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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从它产生一开始就不可避免的与人类的物质资料生产活动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与人们的经济活动不可分割。随着社会生产力不断的发展和提高，人类社会在一次一次的变革中不断前进，教育与经济生活的关系也越来越复杂。 教育与经济的关系主要表现在：首先，由于教育具有生产性，它通过再生产劳动力和生产及再生产科学技术而推动经济的发展；其次，经济是教育发展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要素，经济的发展为教育提供物质基础保障，同时又对教育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再次，由于经济的不均衡发展，相应的引起了教育公平等一系列问题，教育与经济之间的关系纷争不断，教育产业化理念引起了许多争议。 在新时代社会背景下，教育与...全部
教育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从它产生一开始就不可避免的与人类的物质资料生产活动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与人们的经济活动不可分割。随着社会生产力不断的发展和提高，人类社会在一次一次的变革中不断前进，教育与经济生活的关系也越来越复杂。
教育与经济的关系主要表现在：首先，由于教育具有生产性，它通过再生产劳动力和生产及再生产科学技术而推动经济的发展；其次，经济是教育发展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要素，经济的发展为教育提供物质基础保障，同时又对教育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再次，由于经济的不均衡发展，相应的引起了教育公平等一系列问题，教育与经济之间的关系纷争不断，教育产业化理念引起了许多争议。
在新时代社会背景下，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更成为当今教育理论研究的一个关键问题，如何看待新时代社会环境下教育与经济的关系显得极为重要。
从1960年舒尔茨提出人力资本理论开始，人类开始寻求教育的庇护，企图在教育身上找到富国强民之路。
世界众国纷纷发展教育，对教育进行重点投资，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也开始对教育加大了投资力度，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认为教育的差异可以解释个人或国家经济绩效的差异的思想影响日盛，教育是个人和国家脱贫致富之路的思想深入人心。
于是乎，教育先行的理念和实践在当时风靡全球。日本、美国、苏联这些国家首先大胆和成功地采取了措施，进行了改革。之后，许多别的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也不顾由此带来的沉重牺牲和一切困难，走上了这条道路。
这是第一次，在人类历史上，教育在全世界的发展倾向先于经济的发展。[1]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教育远非经济增长的唯一因素，除了些许发达国家教育试验成功外，教育的扩张不仅没有带来经济的增长，甚至还导致了“文凭膨胀”、“过度教育”、“毕业生找不到工作”等问题，许多发展中的国家面临各种危机，经济发展缓慢，失业率高，社会动荡不安等[2]。
因教致贫（教育致贫）等观点层出不穷[3]。教育与经济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引起了人们的深思。各国经济学家和教育界人士提出了劳动力市场划分理论、社会化理论等理论观点，试图来平衡教育与经济的关系，解决教育改革和经济生活中的矛盾。
当福柯将知识与权力放在一起讨论时，教育社会学领域的一些学者在上世纪70年代也打开了教育中的“黑匣子”，在对教育过程中知识的探索中他们看到了知识与控制之间的关联。于是随后兴起的课程社会学，一改长期教育中“什么样的知识是最有价值的”提问，而是提问“谁的知识最有价值”这样一个富含权力意向的问题。
此问题提出以后，赢得了批评者的热情。然而当理论界仍然在讨论“谁的知识最有价值”的同时，一种新的现象逐渐凸现，即教育市场化或教育产业化。有人说，21世纪是知识经济的时代，知识和技术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
1956年，美国经济学家索罗一反新古典经济学派的理论框架，在生产函数中引入了一个除资本和劳动力之外的变量——知识和技术。1990年，又一位美国经济学家保罗·罗默提出技术进步内生增长模型，把知识完整地纳入经济和技术体系，即知识水平和人力素质是生产率提高和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之一，初步解释了知识活动是如何导致经济持续增长的，从而肯定了知识创新、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智力化的中心性。
[4]教育是培养人才，传递知识文化的主要工具和手段，因此，知识经济时代，人类生产方式在从“资本积累”向“知识积累和创新”转移的过程中，教育将毫无疑问的具有明显的经济活动性质。“知识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支撑点。
一个国家的经济越是走向现代化，科技水平和劳动力素质作用的价值就越大，教育和教育产业对整个经济的作用力就越不可忽视。谁能抢占教育产业的制高点，谁能实现人力资本的知识化、智能化，谁就有可能是始终处于不败之地。
于是，在市场经济较为成熟的西方国家，教育与市场之间建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教育的结构与规模、招生与毕业生就业、课程与教学等，都要以服务经济为目标。企业在教育领域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在北美，由美、加两国企业联盟派生的美国企业高等教育论坛(BHEP)和加拿大高等教育论坛 (CHEP)，一直在游说大学，希望大学能按照市场的逻辑转向。
与此同时，在国家政策上也表现出强烈的市场逻辑倾向。美国在里根统治时期就教育问题出台了题为“国家在危机之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的报告。报告认为美国教育未能与真正的“全球竞争力”的认识和要求保持一致，要求要提高教育质量，加强教育与经济的联系。
1988年，澳大利亚政府也公布了一份关于高等教育改革的白皮书，其主要内容也是要求高等教育接受“市场力量”的引导。[5]教育产业化或市场化在世界范围内蓬蓬勃勃的蔓延开来。
教育产业化不仅在客观上拓展了个体受教育的机会，而且吸收了大量非政府资金参与教育生产，成功的扩展了教育的容量并丰富了他的选择性。
然而教育中的知识、技术一旦商品化，它就变成了只具有外在价值、市场交换价值的工具性物品，而没有内在意义，完全异化了。在市场的逻辑下，知识商品化的后果，一是如伯恩斯坦所预言的——知识与其内在本质分离并完全去人文化，二是有直接工具实用价值的知识更容易进入教育内容。
反应到教育领域，则意味着教育将很可能完全被实用工具性知识所占据。工具性知识固然有其价值，但当教育完全被实用工具性的知识或去人性化的知识充斥时，基于立场之上的社会知识与人文知识在具体的教育实践中被驱除了，教育活动也就失去了其最本质的内涵——活泼泼的生命悸动。
因此，在经济、竞争、市场等词汇不断侵袭教育领域时，教育研究需要以更加审慎的态度对待教育与市场的关系问题。
正是基于此，把教育作为一个产业看待，在我国引起了众多争议。因为传递只有工具价值的知识从根本上动摇了教育的伦理价值基础，这样的教育最终只能成为一种需要投资并会带来额外受益的个体所有物。
我国的“新富”阶层参与优质公共教育资源的瓜分，把缺乏投资能力的社会阶层和群体排斥在外，导致社会矛盾尖锐，我国的民办教育错位。[6]虽然西方社会私立学校通常也收费昂贵，但所收学费一般全用于教育成本，甚至低于生均教育成本；但在我国，民办教育更多的时候成为个人盈利的手段，以“钱”为工具角逐既有的优质公共教育资源，造成越穷的人要花越多的钱接受越低质量的教育。
公共教育不仅没有起到促进社会平等的作用，反而加剧了教育不公平和社会分化。以致在当前教育界出现了对教育产业化取向不同态度的否定，“政府从来没有把教育产业化作为我们的政策”[7]，“（如果）教育产业化了，就毁了教育事业”[8]，我国的教育产业化陷入了危机。
然而经济对教育起决定作用，经济发展的水平制约着教育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制约着教育结构和教育体制的变化，制约着教育的内容和手段。[9]有什么样的经济体制就会有什么样的教育体制，我国现在是市场经济体制，必然要求教育体制与之相适应，也就是说我国的现代教育不可避免地会带有市场的色彩。
而市场经济最为关注的是生产效率，以及投入与产出的比例，因此，它经常又是短视的，很容易忽视社会的长远利益。如果在教育活动中，只按照市场经济的逻辑安排教育实践，最终一定会危害到教育民主，最终危害到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那么如何规范教育体制市场化中出现的盲目、趋利取向，如何处理盈利和公共福利性质之间的矛盾，成为当今教育产业化走向急需解决的问题。
首先，不能否认教育的“生产”价值，作为一种产业存在的可能。
教育与经济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活动。虽然教育不具备通常意义上的“生产性”，但知识经济时代，是以人为中心的经济时代，在这种形态下，教育不仅是一个产业，而且是经济得以持续增长的基础产业，是知识继承、传递、创新的主要途径。
教育不仅仅是一种消费性投资，更是一种生产性投资，它源源不断的生产创造知识、传递知识和运用知识的人力资本，它甚至具有比其他产业更高效率的“生产性”特征。
其次，教育评价过程中，不仅要关注教育数量上的变化，更要强调教育质量上的转变。
不论是新古典经济学提出的经济增长新模型还是内生增长理论，都认为教育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决定因素，提出的教育变量更多的关注了劳动力的质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给出的启示是在评价教育现状时，要考虑教育质量的差异[10]；在普及教育的同时，要提高教育质量；不仅要注重教育数量上的投资，更要加大对教育质量的投资，忽视了教育质量的投资，取得的效果将更差。
再次，关注教育经济活动的伦理道德内涵，加强道德建设。教育作为一种人的事业，首先具有的是人文色彩，传承人类的道德理想，受人的价值和道德规范的约束。因此，教育不仅要有“生产性”的属性，也要有“价值和意义”的属性。
教育体制改革能否成功，不仅取决于它是否拥有更大的经济效益，更取决于它是否建立起一种改进的价值和意义系统，即更优的合法性。教育视野下的经济活动不仅仅只有盈利的性质，更多的还要具有伦理道德品质，人本化的精神关怀。
最后，教育离不开社会大背景，政治上要建立完善的现代民主制度，从制度纬度规范现代教育的经济活动。现代社会是一个市场社会，教育的经济化，主要是建立起教育与市场的关系。由于市场经济本身的缺陷，如果教育真的只接受“市场力量”的引导，就无法保证公民平等的受教育机会，也无法保证教育内部各部分平衡健康的发展。
罗尔斯(Rawls，J．)相信，政治自由主义的公平正义原则，必须优先于经济自由主义的市场功利(效率)原则，否则，不仅现代民主社会条件下普遍有效的“重叠共识”(overlapping consensus)不可能，而且连市场经济的效率目标本身也不可能[11]。
教育是一项影响深远、与人们的利益密切相关的社会事业，这就要求教育研究不能仅仅从经济学的角度考虑问题，也必须从现代民主政治的角度考虑问题；政府的教育政策不能仅仅考虑教育投入的经济收益，还必须符合现代民主的原则。
教育的决策、管理，以及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只是一个经济学问题，还是一个政治原则问题。因此，从政府层面，要建立和完善现代民主制度，规范市场经济活动，合理利用资源，进一步发展教育。
总之，与经济活动的关系密切是现代教育的重要特征，盲目的任其发展或切断两者之间的联系既不现实也不可取，而且，现代教育是一项耗资巨大的社会工程，所以，必须站在经济学的角度审慎地研究教育问题，辩证地看待教育产业化问题，政府的政策也应当有助于发挥教育服务于经济发展和增强国家竞争力的作用。
在新的社会文化背景下促进教育和经济协调、健康的发展。
参考文献：
[1][2]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学会生存[M]．教育科学出版社，2005：35-36；53-55
[3]余世华．“因教致贫”原因探析[J]．教育与经济，2006（1）：59-61
[4]范明．高等教育于经济协调发展[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5]耿梅芳．国外高等教育产业化研究综述．北京交通大学．中国教育先锋网
[6]罗燕．教育产业化的制度分析：新制度主义社会学的视角[J]．教育与经济，2006（1）：46-50
[7]2004年1月6日周济在国务院新闻办举办的记者招待会上就《中国教育报》记者的提问作出的答复。
[8]2004年9月2日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做客人民网“强国论坛”回答网友提问时作出的回应。
[9]袁振国． 当代教育学[M]．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4：318-320
[10]盖伦特·琼斯．郑磊、杜育红译．教育与经济增长[J]．教育与经济，2006（4）：1-7
[11]约翰·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M]．译林出版社，2000。
45。141—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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