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母戊鼎耳是假的吗?
司母戊大方鼎的另一只“耳朵” 2006年7月,立陶宛。世界遗产第30届年会将在这里召开,这个事与中国的司母戊鼎发生微妙的联系,那就是--要让司母戊鼎在故土多留些日子,为河南安阳殷墟加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鼎”力相助。 司母戊鼎,国之重器。2005年9月18日,离开故土59年、陈列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司母戊鼎,在4辆武装警车的护卫下,出京城,回殷墟,用于3个月的短时“借展”;如今,它要待到世界遗产第30届年会之后才回京。 司母戊大方鼎是青铜器之冠,是我国商代青铜器的代表作。1939年那个兵荒马乱的时代,它在安阳市武官村一个庞大祖坟地下13米深处被偶然发现。司母戊鼎主要的发现者、保护人吴培文...全部
司母戊大方鼎的另一只“耳朵” 2006年7月,立陶宛。世界遗产第30届年会将在这里召开,这个事与中国的司母戊鼎发生微妙的联系,那就是--要让司母戊鼎在故土多留些日子,为河南安阳殷墟加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鼎”力相助。
司母戊鼎,国之重器。2005年9月18日,离开故土59年、陈列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司母戊鼎,在4辆武装警车的护卫下,出京城,回殷墟,用于3个月的短时“借展”;如今,它要待到世界遗产第30届年会之后才回京。
司母戊大方鼎是青铜器之冠,是我国商代青铜器的代表作。1939年那个兵荒马乱的时代,它在安阳市武官村一个庞大祖坟地下13米深处被偶然发现。司母戊鼎主要的发现者、保护人吴培文,如今已是86岁高龄;当年为了不被时刻觊觎着的日寇发现,大鼎曾埋于他家院子里,掩以粪土。
抗战胜利后,司母戊鼎在1946年6月重新出土,曾作为蒋介石的寿礼,专车运到南京;后来,国民党政府想把它运往台湾,但800多公斤的鼎身毕竟太重了,所以最终留在了大陆。 以上是背景交代,我要说的是司母戊鼎的“耳朵”。
如今我们看到的司母戊鼎的两只鼎耳,有一只是假的,是后来镶嵌上去的。司母戊鼎在出土后的历险过程中,曾差点被古董商以20万大洋买走,当时也是因为太重了难以搬运,所以古董商提出要大卸八块。这真是一个巨大的馊主意。
农民锯之不动,就用重磅大锤猛砸,结果也只砸下其中一只“耳朵”。无法拆卸,所以也就没有卖掉。但是,那一只被愚蠢砸下的鼎耳,在动荡的年月里下落不明,留下了永久的伤痛与缺憾。 渡尽劫波方鼎在,遍看鼎身少一耳。
掉耳的司母戊鼎,本来是断臂的维纳斯。当然,维纳斯的两条胳膊并不是被砸下来的。假设司母戊鼎的两只鼎耳在当时都被砸下,那么,就像维纳斯的两条胳膊,永远无法弥补与镶嵌了。问题是仅仅被砸掉一只,还有一只存在,后人就可以轻易仿制,照着葫芦画上瓢。
司母戊鼎,国之骄傲,那是三千多年前的杰作;方鼎缺耳,器之大憾,这是六十多年前的愚行。古人遥远的杰出和今人新近的愚昧,对比是那样的鲜明。但在我看来,更愚蠢的还不是砸鼎,而是后来的补耳!我的核心问题就是:国人为什么一定要给母戊鼎补上一只假耳朵?我更愿意看到缺了一只耳朵的真实的司母戊鼎。
当然,如果司母戊鼎没有补上那只假耳朵,让它空缺着,我们也不能轻飘飘地说一句“残缺之美”,因为它肯定是不美的“维纳斯”;我只是希望,司母戊鼎必须是真实的司母戊鼎,而缺了一只耳朵的司母戊鼎才是真实的、完整的;而多了一只“假耳朵”的司母戊鼎是伪装的、赘余的。
用缺了一只耳朵的司母戊鼎,给世人、给后代以更大的震撼、更强的警示、更多的教益。但是,有人把残缺的一只鼎耳给补上了,这不再是无知农民的行为,而是知识界聪明人士的作为。 在人的思维中,对“愚蠢的缺陷”往往是难以容忍的,而对司母戊大方鼎这样的“国器”,更有不让“缺陷”存在的思维,而这恰恰就是我们思维本身的大缺陷。
为什么司母戊鼎就不能缺一只已缺的耳朵?因为它是国器?是国器就得完美?这一只假耳朵,一直在欺骗着参观者、受教育者,遥想当年我读历史课,哪里知道这个国宝镶嵌着一只假耳朵?被伪装的国宝,它是什么样的国宝呢?用伪装所装饰得完美,世世代代教育了国民,当伪饰一旦曝光,被“熏陶过”的人是如何的感想呢?对于我来说,缺了一只耳朵的司母戊鼎,不会在我心中形象坍塌;但是,给司母戊鼎补耳朵的聪明人,以及拿伪装的司母戊鼎教育我们的知识者,却在我眼里坍塌了。
人是非常容易愚蠢的,因而人类有足够的能力抵达愚蠢。在种种人类的愚蠢中,最可怕的愚蠢大约就是自以为智。如果说农民当初砸掉一只鼎耳是凡人的愚蠢的话,那么,后来给按上一只新的鼎耳,则是标准的“智者的愚蠢”。
诸多智者的蠢举,就是这般用“假体”掩盖“真相”。古罗马哲人西塞罗说得好:“愚蠢的本性是只见到别人的过失而忘掉自己的错处。”这就是可怕的智者之愚、识者之蠢。智者的愚蠢是本质的愚蠢,往往以为自己弥补残缺掩盖真相是聪明的,以为自己折腾的“东东”创造的“西西”是美妙的,以为自己构建的天堂之境理想之国是能被他人带来福祉的。
智者最难以跨过的思维门槛,就是“只缘身在此山中”。“迷”者通常都是“当局者”而非“旁观者”。智者所处的“庐山”,往往很美妙,而且很多是无影无形的,比如制度软环境就是这样。处在无形的制度环境中,就无法看清制度本身。
聪明人的思维无法跳出“庐山”,除了“庐山”有太大的魅力,还因为有一道“霍布森之门”,根本无法跨出这个“小门”。“霍布森之门”说的是,在1631年的英国剑桥,有位做马匹生意的商人霍布森,他卖马时承诺,只要给一个低廉的价格,可以随意挑选,但你要有本事把马牵出他那马厩之门;霍布森在马厩上只留一个小门,好的高头大马根本就出不去,出去的都是些小马瘦马赖马,这种没有选择的选择,即所谓“霍布森选择”。
无法跨过霍布森门槛、无法跳出霍布森之门,那么,聪明人展示给公众的思维结果,必定是瘦马一头--一如那安上去的司母戊鼎假耳朵。 人类最大的愚蠢之举,大多都是脑袋聪明的智者所干的。在凡人之愚、知者之愚、智者之愚的不同的层面,智者之愚之蠢确实是最不可原谅的。
但现实又迫使我们先容忍、再告知,最终谋求改变。那么,真正的智者如何忍受“聪明者之蠢”?这确实是个难题。“智者最没有耐性,因为学识减少了他们的耐心。知识渊博的人很难被取悦。俄庇泰特斯告诉我们,生活最重要的准则在于懂得如何忍受一切。
他认为这是智慧的一半真谛。容忍愚蠢需要极大的耐心。”哲人葛拉西安非常富有智慧地说,“有时最令我们痛苦的人正是我们最依赖的人,这帮助我们战胜自我。耐心能带来无可估量的内心平静;而内心平静是世间的福祉。
不懂得如何容忍他人的人如果还能忍受他自己的话,就应当独处。”如何做到“容忍愚蠢”这第一步,这是众多智识者面临的巨大逻辑困境。 如今,透过司母戊鼎的另一只“耳朵”,我们已经清晰地看到,被“弥补”的缺陷是一个更大的缺陷。
那么,现在也得容忍这样的愚蠢与缺陷,不必再把“假耳”敲落或摘下,但除此之外,还需要第二步:把真实告知参观者,将真相告诉公众、告白天下;还需要第三步:用那一只假耳朵,给公众,给公众中的智者,尤其是“身在庐山中”的智者带来教益,不要再出愚蠢的手,不要再犯曾经的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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