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为什么写<自嘲>这首诗?
我们心目中的鲁迅一向是以民众启蒙者的形象出现的，可是仔细回味一下，我们就会发现，以上的定义很难说是没有问题的。 我记得鲁迅自己说过的一句话是：我的文章，三十岁以上的人放能看明白。这也许有当时政治环境恶劣，使他行文有时不得不隐晦的缘故。 可是，此外的其他因素也不可忽视。那就是他对自己文章文学性的追求。也就是说，作为一个有远大理想的知识分子，他对自己的定位绝对不可能仅仅想作为宣传者的作用。而当他迷恋自己的文学工作时，他所做的只会离真正的民众启迪者这角色越来越远。 诚然，如很多人所能看到的那样。虽然鲁迅一方面大肆抨击旧的文化，对文言文更显出一幅深恶痛绝的样子。但未必不是一种对...全部
我们心目中的鲁迅一向是以民众启蒙者的形象出现的，可是仔细回味一下，我们就会发现，以上的定义很难说是没有问题的。 我记得鲁迅自己说过的一句话是：我的文章，三十岁以上的人放能看明白。这也许有当时政治环境恶劣，使他行文有时不得不隐晦的缘故。
可是，此外的其他因素也不可忽视。那就是他对自己文章文学性的追求。也就是说，作为一个有远大理想的知识分子，他对自己的定位绝对不可能仅仅想作为宣传者的作用。而当他迷恋自己的文学工作时，他所做的只会离真正的民众启迪者这角色越来越远。
诚然，如很多人所能看到的那样。虽然鲁迅一方面大肆抨击旧的文化，对文言文更显出一幅深恶痛绝的样子。但未必不是一种对政治黑暗痛恨的迁怒反应。对旧的文化及其载体的文言，他的欣赏恐怕更多于痛恨。
比如他大力赞扬守旧的王国维和刘师培，认为那才是真正的国学大师，又比如他偏要把早年的文言文《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收到杂文集《坟》里，找了一大堆舍不得屏弃的理由。而且他还时时为别人写骈文，题墓志，作旧体诗（他做的新诗一塌糊涂），这固然也有赌气的因素，是为了向学衡派和国立大学的人文学者们示威，显示“我也能做古文，而且比你们做得好”，但是，恐怕和他个人对古典文学的热爱也不无关系。
这就造成一个时时显露矛盾的鲁迅：一方面骂旧文化，一方面又不得不挟旧学功底深厚以自重。就后者而言，这无疑跟当时文化风气有很大关系。 我们知道，鲁迅在东京的时候，拜国学大师章太炎为师，学《说文解字》。
那时侯虽然新学已经逐渐声势夺人，可是从胡适去美国留学，行囊中还带一整部《十三经注疏》来看，要想在国内的文史哲学界混碗饭吃，国学底子是必须要深厚的。否则难免受到鄙视。鲁迅不是一般人，他是有远大抱负的。
他在日本学习十分刻苦，和周作人购书之频繁丰富，曾引起日本报社的注意，云有支那留学生周氏兄弟二人，契契勤苦，必有大成。自从投到章太炎门下后，使他在小学方面打下了深厚功底，所以在20世纪初发表在《河南》杂志上的文章免不了要小试一番锋芒，那体现就是文辞十分古奥，一如乃师风范，常用假借词和晦涩语，就算在当时，一般知识分子也未必看得懂，现在我们的大学教授，只有完全借助字典，亦步亦趋地看。
他和周作人合译的《域外小说集》卖不出去也一点不奇怪了。而他的这一做法和章太炎其实有很深渊源。 我念初中的时候，就知道章太炎是个革命家，然而依了看革命电影的老例，以为这革命家也不过就是仅能读报纸的强壮的半文盲，哪知知道原来是有许多高深著作的国学大师呢。
章太炎曾经去日本办过报纸，鼓吹革命，可是遭到报馆负责人的指责，说他文辞古奥，几乎没人看得懂。宣传完全失去了意义，报纸销量也因此大跌。可是章太炎竟说，他的文章是为了传世的，别人能否看懂那是次要，即便是辞职也不肯稍作妥协。
这种流名后世的激情无疑会影响鲁迅，所以革命党要他去刺杀清官员，他坚决不去。因为那真是无谓的牺牲，让健壮而愚顽的国民去承担那任务还差不多。在古文写作上，鲁迅无疑有章太炎更多的影子，虽然章太炎自诩自己最得意的弟子是黄侃，但黄侃的古文和章太炎完全是两个味道，虽然好用古字的特点保留了，也只是画虎类犬，行文风格是大相径庭。
因为黄侃喜好骈文，和章太炎的文学观点完全向左。竟然这个游离于国学正统的鲁迅反而保留了章太炎文章散体句式和用词古奥的特点。不过，饶有趣味的是，章太炎呕心沥血的著作《訄书》出版时，鲁迅也只有坦言“点不断”，那也就是说，很多地方看不懂。
其实这一点不奇怪，《訄书》里充斥的是古人冷僻的成句、自己新创的概念和自以为是的学术成果背景下的奇怪的通假字，使得胡适这样的国学大师也大为头疼，很多句子只有猜着理解。王国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面试学生时，听到对方看章太炎的书，也惊奇地问对方是否看得懂。
鲁迅当然意识到这样文体的不可行。虽然他写《狂人日记》时还免不了在开头来段文言，但到《药》里，已明确表露这样一个主题：革命不让老百姓理解是不行的，否则烈士的鲜血也只好白流。问题是意识到了，但是否能做到，却又是另外一回事。
我们可以毫不讳言地说，要是在当代，鲁迅的文章现在要投寄到文学杂志去，编辑是会看不大懂的，可能不会采用。因为必须要给它作注释，看看现行的《鲁迅全集>中注释的分量就知道了。而现在有哪个刊物上的小说和杂文文章后附有词语解释的呢？就拿《阿Q正传》来说，前面一章都是阐述自己为什么要写阿Q，以及阿Q得名的由来，又扯了好一通典故，暗含许多讽刺挖苦，比如说阿Q的号如果叫“月亭”的话，那他的名字一定是阿桂之类，因为在我国文学传统里，月亮和桂花是一路货色，这自然是讽刺某些土财主的故作风雅，和把千年古鼎擦得精光铮亮一样可笑。
可是我想问一句，刚刚脱盲的老百姓有耐心看吗？文化水平低的人能领悟到其中的神来之笔吗？又诸如他在某篇杂文里为了讽刺坚持文言的人，自己特意举个例，把“秦始皇乃始烧书”写成不好懂的“政俶燔典”，然后揶揄地说“简直有些班马气”，确实，这有讽刺作用。
但不知怎的，我也似乎同时看见了鲁迅的得意，他似乎可以更加强硬地证明自己古文有司马迁和班固的水平，并不如他自己说“我只编得这一句，所以只配在报刊上投稿”，如果他没有时时发表的旧体诗和文言的《中国小说史略》和《汉文学史纲要》作垫底，他未必敢这么自嘲，因为只有自信的人才敢于自嘲。
只有明白这一点，我们才会理解，为什么当陈源等污蔑他的《中国小说史略》是剽窃之作时，他会那样的大动肝火，以至事情过去很多年，仍耿耿于怀。因为那伤害了大家对他学术功底的信任，从而会威胁到他的自信。
不管怎么说，鲁迅的白话文写作其实一直笼罩在传统的影子里。无论是他在杂文中的征引还是有时诡谲的用词，都不是文化水平低的小知识分子所能真正欣赏的，更不用说广大的农民，从这一方面看来，我们可以说，鲁迅对下层的启蒙作用是很小的，我们对鲁迅的理解大多是通过别人对其文本的传递和再阐发得来。
这足以说明鲁迅的写作实际上是贵族化的写作，他的文章是给真正的文化贵族欣赏的。
以他的作为文人的孤傲，他决不可能真正承担下层传道的作用，正如他的老师章太炎曾经做的：这个自诩可以留名千古的国学大师可以帮邹容改定《革命军》，但绝不肯亲手写类似的篇章，因为在他心目中，这样的文章浅显直白，没有传世的可能，虽然一时的影响可能异乎寻常的大。收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