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该怎么办??我想要一份怀柔区教委今年
据怀柔区教委公费医疗办公室的杜老师介绍,怀柔区教委内部实行大病统筹,在职职工住院报销起付线是3000元,3000元至5万元报销85%,个人承担15%;退休职工报销90%,个人承担10%。老王的情况,从学校到教委已经很关照了,能报的都按规定给报了。 去年,教委在正常报销的基础上,一次性补助3万元,用于还老王欠学校的钱。但老王的问题在于:“医改和个人挂钩,个人必须负担一部分医疗费,老王连应该由他付的这一小部分都负担不起。”
老王知道学校的经济压力也很大,每次报销他不敢也不想多问,但他很担忧,如果真像校长所说的,学校再也拿不出那么多医药费来,一个月需要他自己多掏哪怕几百元,那这个家以后也难...全部
据怀柔区教委公费医疗办公室的杜老师介绍,怀柔区教委内部实行大病统筹,在职职工住院报销起付线是3000元,3000元至5万元报销85%,个人承担15%;退休职工报销90%,个人承担10%。老王的情况,从学校到教委已经很关照了,能报的都按规定给报了。
去年,教委在正常报销的基础上,一次性补助3万元,用于还老王欠学校的钱。但老王的问题在于:“医改和个人挂钩,个人必须负担一部分医疗费,老王连应该由他付的这一小部分都负担不起。”
老王知道学校的经济压力也很大,每次报销他不敢也不想多问,但他很担忧,如果真像校长所说的,学校再也拿不出那么多医药费来,一个月需要他自己多掏哪怕几百元,那这个家以后也难以维系。
他更担忧儿子的未来。“立刚虽然免费做了置换手术,但是其他8处坏死的治疗怎么办,这些治疗费用国家能给解决吗?还有他媳妇的病……”
何时能让就医变得更方便
2005年,北京市为感染非典并发后遗症人员提供了免费治疗,王立刚的定点医院在怀柔,然而这家医院并没有主治医生开的“仙灵骨宝”等药,在不能转院治疗的情况下,王立刚只能从城里的病友那儿“蹭”药吃。
同样在城里治疗癫痫的妻子,因为没有办转院手续,每年1200多元的药费只能自己掏。“不方便就医,只是王立刚碰到的其中一个小问题。因为贫困,王立刚甚至没有机会选择治疗。”一位同样查出股骨头坏死的病友说。
这位病友原本希望去鼓楼医院接受中医治疗:“但我的定点医院在北医三院,被拒绝转院后我们可以选择自费,可王立刚呢,他只能是有免费药就吃,没有就停。他已被卷入了疾病与贫困的恶性循环中,生病——贫困——无力医治——病情加重——更加贫困。
”
根据调查,农民因病至贫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家庭主要劳动力患病,部分丧失或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导致家庭收入减少;二是家里有长期患病者,大幅度增加医疗费用,导致家庭负债累累而致贫。
这两种不幸,同时降临在王立刚的家里。
一位业内人士认为,要挽救像王立刚这样因病至贫的家庭,应该建立“大病救助制度”。通过财政补贴、社会募捐等形式广筹资金,设立特困病人和家庭大病补助基金,用于特困病人和家庭在封顶线外的紧急救助。
据记者了解,浙江省开化市如今已经试行上述措施,设立了100万元大病救助基金,用于超过农村合作医疗报销封顶线外的救助,可报销超出部分的30%,最高报1万元,并对于恶性肿瘤、尿毒症、糖尿病和器官移植等特殊疾病再增加1万元。
与医疗救助结合,建立农村医疗救助制度,是农村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重要补充。
在外人看来,王家有一点还是幸运的,曾在怀柔九渡河镇九渡河中学工作的父亲享受着公费医疗。“一个非农户口救了四个农业户口”。
王立刚感叹道:“如果父亲和我们一样,那这个家可真就全垮了!”
采访手记:消除盲区比强调“参合”重要
郑萍萍
从2006年开始,国家将提高中央和地方财政对参加农村合作医疗(以下简称“参合”)农民的补助标准,中央财政的补助标准由目前每人每年10元提高到20元,地方财政也相应增加10元,而农民缴费标准不变。
对这一点,包括王立刚在内的很多农民表示欢迎。不过,这并不能让他们安心地“有病就去看”。原因之一是他们并不真正清楚自己享受的权益。尽管在多方努力下,桃山村的“参合”率已达到98%,但在一些农民心里,并不完全地信任。
自2003年全国开始启动新型农村医疗合作制度以来,有些地方在宣传上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甚至将提高“参合”率当作一种政绩来做,而不是努力地在政策范围内,想方设法地为农民“参合”创造方便,以确保他们第一时间拿到补助。
任何一个制度的建设,都不是短时间一蹴而就的事。新型合作医疗终归是一种保险机制,其核心是信誉,信誉的建立更不是短期所能够实现的。
作为新一代的农民,王立刚很快就理解了新型农村医疗合作制度的好处,但对于如何实现权益,如何保障权益的获得,还存在着盲区。
从心理上给他们一种踏实,从制度上给他们更多保障,比“参合”率更重要。 (本报记者 郑萍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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