倭寇进犯明朝历史上有多少次？能否
一般定义
倭寇一般指13世纪至16世纪期间，以日本为基地，活跃于朝鲜半岛及中国大陆沿岸的海上入侵者。曾经被归于海盗之类，但实际上其抢掠对象并不是船只，而是陆上城市。其相对应的西方入侵者是维京人和海上民族(en:Sea Peoples)。 在倭寇最强盛之时，他们的活动范围曾远至东亚各地、甚至是内陆地区。倭寇的组成并非仅限于日本海盗，只是由于这批海盗最初都来自日本（当时称为倭国），所以被统称为“倭寇”。及至后期，由于日本国内政治形势转变，加上官府的管制，日本人出海抢掠船只的事件已经减少。 取而代之的是来自中国和朝鲜的海商与海盗，他们依从著过去倭寇抢掠的方式继续为祸于东海，也被归于倭寇之列。...全部
一般定义
倭寇一般指13世纪至16世纪期间，以日本为基地，活跃于朝鲜半岛及中国大陆沿岸的海上入侵者。曾经被归于海盗之类，但实际上其抢掠对象并不是船只，而是陆上城市。其相对应的西方入侵者是维京人和海上民族(en:Sea Peoples)。
在倭寇最强盛之时，他们的活动范围曾远至东亚各地、甚至是内陆地区。倭寇的组成并非仅限于日本海盗，只是由于这批海盗最初都来自日本（当时称为倭国），所以被统称为“倭寇”。及至后期，由于日本国内政治形势转变，加上官府的管制，日本人出海抢掠船只的事件已经减少。
取而代之的是来自中国和朝鲜的海商与海盗，他们依从著过去倭寇抢掠的方式继续为祸于东海，也被归于倭寇之列。
“倭寇”的引申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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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间的推演，倭寇一词所指的，不一定都是来自日本的海盗，明史‘日本传’记载“大抵真倭十之三”，即真正的日本海盗大概只占三成；而朝鲜正史 ‘世宗实录’(二十八年十月壬戌)亦记载“然其间倭人不过一二而本国民假著倭服成党作乱”，可见所谓的倭寇，八成以上不是真正的日本人，而是朝鲜人或中国人等冒名或混杂其间作乱。
“倭寇”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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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倭寇”一辞的由来，是从‘高句丽广开土王碑’(西元414年)碑文上所记载“日寇○○(某地名)”而来，在此“寇”当动词，即“日本侵略 (某地名)”之意，而之后“倭寇”二字作为名词独立，用以称呼来自日本的侵略者。
另一方面，在16世纪丰臣秀吉对朝鲜半岛出兵、以及中国的抗日战争里，两国的人民都称呼侵略的日本军为“倭寇”。而在往后的排日风潮中，倭寇更成为敌视日本人的用语。
前期倭寇及后期倭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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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大家同被称为倭寇，但两者的成份其实分别很大。
根据年代大致可以分为“前期倭寇”及“后期倭寇”。
前期倭寇
前期倭寇是以日本海盗为中心，主要攻击范围为当时臣服于元朝的高丽。由于先前臣服于元军的高丽军，在元世祖忽必烈两次进攻日本的军事行动中，对日本的对马、壹岐、松浦、五岛列岛等地的居民进行屠杀，因此前期倭寇以这些地区的残存者为主要构成份子，对于朝鲜沿海进行含有报复式的海盗行为，目的一方面在于夺回被俘的岛民，一方面则在掠夺粮食以弥补因遭虐杀而下降的农业生产力。
朝鲜史取对马岛、壹岐岛、平户岛三地之名，称为“三岛倭寇”。清朝的徐继?所著“瀛环志略”，以及朝鲜的安鼎福所著“东史纲目”，均指出倭寇的起因在于朝鲜人(高丽人)配合蒙古侵日行为所引发的报复。
后来日本进入南北朝的动乱状态，倭寇的活动也由于政府管制力减弱而加剧。
由于前期倭寇对于日本与明朝、高丽贸易造成破坏，初成立的明朝政府对日本南朝发出讨伐倭寇的要求，随后敕封讨寇有功的南朝将军“日本国王”的称号。之后北朝室町幕府在南北朝合一后，由室町幕府将军足利义满再度进行讨伐，随后受封为新的“日本国王”。
李氏朝鲜的开国君主李成桂因为讨伐倭寇有功得到很大的声望和势力，后来进行政变取代高丽王朝建立朝鲜王朝。之后随著明朝与日本间勘合贸易的盛行，以及对马岛与朝鲜之间的贸易开放，前期倭寇也逐渐式微。
前期的倭寇，是以日本人为主体，故被称为“真倭”（以平户藩松浦家为核心）。
后期倭寇
明成祖发动叛乱，夺取政权，迁都北京后，据说建文皇帝在南方的残余势力与日本海贼合作，在中国东南沿海进行报复性侵扰，由于这些南方人体型上也比北方人矮小，所以沿用“倭寇”这名词来称呼由日本人与南方中国人所组成的海盗集团。
明成祖晚年，由于陆上北方威胁为除，南方郑和下西洋以后，激增的海陆来往也带来了渐盛的倭寇侵扰，遂实行海禁政策，只开放勘合贸易(官方贸易)，但后来到了嘉靖二年(西元1523年)爆发了宁波之乱，加上稍早时，葡萄牙人入侵发生了屯门海战与西草湾之战，此后沿海治安多次陷入危机，明朝遂宣布中断一切贸易，期望以围堵的政策来减轻倭寇的威胁，但也断绝许多自唐朝以来整个贸易产业链相关从业人员（鱼业、手工业、造船业、贸易）的生计，致使贸易地下化，商业纠纷无从解决，遂转成武力报复，倭寇之乱不减反增，造成了嘉靖倭乱。
后来的发展上，明人王直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王直曾上书朝廷请求开海禁，被拒绝后，把基地设在日本的平户藩，以反对明朝海禁政策的南方中国人为基础，与日本人、佛朗机人合作进行走私，在后期倭寇中，很为知名。
胡宗宪与戚继光曾参与讨伐倭寇的军事行动。
何谓“假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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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世纪半至16世纪，其活动舞台为中国沿岸、东南亚方面，成员以中国人及朝鲜人为主，被称为“假倭”。此时期倭寇发生的主要原因是明代中国的生产力增加，但却施行海禁政策。
史书所见的最后倭寇，在1624年7月侵犯福建沿海。“推其祸始，乃由闽、浙沿海奸民与倭为市；而闽浙大姓没其利，阴为主持，牵连以成俗。当时抚臣朱纨欲绝祸本，严海禁；大家不利，连为蜚语中之，而纨惊死矣。
纨死而海禁益弛，于是宋素卿、王直、陈东、徐海、曾一本、许恩之流争挟倭为难。自淮扬以南至广海万余里，无地不被其残灭，而闽祸始惨矣”。
之后的东亚海上贸易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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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丰臣秀吉发布八幡船禁止令（海盗行为禁止）的影响，倭寇的活动开始减少，东亚的海上贸易也因此平静不少；而类似支持反清复明运动的郑芝龙与郑成功之类的武装海商集团也是存在的，但是已经不称其为倭寇了。
倭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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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与高丽、李氏朝鲜都曾经对室町幕府要求取缔海盗行为。明朝甚至于与日本发展了勘合贸易。而高丽王朝的灭亡与李氏朝鲜以倭寇根据地名义进攻对马岛也是受到倭寇的影响。
八幡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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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室町时代到江?跏贝暮５链ǔ莆酸Υ馐怯捎谫量芤浴鞍酸Υ笃腥弊魑熘摹?
活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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倭寇的根据地包括日本的对马岛、壹岐、平户岛、五岛列岛，以及中国、朝鲜半岛与的沿海岛屿、台湾岛、海南岛。
荷兰人未到台湾之前，台湾也是倭寇的活动据点，学者研究亦证明，在台湾活动的倭寇，亦是漳泉一带日本方面有贸易的著名海商或海盗，不是日本人。
知名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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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浦隆信（道可）、许栋、王直、李旦、颜思齐、曾一本、郑芝龙
韩国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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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韩国正史《世宗实录》中，叙述“前朝之际，倭寇兴行，民不聊生。
然倭人不过一二，而本国之民，假著倭服，成党作乱。”《太宗实录》又写“或时，假倭为寇。” 纪录寇边的倭寇，其组成实以韩国人为主。
其他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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倭寇：古代日本海寇。日本古称倭奴国，故中国古代史籍将这些日本海寇以及后来与之勾结的内陆奸民，通称为倭寇。
自元末至明万历年间，一部分日本武人、浪人（流亡海上的败将残兵）、海盗商人和破产农民，不断侵扰中国、朝鲜沿海地区，前后历时达三百年之久。
明代倭寇的活动，以嘉靖朝为界可大体分为两个时期。前期是从元末、明初到正德年间。
元末，日本进入南北朝分裂时期，其内战中的败将残兵、海盗商人及破产农民流入海中，乘明初用兵之机，屡寇滨海州县。洪武时，海防整饬，尚未酿成大患。经永乐十七年（1419）六月的望海埚之战，明辽东总兵刘江率师全歼数千来犯之倭后，倭寇稍稍敛迹。
正统以后，因明代海防逐渐空虚，倭寇侵扰时能得手，致倭患又起。这一时期的倭寇成员多为日本本土之人，除赤裸裸侵扰外，还利用中日间存在的“勘合贸易”载运方物和武器。路遇官兵，则矫称入贡；乘其无备，则肆行杀掠。
总的说来，嘉靖以前，倭寇侵扰只限于个别地区，时间亦短，尚未成为明朝东南地区的严重祸患。
嘉靖以后，是倭寇活动加剧的时期。其原因有四：
①战争造成日本各阶层人士的大量破产和失业，遂多流为寇盗；
②由于日本商业的发展，大小藩侯的奢侈欲望愈益增长，对中国大陆各种物资和货币的需求更加强烈；
③日本室町幕府已名存实亡，无力控制全国政局，诸侯各自为政，尤其是南方封建主，将掠夺中国大陆视为利薮；
④这一时期有大量的中国商人、破产农民和失意知识分子等，由于各种原因留居日本。
其中有资本者纠倭贸易，无财力者则“联夷肆劫”，成为嘉靖隆庆年间倭寇的重要组成部分，构成这一时期倭寇的一个显著特点。如侨居日本的倭寇首领汪直、徐海、毛烈、陈东、叶明（叶麻）、邓文俊、林碧川、沈南山等，即为此类人物。
他们伙同倭寇，在日本封建主支持下，袭用倭人服饰旗号，乘坐题有八幡大菩萨旗帜之八幡船，侵扰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掠夺大量财物。但此时明世宗朱厚?忻孕诺澜蹋晃收隆Ｑ厢宰ㄈǎ盎吖校吕糁胃埽奶裎滏遥睾Ｊ勘罅刻油觯酱窦酰７郎枋┚迷馄苹担量芑疃碧峁┝丝沙酥?
嘉靖二年（1523）六月，日本封建主大内氏使臣宗设、谦导与细川氏使臣瑞佐、宋素卿，因争夺对明贸易，在中国土地上相互厮杀。
宗设格杀瑞佐，又以追逐宋素卿为名，大掠宁波、绍兴一带。杀掳明朝指挥刘锦、袁琎等，夺船出海而去，此即震动朝野的“争贡之役”。此后，明朝政府要求日方惩办宗设及倡首数人，放回被掳中国官民，缴还旧有勘合，遵守两国所订之约，如此方许换给新勘合，继续贸易。
日方没有答复这些要求，致使双方贸易实际中断。由是倭寇走私贸易猖獗，并伺机多方掳掠。二十一年，倭寇由瑞安入寇台州，攻杭州，侵掠浙江沿海。二十三年，许栋、汪直等导引倭寇，聚于宁波境内，潜与豪民为市，肆行劫掠。
倭寇在山东、南直隶、浙江、福建、广东沿海大肆烧杀掳劫，江浙一带民众被杀者达数十万人，严重破坏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威胁东南沿海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激起中国朝野上下各阶级、各阶层人民的愤怒反抗。福建巡抚在谭纶、戚继光、总兵俞大猷等领导下，东南沿海军民浴血奋战，抗击倭寇。
三十二年，俞大猷率精兵夜袭普陀山倭寇老营，重创倭寇，又在王江泾歼灭倭寇两千人。四十年，戚继光率戚家军等在台州九战九捷，痛歼入寇台州之敌。此后，戚、俞联合，基本肃清福建、浙江倭寇。四十四年，戚继光与俞大猷二军配合，击灭盘踞在广东、南澳的倭寇。
至此，东南沿海的倭寇最后荡平。
今年学者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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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有的学者对于倭寇的性质，提出新的看法，认为嘉隆间的倭寇，是明朝严行海禁造成的。它是中国封建社会内资本主义萌芽时期东南沿海地区以农民为主力的，包括手工业者和商人等各阶层人民在内的，反对封建地主阶级及其海禁政策的进步斗争，这种斗争是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阶级斗争，而不是倭寇为患。
问题还在讨论中，尚无定论。
倭寇罪行始末辩——兼驳为王直翻案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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倭，为中国古代对日本之称。见于《山海经》、《后汉书》。故倭寇，实乃日本之海盗。
倭寇之发生，为明代最盛。
然则，倭寇非明代之独有，倭寇一词最早见于文献者为高句丽好太王碑文，此碑在吉林省集安县。碑文于好太王十四年（纪元404年）条目载“倭寇溃败，斩杀无数”。此乃日本学者田中健夫考证（《倭寇——海上历史》）。
眼下，对倭寇罪行翻案者有之，扼腕者不乏，同情者大有人在，故为文以正。
1。倭寇之出现——明廷的海禁政策是在倭寇疯狂侵略的非常情势下被迫提出的，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保护国家安全和民众利益的防范性政策，不是海禁引来倭患，而是倭患导致了海禁。
倭寇一词出现于中国，最早见于《明太祖实录》一书，记载了洪武二年倭寇劫掠山东、苏州、崇明的情况。但是，倭寇对于中国沿海的掠夺绝非始于明朝，《元史。兵制二》记载1308年，日本商船焚掠庆元。
这才是倭寇对中国最早的侵略，到明初，已经规模很大了。
基于以上史实，中国明史学会会长张显清先生在其《关于明代倭寇性质问题的思考》中指出：“明廷的海禁政策是在倭寇疯狂侵略的非常情势下被迫提出的，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保护国家安全和民众利益的防范性政策，不是海禁引来倭患，而是倭患导致了海禁。
所谓海禁是有条件的，局部性的，而不是一般的反对所有的海外通商，不是完全禁海，不是闭关，官方市舶贸易非但没有禁止，有时还很活跃，并于正德年间出现了由市舶贸易向海外市场贸易转变的趋势，只是为了防范‘ 奸民’（也就是王直这样的人）与倭寇相结合，防范倭寇乘机而入，才禁止沿海居民私自出海。
就是说，海外贸易是由官方来控制，而不是绝对禁止。用‘闭关锁国 ’来概括明太祖以来的海外政策是不准确的，所谓‘闭关锁国’引来倭寇更没有根据。”
倭寇之出现，是与日本的武士阶层的特性分不开的。日本学者井上清著《日本历史》一书中说：“杀人、劫财、强盗为武士的习性。
”而在日本自13世纪起的两次变乱（南北朝对立、战国时代）之中失去知行领地的武士成为浪人后率先向海外寻求出路而形成海盗。此后，日本沿海大名（如大内、细川）见有利可图，便加以支持，于是形成有组织的侵略行经。
及至王直等汉奸败类加入以及明代海防废弛、国内土地兼并严重等情况，遂导致了嘉靖时代的倭寇大规模入侵。
由此看见，倭寇之祸是家贼引外鬼的结果，而非什么民族内部矛盾。明倭寇为患尤烈不仅仅是来自日本海盗的凶残本性，更是因为有象王直这样熟知东南兵力部署、地理环境、物产风物的所谓“杰出”人士为伥为向导为助力，才会真正形成明际三大祸患之一，最终动摇了明朝的基业。
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王直之流不仅仅是做伥，更主要的是他主动的投入到这一“事业”中，还把中国还处于萌芽的海洋之花变成了毒芽，最终成为守旧士大夫们葬送一个大陆海洋梦的口实！
2。倭寇之成因及王直等人叛国之目的——王直带着鬼子进村了！
关于倭寇之成因，咱们先看看日本学者是如何解释的。
田中健夫在《倭寇与勘合贸易》一文里写道：“因经济拮据，无法依靠国内（这个国内当然是指日本）的产物生活，所以铤而走险到海外去。”
这个海外是指哪里呢？勿庸置疑，是当时的中国和高丽。
其实，田中的这个说法还是照顾本国的面子的说法，台湾学者郑梁先生指出“倭寇成群结队的从事劫掠时，非有许多船只不可。
”
这一句说的好！造船是要钱的，何况是造可以跨越东海的大海船，没钱造得起吗？因此，他们的行为完全是对财富的贪婪欲望使然。同理可见，王直等人也是在巨大的利益驱动下附逆作恶，为了自己的贪欲而甘心成为汉奸的。
以下就是他们作为海盗的掠夺破坏行径：
嘉靖三十二年，萧显攻上海，“焚治所，掳掠子女财帛不可胜数”（《虔台倭纂》）。翌年三月，“贼深入内地，杀掠甚惨，数百里内，人皆窜亡，困苦极矣”。四月，“掠袁花镇，焚劫甚惨……随处劫掠人口，”男人做炮灰，女人白天做缫丝苦役，夜晚轮奸。
五月，攻韩撖浦不下，杀男女千人泄愤。“此党贼留居我土，凡四旬有三日（123天），杀害数千人，荡民产数万家”。六月，贼退石条街，抢劫放火，烧毁数百里房屋。三十四年正月初三，贼袭击夹石口镇，放火三日，死者无数。
后攻崇德，将当地的丝绵工场抢劫一空。五月犯长安镇，平民死伤者堵塞了路途，繁华乐土一夜之间化做荒野。犯湖州街市，大肆毁坏掠夺，杀人无算，城边流血数十里……（《倭变事略》）
以上这些惨无人道的奸淫烧杀，抢劫掠夺的例子不胜枚举。
汉奸们勾引倭寇，将江南富庶之地当作他们发财致富、杀人泻欲、欲取欲求的乐土，化繁华为白地，变殷实为贫穷，使商贾云集之所一夜之间尽成瓦砾。倭寇所过之处，人民大量死亡、被掳、逃亡，农业与工商业遭到严重破坏。
但是王直等辈在掠夺到财富后可曾将其转化为资本进行过任何增值性的投资与建设吗？他们只是完全彻底的破坏，然后将掠夺所得饱肥私囊，挥霍一空！对此，那些大喊着把东南百姓生计放在第一位的人为何视而不见呢？还是昧着良心装做看不见？
资本的萌生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来吸引投资，招徕客商繁荣交易。
站在北京皇帝的龙庭眺望：向西大漠阻隔，向北极地寒冰，那么当我们向南张开风帆的时候，王直带着鬼子进村了！他们进犯的沿海地区正是中国资产阶级萌芽的主要地区，他们的烧杀抢劫正是摧毁扼杀这些地方的微弱萌芽的凶残魔手！试问世界上有哪个繁荣的资本主义是建立在不断的被掠夺和被摧残的废墟之上的，自我中华百年兵连祸结以来自虐情节就不断困扰我们寻找真理、破开坚冰的脚步。
那些倭寇翻案把王直看作民族的脊梁的人不正是那些在我们不断上升的复兴道路上再次把我们拖向愚昧与甘愿受虐的绳索么？警惕啊！美丽罂粟的结晶叫鸦片！
3。倭寇之构成——其中多数普通百姓都是被蒙蔽、裹挟进去的
有些人认为，倭寇的主体是中国百姓。
认为真倭不过占30%，假倭，也就是中国人站70%。甚至认为那30%的真倭也是雇佣兵性质。王直、徐海、陈东、麻叶，萧显等人才是倭寇的真正首领。
但是，看一支武装队伍的主流要看什么？要看其在为谁服务，看其武装的性质。
否则，封建时代的军队主体是农民，却代表地主阶级利益；日本侵华时期在华北、东北组织的伪军也就会因其主体为农民而成为农民武装了吗？而无论哪个时代，都是以少数领导者来支配大多数百姓。
至于投入倭寇的中国人中，其中多数普通百姓都是被蒙蔽、裹挟进去的，还有是元末起兵的张士诚、方国珍残部逃亡海外，再其余便是如王直这样的地痞无赖。
且并非站绝大多数。倭寇“随处劫掠人口，男则导行，战则令先驱”；“贼以掳民为先锋，使敌我兵而自脱去”。（采九德《倭变事略》）
再看战绩：嘉靖四十二年平海卫大捷“真倭首功二千二百余名颗”；四月二十六日夜，明水军“冲倭寇船四只，生擒真倭27名，斩首级20颗”（《谭襄敏公奏议》谭襄敏公即抗倭名将谭纶）。
这些战斗之中均无“从贼”者，即无中国人。四十三年的仙游之战，围攻之贼“几二万”（戚继光《戚少保奏议》），其中“真倭实有万余”（《谭襄敏公奏议》）。可见，真倭绝非所谓的“十之一二”，甚至是倭寇之主力！
大量史实证明，是先有倭寇，而后王直引以为援奥为祸国家民族，一逞个人私欲。
没有王直倭寇还会来，但是有了王直引路，倭寇劫掠便更加得心应手！倭寇在中日历史上第一次引起如此巨祸，不是王直给倭寇做了指路明灯又是什么？王直不是汉奸又是什么？！
4。王直等人的真实嘴脸——汉奸
有人说，王直等人是封建时代的资本主义萌芽的代表，是开拓海外市场的先驱者。
他们与明朝的对立是民间自由贸易的诉求和闭关锁国政策之间的对立，并因此将倭寇之祸归类为国内矛盾。
对于真倭与王直等人之间的关系，明朝兵部尚书杨博如是说：“倭奴非内逆无以逞其贪狼之志，内逆非倭奴无以遂鼠窃之谋”。
此诚一针见血之论！充分指出了二者之间是相互利用，狼狈为奸的关系。正是有了这些熟悉内情的民族败类的指引，倭寇才会在三百年见间愈演愈烈，形成中国之大患！
也有人说，王直等人是倭寇真正的首领。这又是一种谬论。
王直在接受胡宗宪招抚的时候，说日本三十六岛都听他的指挥。这纯属为了获得谈判筹码而自吹自擂。别说是真倭，便是称为其部下的陈东、徐海等人也未必听他的指挥。如果他真的拥有那样大的权威，在他表示归附明朝时，陈东攻打桐乡，他只需下一道命令便可制止，又何劳胡宗宪再使离间计来对付徐海呢？倒是王直在他写给胡宗宪的书信里面说出了实情：日本战国纷争，沿海诸大名各自派遣海盗，需要“便历晓谕”和“抚谕各国”，才能“杜绝诸夷”（《倭变事略》）。
可见，他不过是那些贪婪大名之中的某一家的走狗而已，而并非倭寇之首领。
其实，王直能居留平户，也是通过“倾赀勾引”的手段，即向当地日本领主进献大笔钱财来换取居留权的。所谓的“夷人大信服”，不过是花钱买来的。
他在日本人的眼中不过是获取财富的工具而已，什么日本人的恩人之说，不能成立。
还有，如果王直真的“征服了日本”，是日本三十六岛倭寇的真正领袖，那么在他于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十一月入狱后，倭寇之祸便应当减轻或者杜绝了，但此后的从嘉靖三十七年（1558）正月到四十三年（1564），倭寇又先后入侵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沿海，其规模之大，多至数万之众，丝毫不逊于王直等人的时代。
再看看与王直同时期的其他汉奸的面目。
徐海本来是佛门弟子，却被他的叔父徐惟学骗到日本，作为借款抵押大偶国夷。徐惟学利用这笔钱组织倭寇侵犯广东，被明守备墨孟阳杀死，于是徐海就要做倭寇，通过劫掠来还债（《天下郡国利病书》）。
可见，他的主子还是日本人。
陈东是“萨摩州君（应该是大名岛津氏）之弟掌书记（秘书）酋”，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胡宗宪说服徐海归降时，让他捉陈东作为进见礼，于是徐海出千金贿赂萨摩州君之弟，使他将陈东交到了自己的手中，然后现给胡宗宪。
（《筹海图编》、《虔台倭纂》）可见，陈东这个所谓的“掌书记”不过是一个被日本主子抛弃的可怜奴才而已。
《西园闻见录》中记载了这样一段被掠的中国人在倭寇内部的见闻，见闻的主角是“多谋善战，王直亦惮而让”（《筹海图编》）的厉害角色萧显。
这个被掠的中国人是华亭泾（上海）人杨元祥，他在遭到审问后供述了南翔地方的富庶。倭寇大掠南翔后，杨元祥乞求得到释放，萧显却先要带他去见日本船主。“船主，日本人也，不知其名也。（萧）显见叩首，陈（杨元）祥之功”。
此后，杨元祥才被放回。可见，这个连王直都忌惮的萧显连释放一名俘虏的权利都没有，还要向其日本主子叩首禀报，求得同意。如此可怜摸样，也算是倭寇首领吗？
《论王直的倒掉————中华的大陆坚定和海洋迷失》一文之中，错误的将封建主义自身的缺陷与外来侵略混为一潭。
譬如一人得病期间，却又被另一个人拔刀砍伤，难道砍他的人是在为病人治疗吗？这病人便是明朝，而凶手就是倭寇。如此道理，实在是闻所未闻，更加难以自圆其说。
难道如戚继光、谭纶、俞大猷等保卫海疆、保卫民众、反击侵略的民族英雄反而是阻挠中国进步的反动力吗？
故此，王直之倒掉，实是为国家去一毒瘤，为百姓斩一凶手，为天下除一奸佞的大快人心之事！纵将此人剖肉烹食，分飨江南万千受害百姓，亦不足抵偿其对天下苍生所犯下的无边罪孽！
。收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