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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关于“古代文人与兵器”的文章

我们最近在学韩静霆的《生论剑》,老师让我们回去仿写一篇文章,内容是关于古代文人与兵器。我只要有一篇能过关的就行了,不需要质量太好的。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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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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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北宋欧阳修《日本刀歌》发端创始,“日本刀”成了一个诗家特定的吟咏题材,这一现象传到明清两代,一直绵延不断。我们第一个要介绍的是明代政治家、文学家唐顺之,他曾得到一把日本刀,挥笔写成一首《日本刀歌》。
  其中咏道: 有客赠我日本刀,鱼须作靶青绿绠, 重重碧海浮渡来,身上龙文杂藻行。   怅然提刀起四顾,白日高高天炯炯! 毛发凛冽生鸡皮,坐失炎蒸日方永。 闻到倭夷初铸成,几岁埋藏掷深井, 日陶月炼火气尽,一片凝冰斗清冷。
  (30) 唐顺之是明代学人中出类拔萃的博学家,他精通武艺,也参加过抗倭战争,他的《日本刀歌》不仅为这一传统题材注入了新的内容和特色,而且为我们提供了明代日本刀的珍贵资料。  当时上乘日本刀的刀身都呈现各异光花纹,这正是汉以前中国优质剑刀的特点,古代相剑家们的本领之一,就是根据这些纹理来判断一柄剑刀的质地和品位。
  (31)“身上龙文杂藻行”,显然是指一种龙形配以藻饰的花纹。明末遗民学者屈大均曾说,日本刀刀身的纹饰种类很多,有龙虎细纹、旋螺花纹、芝麻雪花纹之类。  (32)埋藏深井的说法未必可信,但一把出色的剑刀,往往需要长时间的锻炼,并需经过一番特殊处理后才能成功,这一点,在中国的古籍中也不乏记载。
  唐顺之以外,明代剧作家汤显祖也写过一首叫《倭寇刀子歌》的诗,对一把据传是“倭王”所铸造的日本刀备加称颂。(33)万历间文学家宋懋登曾有《日本刀记》一文,文字不长,不妨录之如下,以见明代文人对日本刀的崇尚和寄情之深:“丙申秋日,侍师於真州公署,时余年二十八矣,犹有不羁之思,从师乞日本长刀一口。
    师尤之曰:泰宁之朝,安用三尺?余对曰:锋锷可仪。佩之几年,真成鸡肋,竟赠之武人。此刀风雨夜,时飒飒有声,时晨离鞘常二寸许,亦灵物也。迨壬寅以先慈讣南奔,值夜,复宿是馆,弦月积雪,风景凄然,回念壮心,恍如隔世。
  日月不居,老将至矣,此英雄所以抚髀而泣也。”(34)宋懋登所表达的,其实是中国文人早在先秦时代就已出现的书剑情怀,是一种以剑比德而寄志深远的精神境界,同类作品在古代诗文创作中并不罕见。  然则,不同的是,古人习惯于使用诸如太阿、湛泸、青萍、龙泉一类宝剑名称,在宋懋登笔下却换成了“日本刀”。
  这是一个蕴义深刻的变化,它包含着中日文化交流融合的成果,也是日本剑刀的综合优势所造成的文化幅射力,确实使中国士人不能不为之折服,不能不对之产生敬重之情的显证。中国文人对日本刀剑的题咏之作,在明末清初达到高峰。
    举例说,明末清初广东著名诗人陈恭尹、梁佩兰、王邦畿等人都有《日本刀歌》传世;清初诗人李锴、周茂源、马维翰等也有同名诗作。此外还有《琉球刀歌》,清初诗人陈午亭、顾河图等人的集子中可以见到。
  这类诗数量不小,我们就不一一引录了。日本刀的犀利精美,以及它的人文象征意义,使它必然成为受到普遍喜爱的收藏品。  在明清时代,收藏者除了上面例述过的汤显祖、宋懋登这样的文人外,还有各种不同类型的人。
  嘉靖年间主持东南抗倭战争的名将胡宗宪曾藏有一把所谓“软倭刀”,“长七尺,出鞘地上卷之,诘屈如盘蛇,舒之则劲自若。”(35)这是日本刀中的无上精品,屈大均在澳门曾多有所见,住在澳门的“澳夷”也都非常喜欢这种伸屈自如的软剑。
    (36)有趣的是,就连明清之际以色艺志节冠绝一时的江南名妓柳如是的案头,居然也有一柄倭刀。崇祯六年(1633),柳如是与华亭举人宋征舆(辕文)交好,二人情谊笃深。后来,宋遭母亲斥责,柳又为地方官驱赶。
  于是,柳“案置古琴一张,倭刀一口”,请宋来商议对策,不想宋竟怯懦退避。  柳大怒,“持刀斫琴,七弦俱断”,表示二人感情的了断。(37)这足以说明日本刀传播之广,亦见制作精美的日本刀已经成了中国人雅俗共赏的把玩之物。
   除了题咏、收藏外,还有一些人,特别是一些有识之士,他们曾注意到日本刀的制作工艺及其制度规格等,但深入研究者并不多。毋庸讳言,明人在这方面是相当迟钝的,对日本剑刀的优良工艺,赞赏感慨者多,仔细考察者少,研究仿制者更少,至今我们尚未发现明代人(包括清初人)关于日本剑刀制作工艺流程的调查研究之作。
    就以杰出的科学家宋应星为例,他曾说:“倭国刀背阔不及二分许,架于手指之上,不复倚倒,不知用何锤法,中国未得其传。”又说:“其倭夷刀剑,有百炼精纯、置日光檐下则满室辉耀。
  ”(38)仅此而已。武术家程宗猷(冲斗)也曾说:“(日本刀)锻炼精坚,制度轻利,鞘把等物各各如法,非他方之刀可并。  且喜磨整,光旭射目,令人寒心!”(39)这类誉美之词,都没有多少实质内容。
  真正对日本刀用心做了记述的,似乎只有两家,其一是嘉靖间东南御倭主将胡宗宪的幕僚郑若曾,其二是明末广东遗民屈大均。郑若曾在《筹海图编》卷2《倭国事略》中,有“倭刀”一节云:“(刀有高下,技有工拙。
    倭之富者,不吝重价而制之,广延高师而学之;其贫者所操不过下等刀耳。善运刀者在前,冲锋可畏,颇有限也。中国人不知,望之辄震而避焉。擒获倭刀,亦莫辨高下,混给士兵,故志之。
  )大小长短不同,立名亦异。每人有一长刀,谓之佩刀;其刀上又插一小刀,以便杂用。又一剌刀,长尺者谓之解手刀;长尺余者谓之急拔,亦剌刀之类。  此三者乃随身必用者也。其大而长柄者乃摆导所用,可以杀人,谓之先导。
  其以皮条缀刀鞘,佩之於肩,或执之於手,乃随后所用,谓之大制。又有小裁纸设机刀,出长门,号兼常者最嘉。上等:上库刀。(山城国盛时,尽取日本各岛名匠,封锁库中,不限岁月,竭其工巧,谓之上库刀。其间号宁久者更嘉,世代相传,以此为上。
    )次等:备用刀。(以有血漕为巧,刀上或凿龙,或凿剑,或凿八幡大菩萨、春日大明神、天照皇大神宫,皆形著在外为美观者。)”这段文字万历年间又被李言恭的《日本考》所全部照抄,故颇有传播,是嘉靖以后明人了解日本刀制度、类别的主要依据。
  郑若曾(1503――1570),字伯鲁,号开阳,江苏昆山人。  是一位深怀报国之志的文武兼备人才,被茅元仪称赞为“古今一奇士”,(40)。《筹海图编》是在胡宗宪的具体支持下完成的,而发凡起例则是受了唐顺之的启示。
  郑若曾留心海防,对日本、朝鲜、安南等问题均有研究。他对日本刀的记述没有说明材料来源,但可信度较高,不是一般文人的稗贩文字可比的。  屈大均(1630――1696)是明亡以后南北遗民群体中的翘楚人物,是著名诗人、史学家和博物学家。
  他在《广东新语》卷16《器语》曾对日本刀有所记述: “粤多番刀,有曰日本刀者。闻其国无论酋王鬼子,始生,即以镔铁百淬之溪中,岁凡十数炼,比及丁年,仅成三刀。其修短以人为度,长者五六尺,为上库刀;中者腰刀;短小者解腕刀。
    初冶时,杀牛马以享刀师,刀师卜日乃冶,以毒药入之,刀成埋诸地中,月以人马血浇祭,於是刀往往有神。其气色阴晴不定。每值风雨,跃跃欲出,有声,匣中铿然。其刀唯刻上库者不出境。
  刻汉字或八幡大菩萨、单槽双槽者,澳门多有之。以梅花钢、马牙钢为贵。刀盘有用紫铜者,镂镌金银者,烧黑金者,皆作梵书花草。  有小匕在刀室中,谓之刀奴。其水土既良,锤煅复久,以故光芒炫目,犀利逼人,切玉若泥,吹芒断毛发。
  久若发硎,不折不缺。………其软者,以金银杂纯钢炼之,卷之屈曲游龙,首尾相连,舒之劲直自若,可以穿铁甲,洞坚石。上有龙虎细纹,或旋花纹,或芝麻雪花。抵越鹚康则见,所谓绕指?蟮兑病9庞杏愠#缁罚艘嗥淅唷5锻贩沧鞫悖恢媒鹇蘧恢们Ю锞担囊耐逯S钟辛饺腥缃#霾阄疲烧椿疽唤圆豢啥嗟谩!鼻缶恼舛挝淖郑敲髑迦斯赜谌毡镜兜乃屑鞘鲋凶钕晗福沧罹咛宓囊患摇J紫龋募鞘隼醋运诎拿藕推渌胤蕉匀毡镜兜目疾欤匝奂荩匀槐戎切┮远空叩奈淖肿既范纫摺F浯危庥肭缶救说难а都泄兀灿肭缶谔厥馐贝尘跋碌恼卫砟钣泄亍4缶切鼗掣疵髦镜慕艹鋈宋铮俏娜耍浅W⒁饩路矫娴奈侍猓丛凇豆愣掠铩肪硎械谋鞲魈酰恳惶醵己茉担芟晗福从吵鏊眯闹詈陀霉χ凇U庑┒魉淙徊欢啵际乔惺悼捎玫木录家眨戎鞔话恪稗苁俺卵裕嵘陕邸钡谋槔矗?1)相距何啻天壤!屈大均对日本刀的细心考察,还有他对日本刀法的概括总结,与当时很多抗清志士对日本曾寄予希望的心理是一致的,是有所寄托的。
    从远处讲,这是戚继光实学实用精神的继承;从本人讲,屈大均不亏是一代博学通儒,他懂得兵器与武艺之间相辅相成的意义和价值,这个道理似乎很浅近,然而真正懂得的人并不多,更不要说明代那些侈谈兵学的无聊文人了。
        三       以“相击”为主要形式的剑技,是我国历史上出现很早的一种短兵武艺,其源头可以一直追溯到西周初。  到春秋时代,剑的制作日臻精美,佩剑成为身份地位和尊严的象征,剑术已经相当发达,击剑蔚为专学,特别是在东南的吴越地区。
  群雄并立、战争频繁的战国时代,随着剑在战争中实用价值的显著提高,击剑活动更为普遍。这时,社会上出现了以剑技为人效命的“私剑”、“剑士”一流人物,也就是后来“侠”的滥觞。  产生了关于剑术的专门论说和著作。
  这种风气延续到西汉仍很兴盛,击剑风行朝野,有些人以擅长击剑“立名天下”,职业剑客奔走豪门。(42)风气之下,甚至连东方朔、司马相如、田叔等一般文人也学习击剑,显然这是一种时尚,是文人高自标置的表现。
  (43)       我国历史上,击剑活动大致从周秦一直延续到了隋唐。  隋唐以前,古人常常以文章、击剑相提并论,体现了一种崇文尚武的人文精神。诗人李白自称:“十五好剑术,偏干诸侯;三十成文章,立抵卿相。
  ”便是脍炙人口的一例。(44)在我们看来,这种风气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尚武传统,是孔子文武不偏废的思想的发展。然而,随着封建专制主义不断强化,禁兵之法也日益峻密,民间习武自然受到越来越多的控制。  自宋代理学家倡言“主静”,以射御为“粗下人事”,“见人静坐,便叹其善学。
  ”这就使得重文轻武的意识社会化,以至“衣冠之士羞与武夫齿。秀才挟弓矢出,乡人皆惊;甚至子弟骑射武装,父兄便以不才目之。”(45)加上古代兵器和武艺也在不断演进变化,汉以后,剑在战阵中崇高地位让位于刀,剑逐渐衰落了。
    于是,剑的存在形式也从“相击”慢慢地向飘逸典雅的“剑舞”蜕变,及至明清,华而不实的“套子武艺”之类成了社会上剑的主要表现方式,古之“剑客”也变成了侠义小说中半人半仙的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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