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共政策制定的新理念有哪些
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给传统政治体制带来了压力，从而也对公共政策的制定提出了新的要求：一个成熟的公共政策制定体系，必须具备较强的适应和包容能力，能够及时接受并同化新的参与主体，并在制度化的框架内接受他们合理的价值观念和权利要求。 因此，如何健全和完善公共政策的参与机制，直接关系到科学的公共政策制定体系能否顺利建立。 1。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是民主制度的重要体现 民主制度是公共政策公共性的保障，其中政治参与是一个重要体现，民主制度的实质就是对公民政治参与活动的保护、疏导和规范。 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和米歇尔·哈蒙认为：公共性是指在民主政治过程中，个人和团体不断互动形成的利益格局。它强调...全部
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给传统政治体制带来了压力，从而也对公共政策的制定提出了新的要求：一个成熟的公共政策制定体系，必须具备较强的适应和包容能力，能够及时接受并同化新的参与主体，并在制度化的框架内接受他们合理的价值观念和权利要求。
因此，如何健全和完善公共政策的参与机制，直接关系到科学的公共政策制定体系能否顺利建立。 1。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是民主制度的重要体现 民主制度是公共政策公共性的保障，其中政治参与是一个重要体现，民主制度的实质就是对公民政治参与活动的保护、疏导和规范。
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和米歇尔·哈蒙认为：公共性是指在民主政治过程中，个人和团体不断互动形成的利益格局。它强调政策过程的互动性是维持与获取公共利益的必要条件。所谓政治参与，是“旨在对政府决策施加影响的普通公民的活动”[1]，即普通公民通过合法的政治渠道来表达政治意愿，影响政府决策，从而实现特定政治经济利益要求的政治行为与过程。
权力是一种稀缺资源，谁拥有权力，谁就处于支配他人的主动地位。政府作为公共权力的主体，本身具有权力扩张的欲望。公共权力在行使过程中，如果缺少了公民的参与，容易导致权力垄断，造成公共权力的非公共运用。
控制政府利益扩张不能依靠政府自身的道德约束和良心发现，公众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对政府政策行为的监督。因此，伴随着民主制度化而日益完善的政治参与制度正成为公共政策公共性的强有力的保障。 政治参与影响着社会公平。
根据民主理论，“参与代表着确定目标及对所有社会问题选择手段的过程”[2]。社会目标通过参与来确定，必然会最大限度地分配社会的利益，以符合公民的需要和愿望。“较高水平的政治参与常常导致国民产品更平等的分配。
”[3]政治参与程度的高低与效能的优劣已成为现代社会衡量一个国家民主化水平的尺度。正如英国学者戴维·赫尔德所言:“当公民享有一系列允许他们要求民主参与并把民主参与视为一种权利的时候，民主才是名符其实的民主。
”[4]可见，对于政策系统而言，有自主性公众参与保证的公共政策过程，至少在程序上更多地符合民主，在结果上更多地符合民意。政治参与可以稳妥地矫正政府的行动与公民的意愿和选择之间的矛盾。 政治参与的制度化过程就是民主制度的不断完善。
亨廷顿把“制度化”看作是组织与程序获得价值和稳定性的过程。通过不断的制度创新，使逐渐复杂的民主制度规范体系不断适应公民政治参与日益增长的需要，使政治参与逐步组织化、有序化、理性化，也就是通过不断的法律化和内化，使这个规范体系日益稳定。
完善的政治民主机制、参与机制将促进政治的动态稳定。良好的政治参与不仅是一国民主化水平的指标特征，而且也是公民自我提高民主素养与民主能力的现实途径，“对智力活动的唯一充分的诱因，是智力活动的结果有被实际采用的希望，人们只有自己亲自发现真理才能懂得真理”[5]。
参与政治生活不仅是保护个人利益的需要，而且是创造、发展完善公民政治参与民主制度的需要。政治参与可以增加公民对政治的关心程度，从而提高对政治体制的归属感，这同时也有助于提高公民对现存政治体系的认同和增强政府的威信。
2。有序的政治参与可以满足转型期多元利益群体的政治诉求 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利益结构趋向多元化，利益结构的转型带来了政策制定过程中政治参与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利益分化激活了利益载体，利益结构变化造就了一大批有参与愿望和参与能力的个人和群体。
到2001年6月底，民政部门宣布全国有各类社团超过20万个。这些社团的活动显示出中介组织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正在不断增强。收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