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介绍一下日本第四师团？

    对万家岭会战有印象的朋友，或许会记得那一仗被薛岳将军打得七零八落的日军第一零六师团，这个师团因为有大量原来在大阪摆摊卖菜的预备役官兵，而被称为“大阪商贩师团”。 大阪部队战斗力弱，在日军中算是有名的，而其中最有代表性的部队，却还不是一零六师团。
  在《现代史研究》第六期中，看到一篇日本军事历史学家关幸辅的文章 -- 《日军第一窝囊废师团》，看完之后，忍不住要把它翻译过来。  关的原题是《日本一弱かった???狻罚砸晕馓饽啃值艿姆牖故潜冉咸小? 下面就是翻译后的文章，因为篇幅较长，作了一些节选，另外，加了一些自己的注解。
   如果看伊藤正德的《帝国陆军之最后》或者山岗庄八的《太平洋战史》，二战中的日本军队无一不是勇猛顽强，宁死不屈的精锐之师[萨评：或者应该翻作“个个都是亡命徒”比较好？]。  然而，在陆军混过的老兵，评价起来和历史学家不大一样，至少有一支部队，就以“皇军中第一窝囊废师团”而著称，这就是番号一直保留到今天自卫队还在使用的大阪第四师团。
   大阪第四师团，代号“淀”[萨评：这个代号可谓独出心裁，其他的日本陆军师团代号多有尚武精神的象征，比如第二师团是“勇”，第九师团是“武”等等，第四师团这个“淀”字的来源是因为有一条淀川河横穿大阪最繁华的梅田商业区，用这个代号真是既有乡土气息，又带有招财进宝的吉利。
    。。]属于日军中的资格最老的师团之一，下辖四个联队，标准甲等配备，其核心为第八联队，因在日俄战争中屡战屡败，获得“败不怕的八联队”之勇名（？）[萨评：这个带括弧的问号来自原文，不是萨加的]。
   从那儿以后，直到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虽然中间战事不断，第四师团却一次都没上过前线。  不过，这并不等于第四师团没有表现自己勇敢精神的机会。昭和八年，第四师团二等兵松井洋二在大阪市中心闯红灯和执勤警察发生冲突，事情越闹越大，最后师团长寺内寿一为了“维护大日本皇军的尊严”，毅然带兵砸了警察所，史称“大阪Go-Stop事件”，第四师团的“武勇”可见一斑。
     昭和十二年，也就是一九三七年，因驻华日军兵力吃紧，日本陆军大本营将第四师团调到中国东北，划归关东军序列。第四师团的战斗力已经在“Go-Stop事件”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可惜，这种“勇猛无前”的例子只此一例，倒是对第四师团军纪散漫，精神不振的报告屡屡上达天听。
    怎样让这支部队焕发战斗精神呢？日军大本营倒是费了一番心思，结论是指挥官对于一支部队的战斗力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萨评：所谓“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的理论，这听起来挺有道理。
  。。]，于是调名将山下奉文[萨评：绰号“马来之虎”，在新加坡打得英将柏西瓦尔乌江上吊的那个]担任第四师团师团长，从此，该师团主力即开始在“北满的山野中精训”。   名将带队，精训两年，转眼到了一九三九年，东北发生了一件重大战事 – 苏日诺门坎之战，关东军和朱可夫将军的苏蒙联军打起来了，而且战况不利，军部下令驻扎在伪满北部的大阪，仙台两师团紧急动员，增援前线。
   仙台师团，就是前面提到的代号“勇”的第二师团[萨评：日军著名的精锐师团，最后在增援瓜达尔卡纳尔岛航渡途中碰上了个美国航空兵部队叫“仙人掌”，一通狂轰滥炸，整个师团下了饺子，和鲨鱼勇猛搏斗去了。
    ]，的确名不虚传，其先遣队新发田第十六联队勇往直前，从海拉尔到诺门坎，徒步行军四天赶到，当天就投入战斗[萨评：随后就被苏军打了个落花流水，死伤惨重]。 与此相反，第四师团的出动命令虽然下达，却迟迟不动。
  原因是动员令下达后，师团内的急病患者激增，放眼望去，满营都是因为五花八门原因要求留守的官兵。  激动[萨评：激动得有道理]的联队长怒而亲自坐镇医务室，参加诊断[萨评：联队长改行当大夫，有前途的职业阿]。
  饶是如此，出动部队的编成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从海拉尔到诺门坎，第二师团走了四天，第四师团却整整走了八天，而且大量人员掉队。凑巧的是，第四师团先遣队到达前线的当天，苏日宣布停战了。  。
  。立刻，掉队的第四师团官兵仿佛吃了大力丸[萨评：这个是萨的意译，原文的意思是“骤然充满活力”]一样迅速跟了上来，连留守的官兵也有不少“带病”赶赴前线，一边还在万分懊丧的抱怨居然没有机会打上一仗。
   返程的时候，齐装满员，精神饱满的第四师团，成了最威武的部队，丢盔卸甲，伤兵满营的第二师团和人家简直没法比，只是关东军报道部的上层实在看不过眼，把报纸呈上来的《我无敌皇军第四师团威势归来》的新闻标题改了一个字，变成了《我无伤皇军第四师团威势归来》，外行看来意思相差不大，当兵的看了，对第四师团的名声肯定是没什么好处。
    。。[萨评：看来司令官虽然重要，毕竟不能扭转乾坤，可怜山下奉文在日军中称为“斗将”，这次成了“将雄熊一窝”也。] 不过第四师团这一仗没有损失对日本军部来说应该是个好消息，因为当时华中地区的日军正和中国军队第九战区斗得难解难分，急需增援，于是顾不上追究，急调第四师团南下增援。
    大阪师团摇身一变，又成了日军精锐十一军中的一员。 其实，第四师团的名声，中国军队早有所闻，其原因是早在一九三八年初徐州会战期间，中国军队就遇到过一支“奇怪的日军”。
  当时，中国军队从徐州突围向西“转进”，[萨评：李宗仁司令长官的得意之作，四十万大军巧妙跳出了日军的包围圈。  虽说李长官的战术动作果断利落，毕竟机动能力和已经半机械化的日军无法相比，突围虽然成功，但已经是人困马乏，重装备也丢失很多，战斗力锐减。
  ]在过鲁苏皖边境一条公路的时候，疲惫的中国军队忽然发现同一条路上出现了一支装备精良的日军部队，数量最少一个大队！ 因为部队已经十分疲惫，士气低落，这支中国军队发现敌军之后惊惶失措，混乱地离开公路向附近的山区逃离。
    以当时日军的士气和作战习惯，中国军队几乎肯定会遭到追击，而以当时中国军队的状态，一个大败仗恐怕是跑不了的。 奇怪的是，很久却没有发现日军的追兵，中国军队的指挥官惊奇之余派人打探，却见那支日军如临大敌地布置了警戒哨，但丝毫没有追击的意思，相反，还在公路两侧堂而皇之的烧起饭来！ 时间紧迫，绕道的话说不定就会被日军合围，中国军队横下一条心，硬着头皮横穿公路而走，结果 – 一路平安。
     这支日军部队，就是抽调第三十七联队，第七十联队各一部组成的第四师团南进支队，对于为何没有和中国军队开战，该部队的部队长声称：“没有得到对中国军大部队进行截击的命令。
  ”而这个严格遵守作战纪律的部队，上报情况就略微的慢了一点，等命令到达的时候，中国军队早就没了影子。   消息传到中国军队耳朵里，“大阪的日本兵不会打仗”这样的说法就流行开来，于是这次第四师团南下，每次参战，中国军队一听是“大阪师团”，往往士气倍增，踊跃突袭逆袭，各部抢着和第四师团交战。
  在这种莫名其妙的有力打击下，刚到前线的第四师团猝不及防，确实吃了几个窝囊的败仗[萨评：的确“不负众望”]，这样的情况甚至牵连了友军，以至于友邻部队向十一军司令部抱怨 – “有第四师团参战，本来能打赢的仗，因为敌军士气大振，也会打输。
    。。”第十一军看看的确是这道理，自此同样是甲等配置的师团，前线出现的番号就总是第三，第十三这样的师团，而第四师团就专心在后方“待机”了。中间出了个军司令官不信邪，派第四师团在长沙会战中打主攻，结果第四师团一进长沙就被赶了出来，全线溃败，司令官灰头土脸地回了日本 [萨评：这个司令官，可能说的是阿南惟己。
    阿南是个死硬派，脑袋一根筋，打到吃了两个原子弹，天皇都要投降了他还准备发动政变和盟军死磕，结果兵败自杀，守长沙的国军是老虎仔薛岳所部精锐，也只有阿南这种榆木脑袋会用第四师团当主攻。
  ] 长沙会战中第四师团的表现给它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结果就是淀兵团成了“丧门星”，哪个军都不敢要。  大本营只好将其改为直辖部队，长期驻扎上海。[萨评：这下第四师团的兵有的吹了 – 老子当兵就在甲种师团，开战时候属于关东军 – 精锐，仗打起来在十一军 – 还是精锐，最后十一军装不下我们了，只好改大本营来直辖。
  。。]这回中国军队就想打第四师团都够不着，无奈又发生了第四师团人员向中共军的新四军倒卖药品的事情，让大本营十分懊恼。   虽然说第四师团窝囊，毕竟是甲种师团，老兵多，有经验的下级军官多。
  当时日军前线各师团和中国军队作战损失很大，急需补充训练有素的人员，既然第四师团作为整体作战不利，上司便不时抽调其人员补充到其他师团，也算是物尽其用。然而，这些人员的作用可就不好说了。 第一零六师团本来就也是出身大阪，所以第四师团的补充官兵来了以后很容易适应，而他们的老乡也不时从第四师团过来探望。
    一零六师团的官兵很快就发现他们之间的告别很新鲜。日军各部的临别致词（挨拶）都有自己的特色，比如第二师团的官兵告别时，如果战况较好，就说“武运长久”，如果情况不妙，就说“九段坂见” [萨评：靖国神社在东京九段坂，不过这句“九段坂见”明摆着咒对方挨枪子儿，大有“打死你我也不说”的精神]。
    然而，第四师团的官兵告别时，其词却是：“保重贵体” [萨评：原文“御身大切”，也可以翻译作“身体第一”，或者干脆就是“保命最重要”]，让听到的一零六师团军官们哑然。 还有一部分兵员转到了第六十八师团和第三十四师团。
  这两个师团在衡阳和芷江打了几场苦战。战斗一开始，第四师团的老兵又故伎重演，从军官，士官到老兵纷纷入院，消极但合理地拒绝作战。  当然，也有些人循规蹈矩的投入了战斗。这一段时间的战斗中国军队投入了极大的力量，师团损失很大，芷江一战，从第四师团转来的中队长就战死了四个。
  负伤的老兵到医院的时候那些“养病”的前辈们还要问 – “你为什么要这样玩命阿？”至于自己不愿意参战的原因么，也有老兵这样解释 – 听说这次出击我们是担任佯攻的，这很没有意思，如果是主攻么，那自然是要好好打一仗喽。
     说得豪气干云。 其实说第四师团所出都是窝囊废也不全面。由第四师团预备役官兵组成的独立第十五工兵联队，由横山大佐率领，就在马来半岛立下功勋。伊藤正德《帝国陆军的最后》中，提到这个联队在修复盟军炸毁的桥梁涵洞方面作用极大，“大阪兵无能只是误传，至少以这个联队而言，其献身精神使军部，师团部的高级军官都乘夜前去表达感谢和敬佩，其无我奉公精神极其令人钦佩。
    。。”[萨评：看来，这个联队的确干得不坏，不过，说到底，修桥补路这种活儿，和上阵打仗终究还不是一码事儿。] 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各部都投入到对盟军的作战中，第四师团也终于有了建功立业的机会。
  大本营有意将该师团配属南方军，但南方军只是很勉强的将其列入预备队，仍然驻扎上海。  直到一九四二年四月，才将其调往菲律宾，和第五，第十八，第二十一师团一起，参加对科雷吉多尔要塞的最后攻击。
  这一仗第四师团一反常态地进展顺利，圆满完成任务，最终在巴丹半岛的美菲军全部投降。事后才知道这并不是第四师团转了性，而是菲律宾的美菲军已经被切断补给多日，靠“盐和青菜” 活着已经好几个月了，一触即溃一点儿也不新鲜。
     然而，这个胜利却给第四师团带来了极大的荣耀，在其故乡大阪更是号外频飞，一副“幸亏派出了第四师团，才打垮了巴丹敌人”的得意。仅有的遗憾是事后发现大阪的商贩们利用这个庆祝胜利的机会大肆倒卖战时配给物资，乘机大做生意。
  [萨评：前方后方都是这样地对待“大东亚圣战”，可见大阪人的性格还是很有一致的地方。  ] 对第四师团的底细，还是大本营知道得清楚，所以对于怎样使用它实在是绞尽脑汁而不得其计。
  由于第四师团名声在外，在各个战区都不是很受欢迎，于是直到战争结束，这支部队始终在后方各地不断调转，始终没有再参加大的战斗。日本战败的时候，这个师团正在泰国的曼谷附近休整。   第四师团骑兵第四联队的官兵于《我等的南方回想记》一书中描述，“战败的消息传来，我所在的中队正在待机，士官以上的人员都到队部开会，其中‘进入山区战至最后一兵’者有之，‘天皇的诏书不能不奉”者有之，最后，部队本部带来命令，才不得不确定投降了。
  “这种情况下依然要战到最后的一兵一卒，战斗精神可谓踊跃坚决。  然而，第四师团的复员却异常顺利，当全体面色红润，身体健康的第四师团官兵出现在码头上时，本土那些营养不良，形容枯槁的日本人都十分吃惊 [萨评：有一种说法第四师团有军官通过贿赂押送的美军，利用复原的军舰运送泰国大米到日本走私出售获得暴利，也大大缓解了大阪在日本“饥饿时代”中的困难]。
    统计下来，第四师团是南方军部队中战死最少，装备资财保留最完整的部队，负责管理的美军对这个师团的评价是“为人认真，爱好和平”。 而第四师团回国后，也马上体现出其“为人认真，爱好和平”的特点来 – 第二天就有大批官兵一天时间也不浪费地跑到美军兵营前，整齐地摆开摊位兜售战争纪念品了。
     第四师团包括其他的大阪部队，为什么在日军中这样独树一帜呢？要说关西人不会打仗也没道理，因为同样出身关西的京都宇都宫师团就很能打。原战车小队长福田，即作家司马辽太郎有一个很好的分析。
  他认为这个原因是大阪地域的独特文化造成的。在古代日本各地，基本的社会结构是普通平民即农民，土地和人身都依附于诸侯，即大名，而诸侯服从于天皇。  这种长期不变的社会结构导致日本形成了上下级关系严格，尊崇对上级的效忠，富有服从精神的文化特点。
  这也是日本军队的普遍狂热“效忠天皇”的心理基础。 然而大阪却有点儿不同，这个地方是随着商业发展起来的，居民多与商业有关，所以对大名掌握的土地并不象农民那样看重，对大名的尊重十分有限。  反之，围绕着税收，捐税等等，大阪的平民几百年如一日还要和大名斗智斗勇，讨价还价，所谓忠诚，是完全谈不上了。
   于是，作为领主的领主，天皇的地位也就于其他地方不大一样。二战中的大阪人毫不否认自己会为“大日本帝国” 为天皇而死，然而，大阪人却不会急着去“为天皇而死，为大日本帝国而死”，所以。  。
  。能不死还是不死。看待命令，大阪人也习惯的要“讨价还价”，“斤斤计较”，不会象其他部队那样闭着眼睛执行到底。于是在第四师团内部有所谓“无益的牺牲不要付出”，“不合理的战斗不要参加”，“穷途的敌军不要追”的三不要原则[萨评：快赶上李富贵大人的八不打了]。
  或许商人的本性，决定了大阪人根本就不适合参军吧。   后面还有一些罗嗦的评价和辩解，限于篇幅，萨就不翻译了，只有最后一小段说得倒是有几分道理 – “如果日本的军队都象第四师团这样，大概中日之间的一系列战争和事变都不会发生了吧？要是这样，也就不会有日本最后战败的事情了吧。
  。。” 。

     　在很多人印象中，二战中的日本军队个个都是亡命徒。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当时的日军中有一支以战斗力差而闻名的另类部队，它就是号称“皇军中第一窝囊废师团”的大阪第四师团。
  日本历史学家关幸辅在文章《日军第一窝囊废师团》中，曾详细描述了第四师团的各种佚事。有意思的是，这支著名的“弱旅”在战后竟保留了自己的番号，直到今天，日本陆上自卫队中仍编有第四师团这支部队。   　　大战前官兵集体装病，暴怒指挥官坐镇医务室 　　大阪第四师团成立于1888年，士兵主要由大阪的菜贩走商组成，是日军中的资格最老的师团之一。
  这支部队下辖四个联队，配备了一流的武器装备，堪称日军“精锐”。然而它成立没多久，“窝囊废”的名声就传遍了整个日军。  尤其是第四师团的核心部队――第八联队，因为在日俄战争中屡战屡败，获得了“败不怕的八联队”绰号。
   　　此后，直到抗日战争爆发，第四师团再没上过前线。不过，这并不等于它没有表现“勇敢”精神的机会。1933年，第四师团二等兵松井在大阪市中心闯红灯，结果和警察发生冲突，师团长寺内寿一为了“维护大日本皇军的尊严”，毅然带兵砸了警察所，史称“大阪Go-Stop事件”，第四师团在日本国内的“武勇”可见一斑。
     　　1937年，因驻华日军兵力吃紧，日军大本营将第四师团调到中国东北，划归关东军序列。怎样才能让这支部队焕发战斗精神呢？日军大本营着实费了一番心思，结论是指挥官对于一支部队的战斗力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于是日军大本营先后调来几位名将整训该师团，例如绰号“马来之虎”的山下奉文就曾担任过师团长，但他也拿自由散漫的第四师团没办法。
     　　精训两年后，第四师团终于有了露脸的机会。1939年，苏联与日本在中蒙边界的诺门坎地区发生战争，关东军下令驻扎在伪满洲国北部的大阪、仙台两师团紧急动员，增援前线。
  仙台师团(即第二师团)接到命令后，强行军4天从海拉尔赶到诺门坎，抵达战场当天就投入战斗，但很快就被苏军打了个落花流水。   　　与此相反，第四师团的出动命令虽然下达，却迟迟不动。
  原因是动员令下达后，师团内的疾病患者激增，放眼望去，满营都是因为五花八门原因要求留守的官兵。激动的日军联队长在狂怒之下，亲自坐镇医务室参加诊断，这才勉强组织好部队向前线进发，“联队长改行当大夫”的笑话也就此在日军中流传开来。
    然而事情并没有结束，第四师团的士兵们又耍起了新的花招――消极怠工。从海拉尔到诺门坎，第二师团走了4天，第四师团却整整走了8天，而且大量人员掉队。凑巧的是，第四师团先遣队到达前线的当天，苏日宣布停战。
  消息传来，掉队的第四师团官兵仿佛吃了大力丸一样迅速跟了上来，连留守的官兵也有不少“带病”赶赴前线，一边还在万分懊丧地抱怨居然没有机会打上一仗。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返程的时候，齐装满员、精神饱满的第四师团，成了日军中最威武的部队，而率先赶到战场的第二师团却丢盔卸甲、伤兵满营。
  关东军负责新闻宣传的军官实在看不过去，提起笔把日军报纸呈上审查的《我无敌皇军第四师团威势归来》新闻标题改了一个字，变成了《我无伤皇军第四师团威势归来》，拐弯抹角地嘲讽了这支“软蛋”部队。   　　尽管出尽了洋相，但第四师团运气却相当好，因为当时侵略华中地区日军战事吃紧，急需增援，日本军部只好放弃追究第四师团，急调其南下增援。
  第四师团摇身一变，又成了日军精锐的第十一军中的一员。 “有第四师团参战，本来能打赢的仗，也会打输……” 　　其实，第四师团的名声，中国军队早有耳闻，早在徐州会战期间，中国军队就遇到过一支“奇怪的日军”。
    当时，面对日军合围，李宗仁指挥四十万大军巧妙地跳出了日军的包围圈。但中国军队突围后已是人困马乏，重装备也丢失了很多，战斗力锐减。在过鲁苏皖边境一条公路的时候，疲惫的中国军队忽然发现路上出现了一支装备精良的日军部队。
   　　因为部队已十分疲惫，中国军队发现敌军后惊惶失措，混乱地离开公路撤向附近的山区。  奇怪的是，过了很久都没有日军追来，中国军队的指挥官惊奇之余派人打探，却见那支日军丝毫没有追击的意思，相反，日军还在公路两侧堂而皇之地烧起饭来。
  这支奇怪的日军部队正是第四师团的南进支队。 　　由于刚刚跳出日军包围，形势仍十分危险，中国军队只好横下一条心，硬着头皮横穿公路而走，结果竟一路平安。  事后，南进支队的部队长却以“严格遵守作战纪律”为由向上级解释道：“没有得到对中国军队进行截击的命令。
  ” 　　消息传到中国军队耳朵里，“大阪的日本兵不会打仗”的说法就流行开来。每次战斗，中国军队一听对手是“大阪师团”，往往士气大增，抢着和第四师团交战。刚到前线的第四师团猝不及防，接连吃了几个窝囊的败仗，甚至牵连了友军，以至于友邻部队向十一军司令部抱怨：“有第四师团参战，本来能打赢的仗，因为敌军士气大振，也会打输……” 　　自此，日军第十一军指挥官只好让第四师团专心在后方“待机”了。
    曾有一次，第十一军司令官阿南惟几不信邪，派第四师团在长沙会战中打主攻，结果第四师团一进长沙就被赶了出来，全线溃败。守长沙的国民党军队是薛岳所部精锐，也只有阿南这种榆木脑袋会用第四师团当主攻。
   　　鉴于长沙会战中的表现，第四师团成了日军的“丧门星”，哪个军都不要它，大本营只好将其改为直辖部队。  这下第四师团的兵有的吹了：“老子当兵就在甲种师团，开战时属于关东军――精锐，仗打起来在十一军――还是精锐，最后十一军装不下我们了，只好改大本营直辖……” “保命最重要”成时髦道别语，投降后在美军营前摆地摊 　　第四师团虽说窝囊，但毕竟是甲种师团，老兵多。
    由于日军作战损失很大，急需补充老兵，便不时抽调第四师团官兵补充到其他师团。当时，日军各部的临别致词都有自己的特色，比如第二师团，战况较好时就说“武运长久”；情况不妙时就说“九段坂见”(靖国神社在东京九段坂)。
  然而第四师团的官兵告别时，却常说“御身大切”，翻译过来，即“保重贵体”、“身体第一”，或者干脆就是“保命最重要”。   　　后来，日军在进攻衡阳和芷江时遇到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
  战斗一开始，来自第四师团的老兵又故伎重演，从军官、士官到老兵纷纷入院，消极但合理地拒绝作战。当负伤的日军士兵到医院的时候，那些“养病”的第四师团“前辈”们还要问：“你为什么要这样玩命啊？”当被问到自己为何不愿意参战时，这些“病号”却豪气冲天地说：“听说这次出击我们是担任佯攻的，这很没有意思，如果是主攻么，自然是要好好打一仗喽。
    ” 　　1942年4月，第四师团被调往菲律宾，参加对科雷吉多尔要塞的最后攻击。这一仗第四师团一反常态地进展顺利，圆满完成任务，最终在巴丹半岛的美菲军全部投降。事后才知道这并不是第四师团的功劳，而是菲律宾的美菲军已被切断补给多日，靠“盐和青菜”活着已经好几个月了，一触即溃一点儿也不新鲜。
    此后，第四师团在日军战线后方不断调转，始终没有再参加大的战斗。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第四师团正在泰国的曼谷附近休整。与其他不肯接受战败命运的日军部队不同，第四师团的投降与回国进行得异常顺利。
  当全体面色红润、身体健康的第四师团官兵出现在日本港口时，本土那些营养不良、形容枯槁的日本人都十分吃惊。  统计下来，第四师团是日军南方军中战死最少、装备物资保留最完整的部队。
  美军对这个师团的评价是“爱好和平”。而第四师团回国后，也马上体现出这一特点来，回国后第二天，就有官兵跑到美军兵营前，整齐地摆开摊位，兜售起战争纪念品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