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如何理解“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如何理解使市场在资源配置起觉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

三中全会公报提出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新鲜”说法，但怎样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里除了十分显眼的、具有排它性的“决定性作用”五个字，随后的“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宏观调控体系、开放型经济体系”，说得不充分;文中有关段落，“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 必须加快形成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着力清除市场壁垒，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要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建立城乡统一的建...全部

  三中全会公报提出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新鲜”说法，但怎样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里除了十分显眼的、具有排它性的“决定性作用”五个字，随后的“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宏观调控体系、开放型经济体系”，说得不充分;文中有关段落，“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
  必须加快形成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着力清除市场壁垒，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要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完善金融市场体系，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等等，除涉及到土地资源可能入市，对如何操作，也还没有完全说透：未来十年，究竟市场怎样起到决定性作用?只能根据政治经济学原理进行推测和解读。
   先说什么是市场?无非就是商品交换的场所——和老百姓日常生活相关的购买米、面，粮食、副食品、衣物、杂货、电脑、手机、摩托车、汽车等等的超市、商店、专卖店;不直接相关的，钢材、原材料、机器等市场;在虚拟经济被拔高以后，银行、股票、债券、外汇等票证交易的市场。
  简单说，这些东西的总和，就是市场。反映的主要是社会生产关系中的交换关系(简单说，市场=交换)。这一关系的主要特点是，人们用货币作为交易的媒介，即用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来换取所需要的商品(使用价值)。
   马克思在研究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源配置和生产关系后，断定生产决定交换，这当然非常正确，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如果农民不把自己生产的粮食拿到市场上，而是全部消费掉，粮食就不是商品，粮食市场就不存在了。
  连市场都不存在了，还谈什么配置？解放初期，中国需要原子弹形成军事上的威慑力量，可是市场上没卖的!要等到市场上可以买来原子弹，恐怕300年也等不到!所以中国只能尽可能地调配各种资源、勒紧裤带自己造，终于生产出来了，还生产出了导弹、核潜艇、大飞机。
  可见，生产是第一性的，是本元的东西，交换是派生出来的、第二性的东西。要说交换决定生产，肯定是唯心主义的奇谈怪论(这里不排除在一定条件下交换对资源的配置会起到一定的影响或者说“反作用”)。 那么，市场是否有可能决定资源的配置呢?我们说的资源，当然是生产资源，也包括国防资源，它有两个要素：生产资料和生产者。
  从人类历史上已经有过的经济形态来看，对生产资料(如土地、工厂、矿山)和生产者(农民或工人)最合理、最有效率的配置方式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配置方式——由国家总牵头，按照本国全部资源(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的客观分布,进行科学规划、有计划地、合理地配置和利用，这就能够高效地、浪费最少、对环境很少破坏地利用资源。
  斯大林时代的苏联，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就是这样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利用这种方式，苏联从使用木犁的农业国在短短几十年时间里一举跃升成世界第二经济科学军事强国，其间还抵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外敌入侵。现在的俄罗斯还在吃苏联时代的老本。
  中国在毛主席领导下，也用极高的速度(不到三十年)，一举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农业国，成为布局合理、拥有独立自主工业体系的工业国。只要按照原先的道路持续走下去，肯定会成为不亚于当年苏联的超级强国(至少不会像现在这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是世界最大殖民体的同义语)。
   人类社会还有另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就是已经经历了数百年的资本主义的、一切以金钱为中心的、由货币导向的资源配置方式。这是一种极野蛮、落后、反人道的资源配置方式。也可以叫做“资源的市场配置方式”。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24章“所谓的原始积累”一章里，用将近50页的篇幅，详细描述过这种野蛮的资源配置方式：“在原始积累的历史中，对正在形成的资本家阶级起过推动作用的一切变革，都是历史上划时代的事情;但是首要的因素是：大量的人突然被强制地同自己的生存资料分离，被当作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者抛向劳动市场。
  对农业生产者即农民的土地的剥夺，形成全部过程的基础。这种剥夺的历史在不同的国家带有不同的色彩，按不同的顺序、在不同的历史时代通过不同的阶段。只有在英国，它才具有典型的形式，因此我们拿英国作例子”(见《资本论》第一卷，黑体是我加的;下同)。
   他所描述的是大体上从15世纪末到18世纪中，三百年间资本的“圈地运动”。 土地集中配置，养羊比种粮食赚钱，可以用更少的劳动力来饲养，于是大量农田变成了牧场;农民成了农业工人，但更多地是成为城市后备劳动力大军，成为剩余人口的一部分，并大量地产生出城市贫民、流浪汉、盗匪、小偷、妓女，他们忍受各种非人的压迫和剥削，成为一切社会治安的焦点问题。
  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个人的分散的生产资料转化为社会的积聚的生产资料，从而多数人的小财产转化为少数人的大财产，广大人民群众被剥夺土地、生活资料、劳动工具，——人民群众遭受的这种可怕的残酷的剥夺，形成资本的前史。
  这种剥夺包含一系列的暴力方法，其中我们只考察了那些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资本原始积累的方法。对直接生产者的剥夺，是用最残酷无情的野蛮手段，在最下流、最龌龊、最卑鄙和最可恶的贪欲的驱使下完成的。靠自己劳动挣得的私有制，即以各个独立劳动者与其劳动条件相结合为基础的私有制，被资本主义私有制，即以剥削他人的但形式上是自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所排挤。
  ”——扼要地说，马克思描述的，就是资本或曰商品市场对土地和劳动力资源的配置过程。 从马克思所描述的过程来看，资源的资本主义市场配置方式与社会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完全不相容。 另一方面，即使从纯理论的角度，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也不总是有效果。
  因为，第一，市场对需求的反应总是滞后的：假定市场上缺少猪肉，猪肉价格上涨，然后养殖场(农民)开始大量养猪，等几个月后猪出栏，此时市场上可能已经不缺猪肉了，养殖场(农民)养的猪卖不出去，也许连成本都收不回来、甚至破产。
  因此，最科学的，是根据人们的消费习惯用统计的方法以人口数量乘平均消费水平来计算猪肉需要量，预测需要养多少猪，然后有计划地养殖、均匀地供应市场，——但这恰好不是由市场来决定的，而是根据预先对社会的调查和统计来决定按计划组织的生产。
  第二，市场对资源的配置是盲目的、自发的、类似于无政府状态的、因此总是混乱不堪的。由于市场的中心是货币，并不直接反映社会对物资的需求。赚钱，获取利润，是市场经营的目的;靠钱生钱是市场伴生的异化功能。
  因此，投机行为是不可避免的。要自动走到科学的轨道，基本上不可能：例如，贫困地区，基础建设、国防设施，几乎没有赚钱效应，因此很难得到资金的支持。越是有钱的地区，越发展，越是需要资金的地方，越得不到资金。
  其结果总是畸形发展;第三，市场对资源的配置过程极其漫长且总是伴随着大量的资源浪费。只有在富饶地区资金出现了过剩，才会缓慢地向周边地区渗透。这个过程非常漫长,就如我们在前边提到马克思说的英国圈地运动，经历了三个世纪。
  在这个过程中，大量劳动力离开了土地，大量农民死亡;而在城市，每次资金的转移，都伴随着大量工厂的破产，大批工人失业——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周期性地使资金持有者发生变动，使得资金和资源集中到少数寡头手里，大多数人没有资金或仅持有少量资金，这就是市场所能决定的最后结果。
   这样，我们就从三中全会公报中对“市场的决定作用”解读出了 “在最下流、最龌龊、最卑鄙和最可恶的贪欲的驱使下”，未来中国可能出现的、数百年前欧洲曾经出现过的“最残酷无情的野蛮手段”。
  这种“最下流、最龌龊、最卑鄙和最可恶的贪欲”,过去三十年中国人已经见多了，早已经见怪不怪了，也早已经麻木不仁了。让人依然愤慨地是，那些修正主义分子依旧厚颜无耻地在他们的理论前面挂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真是太具有讽刺意味了!是不是非要等到中国 “流寇”遍地之时他们才会清醒? 这样一个结果，在三中全会即将召开之时，已经有了预感：从某媒体 “图解中共三中全会参加者”给出的300多参会委员中，国务院代表竟占85席(超过22%)，已经有了不详预感。
  中国眼前的问题很明显地出在国务院。就凭那个经济学博士的国务院大领导，看看他的导师厉以宁，难道不觉得他们的学识太浅薄了吗!翻看一下大领导和厉以宁合著的《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就知道，中国正在按照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厉以宁的规划，正在向资本主义道路上狂奔，由此可知，这个“决定性作用”不是什么新鲜货色，而是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搞了几百年，中国搞了几十年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准备对中国残存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起到的摧毁性作用的极腐朽的武器。
  所以，对这种武器必须保持足够的警惕，同时也不要对“宏观调控”抱有任何幻想：厉以宁和他的弟子告诉了我们宏观调节的基本方法： “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宏观调节的基本问题是要使投资与储蓄相等，也就是使社会总需求等于社会总供给。
  如果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就出现物价上升，通货膨胀，如果社会总需求小于社会总供给，需求不足，就会出现经济停滞和失业。由于社会总供给是长期性的问题，不是短期内能够改变的，因此，当经济中出了供求不平衡问题时，国家主要是调节社会总需求，具体地说 如果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政府采取紧缩的政策。
  它包括(1)增税;(2)政府缩小开支;(3)提高银行利率;(4)中央银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等等。紧缩政策是用来对付通货膨胀和社会总需求过大的。 如果社会总需求小于社会总供给，政府则要采取扩张(或刺激)的政策。
  它包括(1)减税;(2)政府增加支出;(3)降低银行利率，(4)中央银行降低存款准备金率，等等扩张政策是用来对付经济停滞失业和社会总需求不足的。(见《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46、47页)” 看来，厉以宁的弟子现在就准备用这种方式来应付中国13亿老百姓了。
   但问题是，这种方法是资本主义国家用来对付经济危机也并不总是灵验的方法。通货膨胀的起因，多半与生产过剩有关，——一方面大量生产，积压起来、卖不出去，另一方面大量需要的人没钱购买，这正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痼疾，与正处于相对贫困进程中的中国绝大多数老百姓没有直接关系：首先，储蓄不能反映出社会总需求——因为资金大量集中在社会上极少数人的手里，大多数人的储蓄额总和远低于极少数人的储蓄额总和。
  还有大量的无产者根本没有多余的钱存入银行。如果出现天灾，劳动者有可能从银行提取自己少得可怜的储蓄，但对社会总储蓄额影响很小。因此，储蓄额的变动不能直接反映出劳动人民需求的变动。另一方面，这种措施的效果非常值得怀疑：当通货膨胀出现时，有时并不是社会总需求增大引起的，如所谓紧缩型通胀，采取紧缩政策，只会雪上加霜。
  所以，资本主义那套东西本不适用于中国，其中的弊病资本主义社会自己也无法克服。还是采用统计的方法分析实际社会需求更可靠。根据实际生产、消费需求进行调节最有效。但这仍然是计划的方法。可见，书生误国、空谈误国，一个夸夸其谈、非常浅薄的伪经济学“博士”从厉以宁那里贩来一些陈旧不堪的货色，竟敢用来强行绑架13亿中国人、还要“杀开一条血路”推着中国人往绝路上跑。
  估计用不了几年，这个浅薄之徒就会垮台，就算暂时不垮台，也会被他在中国亲手制造出的“流民”、“流寇”打垮。在一个自称是社会主义的国度，竟然需要谈论这种话题，真让人感到无限悲哀。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