然，近年来，我国工资水平有所上升，不过差...全部
1 劳动力比较优势在发展制造业中存在较大的局限性
长期以来，中国以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参与国际分工，从而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具有相当的优势。这也是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在国际产业迁移中将中、低档劳动密集型产业迁移到中国的重要原因。
但是中国劳动力要素的优势面临较大的局限性。
(1)低下的劳动生产率大幅度降低了我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
表1显示了中国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如1998年，美国的平均工资是中国的47。8倍，日本为29。
9倍。但由于劳动生产率不同，用人均产值衡量，相应地美国的劳动力成本只为中国的1。3倍，日本的劳动力成本只为中国的1。2倍。当然，近年来，我国工资水平有所上升，不过差距依然明显。据统计，2001年中国国有制造业企业职工的年平均工资为9590元，月平均工资将近800元；城镇集体所有制制造业企业的年平均工资为6088元，月平均工资只有507元。
按现行汇率折算,中国国有制造业职工的周工资只有22。35美元,分别相当于泰国的38。33%,马来西亚的28。7%，韩国的9。2%，台湾省的6。8%,香港的5。1%，美、日、德的4%左右（吕政，2003）。
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和中国一样，具有同样的低成本优势，也成为国际市场上传统制成品，特别是劳动密集型最终消费品的供给者，供给过剩成为普遍现象。而这类产品的收入弹性呈递减趋势，因而低成本、低价格是国际竞争获胜的法宝。
但是，要素价格偏低会降低要素所有者的收入，商品价格偏低会导致出口国贸易条件恶化，从而可能出现“悲惨增长”。中国是贸易大国，外贸依存度高，进出口变化对世界市场价格的影响力很大，很容易出现此类问题。
例如，虽然我国进出口保持了快速增长，但贸易条件却稍有恶化。2003年，全国出口商品价格总指数为104 7%（费氏指数，上年=100，下同），进口商品价格指数为109 7%，贸易条件指数为95 4%，这意味着与上年相比，出口同样数量的货物，“换回”的进口商品要少4 6%。
更关键的问题在于，当前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越来越大。一旦人民币升值，将大幅度提升用外币来衡量的中国劳动力成本，不利于比较优势的发挥。
(2)发展纯粹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难以持续提升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难以增强产业国际竞争力。
从产业发展、产业升级的角度看，中国要优化产业结构，成为制造业大国，仅靠劳动密集型产业增强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很难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至多只能是产业链末端的加工基地。马建堂指出，中国制造业还处在加工组装阶段，中国制造产品在全球市场上不过是中国加工组装，中国只不过扮演着非技术和创新类组装加工中心的角色。
中国制造业无论是在企业规模、技术水平上，还是在国际市场份额、国际竞争能力和国际分工地位上，都与世界制造中心有相当大的差距。因此，大力提升制造业的技术含量与层次乃当务之急。
2 以较低层次的制造业参与国际分工，不利于中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许多学者认为，基于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现阶段，中国更应该发挥我国建立在劳动力丰裕基础上的比较优势,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张二震等，2002）。
不可否认，中国凭借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从贸易出口总额来看，中国无疑是贸易大国，2003年出口达4383。7亿美元。但是，中国出口商品结构中，纺织品、服装、一般机电产品（包括彩电、冰箱、空调）、鞋类、玩具、塑料制品等7类产品出口额在出口总额中所占比重超过70%，而日用品、食品、服装等产品的消费往往满足恩格尔法则，市场空间有限。
对于后一类产品的生产国来说，在长期中能获得的收益是非常有限的。同时，跨国公司子公司出口所占中国总出口比重正不断上升。1991年，中国所有产业出口中外国子公司所占份额为17%，制造业中占16%；2001年，这一数据分别上升到50%和44%。
在中美贸易中，美国无疑是逆差大国，但从利润与经济福利角度分析，结果可能是另一种景象。因为：
（1）美出口的多为高科技及垄断性产品，利润丰厚。
（2）美跨国公司采取本土化战略，通过内部贸易、转移价格，在东道国获取巨额利润，而让中国承担巨额顺差的恶名。
（3）中国在美国缺乏销售网络，被美国销售方赚取利润。
（4）中国所谓的“加工与装配贸易”，附加值水平低，从利润方面考虑，绝大部分归美国所有。美国贸易逆差中跨国公司母公司从子公司的进口部分，其所获得的资本回报并不完全由中国所获得。
（5）中国花费高昂代价获取的美元又以购买美国债券的方式重新回流到美国（目前持有近1500多亿美元债券），相当于给予美国的贴息贷款，而且面临美元贬值风险（刘建江，2002）。
从长远来看，若中国满足于劳动力比较优势的低层次参与国际分工，所能获得的低收益不利于中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3 快速增长的中国制造业产品出口，面临的壁垒越来越多，也不利于制造业的发展
当前广泛出现的“中国威胁论”实际上是中国国际分工地位上升的反应。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产品的竞争力不断提高，出口额不断扩大，尤其是1994年人民币贬值之后，外贸总额大幅度增长，1994～1997年3年间，国家外汇储备几乎以平均每天增加1亿美元的速度在增长。
因而，这段时间，中国的产品逐步与东盟等国家的大部分产品竞争全球市场。
20世纪90年代末期（尤其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以家电为代表的中国产品的技术不断成熟，性能不断提高，中国逐步尝试中档、中高档最终消费品市场，逐步与日本产品争夺全球的市场份额。
如1993年，日本出口占全球比重达9 50%，而中国仅有2 43%；到2002年，这一数据日本下降到6 48%，中国上升到5 13%；到2003年，中、日出口占全球比重则几乎不相上下。
正因为中国在国际分工中地位的上升，冲击了已有的世界经济均衡态势，影响了部分国家的利益，因此，出于政治利益的需要，出现了所谓的亚洲金融危机根源的“中国论”，以及日本90年代经济衰退根源的“中国论”，也包括层出不穷的“中国威胁论”和人民币“升值论”。
华盛顿国际经济研究所(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中国问题专家尼古拉斯·拉迪(Nicholas Lardy)称：“现在中国就是一个经济恶棍，与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扮演的角色同出一辙。
”美国全国制造商协会副主席瓦尔哥认为，美国制造行业出现的最大问题就是来自中国。在这一背景下，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越来越高，一旦人民币升值，将不利于中国制造业的发展。
所以，中国亟待解决当前不利的国际分工地位，改变基本依靠劳动力低成本优势参与国际分工的地位。
进一步发展中国制造业的对策
十六大报告指出，要“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
”所谓新型工业化，就是将传统工业化任务与信息化结合起来的社会发展演进过程，是尚未完全实现工业化的后发展国家跟上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步伐，在实现工业化的同时步入信息时代的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在推进中国工业化进程中发展制造业，必须坚持这一发展战略。
1 重点发展劳动资本密集型、劳动技术密集型制造业
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非常迅速，中国人力资本财富正不断提高，加之中国人口多，就业压力大，且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确实拥有比较优势，可以使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
不过正如前所述，纯粹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又难以提升我们的层次，加之当前我国城乡居民储蓄大幅度增长，储蓄总额已突破12万亿，加之外资的大量涌入，我们已具备了一定的发展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的条件，或者说，从国内生产可能性边界来看，中国的生产线可以更多地偏向资本。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许多发达国家把大量劳动密集型传统制造业迁移到中国，例如东部沿海地区大量通过合资、独资方式及早期的“三来一补”发展起来的劳动密集型加工业或日化工业。它们利用国外资金与技术，结合我国的劳动力优势，在推动我国经济增长和就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通过“干中学”效应和“溢出效应”，带动了上下游产业的整体发展，逐步形成了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相对竞争优势的产业集群。
这也是我国国际分工地位不断上升的一个表现。这部分产业在坚持走“外向型”发展之路的基础上，要突出我国的劳动力资源优势，借用国外的资金、技术壮大现有产业的品牌和规模，逐步向劳动与资本、技术密集型相结合的制造业转化。
在劳动与资本结合得比较紧密的最终消费品制造业，如家用电器、电子及部分通信产品，它们的技术与性能不断成熟，中国在这部分产品的质量上完全有优势与韩国、日本的同类型产品竞争，尤其在性能与价格比方面，中国拥有韩、日所不能及的优势。
在中国融入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的形势下，通过“干中学”，通过大力发展核心技术，发挥规模经济优势，从动态发展观来看，中国也完全可以将其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转化为劳动与资本、技术密集型相结合的制造业，甚至转化为资本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
2 确定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新兴制造业作为主导产业
在我国工业化进程中，需要选择新兴主导产业（郭克莎，2003）。从国家经济发展战略来看，既然已经确立了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实现跳跃式发展的新思路，把发展信息技术为中心的制造业作为主导产业符合国家发展战略。
这同时也具备：明显的就业效应、明显的增长效应、明显的带动效应、明显的可持续发展效应四个特征（江小涓，2003）。
当前的信息技术产业制造业正演化成一个附加值较高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中国参与信息技术制造业的国际分工，能发挥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既实现充分就业，又可获得成本低的比较利益。信息技术中的制造业，如计算机、移动电话等，在发达国家可能是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但我们可以把其改造成劳动与资本密集型产业，甚至劳动密集型产业。
发展信息技术为中心的新兴制造业具有明显的增长效应和就业效应。信息技术，特别是一些软件技术，不像其他行业需要大型机械设备和大量资本积聚，靠的是人力资本。就这一特点来看，中国已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
例如，当前，遍布主要工业国家的留学人员源源不断学成回国,2001年即达1。2万。同时，我国大学入学率逐年上升，到2003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已达212万人，2004年达到280万人。中国可以像世界第二大软件国印度一样，发挥人才优势，奠定我国在信息技术技术领域的地位。
而且，信息技术制造业的渗透性很强，以信息技术改造传统工业，不但可以加快工业化进程，对提升我国国际分工地位也将产生较大的推动力。尤其是发展信息技术制造业，可以充分发挥我国的后发优势，出口国际市场，也可以获得更多的利润。
中国在国际分工中地位上升，也使世界信息技术产业制造业生产技术更加容易向中国转移、扩散，有利于中国企业模仿、吸收、创新，有利于节省成本，发挥“后来者优势”。中国企业可以在生产中通过不间断的“干中学”和“用中学”，为中国进一步发展为开发、研究基地奠定基础。
中国如果循着这种思路去重点发展制造业中非核心技术的竞争，不仅会造就一个世界信息技术业制造中心，而且会对整个世界经济增长产生推动作用。因此，发展信息技术为中心的新兴制造业具有明显的带动效应和明显的可持续发展效应。
从国际环境来看，美国经济的调整显示新经济已从创新阶段进入成本竞争阶段，非核心技术的创新越来越重要，成本优势逐渐成为市场竞争的主要优势（华民，2002）。从信息技术产业的国际发展周期来看，美国仍将承担信息技术产业领域的研发，但目前的创新的空间在缩小，日本及其他工业国家在研发上仍无法与美国同起同坐。
但从成本角度看，中国反而更具有优势。因为中国已具备发展信息技术产业的优势。我国已建立了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包括工业体系）、高素质教育体系、科研与科技创新体系，市场化改革已取得实效，金融市场也初具规模并形成体系，为我国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提供了配套设施、人才、技术、资金和市场等方面的保障。
中国是信息技术产品最大的消费国家之一，自己从事信息技术业生产，生产基地与市场紧密相连，既可及时获得市场需求信息，而且可大大降低成本，获取规模经济优势。
3 推进传统非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发展和升级
传统制造业是相对于新兴产业而言的，它既包括劳动密集型或资源密集型的纺织、食品加工、金属、橡胶等资源加工业，也包括资本、技术密集型的重工业如钢铁、石油、化工等。
其中前者的发展思路我们已经阐述，这里要说明的是后者的发展和升级。
从传统产业与信息技术产业的关系看，发展前者是为后者更好地发展服务，也是后者获得长期发展的保证。而前者跳跃式发展能否实现又依赖于如何恰当地运用信息技术对其进行改造、升级。
非劳动密集型的重工业如钢铁、石化、仪器设备制造（也包括汽车）等，它们的发展升级不仅仅在于要做“大”（规模），更重要的是要做“强”。国外同行业从一开始发展就是在比我们大几倍，甚至几十倍的规模上经营。
当企业具有一定的规模经济后，关键的是如何运用新兴的电子信息技术、新材料技术等高科技对它进行改造和升级。因此，传统的重工业不仅要重组、合并，加大与上下游产业的融合力度，形成一个个富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而且还要进行更新设备、提高技术装备水平、建立创新激励机制等一系列的改革和调整，逐步强化我们已有的资本与技术优势。
此外，为更快地提升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发展为全球的制造业中心，我们还必须做到：一是在大力发展外贸的同时，国内的大中型企业应开始逐步考虑对外直接投资，输出成熟的制造业技术，这是中国适应全球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迫切需要。
二是加快创新步伐，由大力发展非核心技术的竞争向发展核心技术的竞争转化；三是加快中国国际品牌的建设，不断在全球范围内创建属于中国的国际品牌，尤其是制造业国际品牌；四是在发展制造业的同时要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提高服务业的比重和经营水平，为工业整体水平的提升创造良好的服务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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