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

关于牡丹亭求一篇关于牡丹亭的文章

两文章，你看看，希望对你会有所帮助 昆剧《牡丹亭》的文化意义 一　　　　　　　　　　　 汤显祖的《牡丹亭》"因情成梦，因梦成戏"，"奇气郁勃，博辩纵横"，其中的独特人生感受是常人难以体会的。 他自己说："玉茗堂开春翠屏，新词传唱《牡丹亭》。伤心拍遍无人会，自掐檀痕教小伶"。时人也说，"由于作者早岁以诗文鸣于时，又是一位属于泰州学派的思想家，喜欢议论时政，所以人们对待他的剧作往往不肯'就戏论戏'，总认为戏剧形象中藏着许多机锋，寻味不尽"（《昆剧演出史稿》 陆萼庭着 赵景深校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0年 59页）。 怎样认识昆剧《牡丹亭》的文化意义？我想，首先是要看戏、看剧本，但是读一下...全部

  两文章，你看看，希望对你会有所帮助 昆剧《牡丹亭》的文化意义 一　　　　　　　　　　　 汤显祖的《牡丹亭》"因情成梦，因梦成戏"，"奇气郁勃，博辩纵横"，其中的独特人生感受是常人难以体会的。
  他自己说："玉茗堂开春翠屏，新词传唱《牡丹亭》。伤心拍遍无人会，自掐檀痕教小伶"。时人也说，"由于作者早岁以诗文鸣于时，又是一位属于泰州学派的思想家，喜欢议论时政，所以人们对待他的剧作往往不肯'就戏论戏'，总认为戏剧形象中藏着许多机锋，寻味不尽"（《昆剧演出史稿》 陆萼庭着 赵景深校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0年 59页）。
   怎样认识昆剧《牡丹亭》的文化意义？我想，首先是要看戏、看剧本，但是读一下英文译本，看看外国人的说法，也许会有所启发。再说，因为人类学的描述方法是接近于文学的，因此人类学家就可以象文学批评家一样，"解读"剧本。
  "人类学者的工作就是选择一项引起他注意的文化事业，然后以详尽的描述去充实它并赋于说明性，以便告诉他的读者理解他所描述的文化的意义"（《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马尔库斯　费彻尔着　三联书店　1998年　52页）。
   莎翁和汤显祖属于同一时代，两人都是1616年逝世的。《牡丹亭》的译者白也（Cyril Birch）说，汤显祖的"题词" 写于1598年，和地球另一面莎士比亚写《罗蜜欧与朱丽叶》近于同时。
  更为相似的是汤显祖的《牡丹亭》应了西人的一句谚语，说不尽的莎士比亚。这两位大戏剧家不仅活在同一历史时期，而且思想也是相通的。至今，不仅中国人说不尽，外国人也说不尽。"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Without visiting this garden, how could I ever have realized this splendor of spring!）这也可以是一种暗隐：不能理解古典昆剧艺术，是没有文化的表现。
  美国波士顿Cheng&Tsui 出版公司自称"骄傲"地出版了全本55出的《牡丹亭》（英文The Peony Pavilion 或拼音 Mudan Ting），并且被评为美国1981年的杰出学术著作。
  译者用的是徐朔方、杨笑梅的《牡丹亭》校注本。书封面的介绍写得简明扼要，"产生于16世纪晚期的明王朝的这本古典戏剧故事，说的是杜丽娘梦到了一个理想的爱人；但没有希望再遇到他，于是不平静地死去。她好象死了，如鬼一样不断地寻找她的梦中的爱人，直到这个爱人最后发现了她自画象；这个爱人也梦到了她，爱使她神奇地活了过来"。
   译者的"前言"首先引用了汤显祖的"题词"："天下女子有情，宁有如杜丽娘乎！梦其人即病，病即弥连，至手画形容，传于世而后死。死三年矣，复能溟漠中求得其所梦者者而生"。汤显祖知道这种"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世人是不相信的，"形骸之论也"。
  所以他辩解说，故事是有本源的，而且"人世之事，非人世所可尽。自非通人，恒以理相格耳！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邪！"这是强词夺理，但因为我们读了书，看了昆剧《牡丹亭》后，深深地感动而原谅他了。
  在汤显祖来说，"情"是伟大的，它来自内心，不可抑制，是对冷冰冰的封建理性的胜利。 的确，汤氏的官场情尽，借《牡丹亭》的男女之情表现个性解放之情，自由之情，"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
  杜丽娘不仅是少女的怀春，而且暗喻着个性解放的自由思想："至情"可以"还魂"。"作家感到人民的痛苦，青年的受压，以及知识分子的才能无所用，这种时代和社会的苦闷和渴望出路的希冀凝聚有作家的笔端，折射在杜丽娘的性格之中"（《昆剧艺术》创刊号 64页）。
  明人王思任说，"情不可以论死，死不足以尽情，百千情事，一死而止，则情莫深于阿丽者矣"。嵇康在《释私论》中说，"越名教而任自然"，人的自然本性与封建伦理道德观念之间有着深刻的矛盾。《游园》、《寻梦》二场，集中地表达了崇尚自然的思想，"可知我一生儿爱好是自然"是画龙点睛之句。
  古人寄情于戏剧，以美女来寄托自已的政治理想，这是自屈原《离骚》以来的传统，"美人香草，皆忠臣孝子之寓言"。这需要不断地领悟和反思。连伟大的毛泽东都说，读了几次《离骚》，又有新的体会。吴梅说，《牡丹亭》"在生死之际"，前五折"由生之而死"，后五折"自死而之生"（《吴梅戏曲论文集》王卫民编 中国戏剧出版社 1983年 156页）。
  杜丽娘死了再生，确实是此戏的中心，是作者希望的理想不灭。封建主义可以死灰复燃，民主主义为什么不能如杜丽娘一样"月落重生灯再红"呢？ 译者又说，在汤显祖时代，南戏到达了它普及的高峰。
  它的特点是青年男女之恋，遇到阻力，但最后是大团圆。杜丽娘是中国古典文学中最值得崇拜的女英雄之一。戏有一种闲散的优雅的味道。在优美的气氛中，用诗一样的语言，分析了戏中生死间主要的各种角色，作出了"深刻的哲学论断"。
  又说，在充满阳光的星期天的草地上，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大学生读此书，也可以做一个好梦。而且，青春少女杜丽娘，有一般性的特点。潘光旦老先生说，" 寻常在结婚以前守身如玉的青年容易做白日梦"。他以古书为证："有二八佳人，端立于上，。
  。。。。。艳丽无匹，徐乃作回风之舞，如履平地，婉转袅娜，百媚横生，两袖惹云，不粘不脱"（性心理学　霭理士原著 潘光旦译注 生活读书新知出版社1988年 172页）又有宋代一女，年十七卒，"每当疏雨垂帘，落英飘砌，对镜自语，泣下沾襟。
  疾且笃，强索笔自簪花小影，旋视良久，一恸而绝"（同上 179页）。明代杭州有女伶名商小玲，以色艺称，善演汤显祖《牡丹亭·还魂记》，后因片面相思，郁郁成病，终死在红氍毹上。 这些古书上的描写，和杜丽娘何其相似乃尔。
  李渔的朋友苏州人尤侗作《钧天乐》。此剧嘻笑怒骂，攻击科场黑暗。又与《牡丹亭》相通，主人翁"为情而死，死可以复生"。近代何其芳《画梦录》 中也写过一个农家十六岁小女的早夭。"现在我梦里是一片荒林，木叶尽脱。
  或是在巫峡旅途间，暗色的天，暗色的水，不知往何处去。醒来， 一城暮色恰像我梦里的天地"（《画梦人生》何其芳美文 何乃光编 花城出版社 1992年 1页）。 二 译者的另一本精心之作是《中国人的舞台－明代精英戏剧》（《SCENES FOR MANDARINS The Elite Theater of the Ming》Cyril Birch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一书。
  它的主题是介绍明朝精英和舞台的关系。他曾在伦敦大学的亚非学院学习和教授中文。这个学院，我是去过的，里面的中文图书馆据说是英国之最，里面的外国留学生特别多，黑人很多，墙上还挂了大幅的中国传统山水画，只是我在学院的食堂里吃过的一顿洋饭倒不敢恭维了。
   只是无巧不成书，白也教授此书开头有一段与我的一次看戏的现场觉特别相似。这位美国老专家说，昆剧产生于17世纪转折期，这是中国戏剧的黄金时代。设想"四百年前，一些外国人访问了大运河边的苏州古城"，"其中一些人被邀请参加中国人私人住宅的社交活动"；"今天是我们的朋友江苏省总督的生日，我们和一个小群体一起庆贺。
  总督的衙门比通常安静"，"在宽敞的住宅里有大型的活动"。他还说，这是一个春天的日子，牡丹花也开了，竹林里的路也扫干净了；厨房里准备了太湖的鱼；在新建的大厅里有些冷；看戏的厅堂十分高大，装饰精美。
  最主要的是有戏，家班和乐队已经在台侧等候了，点的戏是"轻松的喜剧，对话充满智能，唱腔如诗如画"。白也老先生介绍的背景和我们今天看戏的背景何其相似，博物馆古戏台就是在昔日的总督（实际上是巡抚）府内，后面是拙政园。
   台上王芳扮演的杜丽娘正唱着：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 　　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 　　良辰美景奈何天 　　便赏心乐事谁家院 台上基本上是一人一桌一椅一灯。但在长达一个半小时的演出中，却把观众带进了艺术境界之中。
  这折由"传"字辈和张继青老师等教的《牡丹亭》，"幽深艳异之致，为古今诸曲所不能到"，可以说是我国传统戏曲中艺术表现手法的典范。如果演员缺乏足够的功力，是决不能胜任演出的。台下，观众沉浸于昆曲的美之中，唯恐曲终人去。
  昆曲是最能表现中国传统抒情的一种艺术，它把歌、舞、诗、戏合成那样精致的一种形式。西方一些歌剧似是有歌无舞，一味地唱，遗憾的是近来炒得很红的京剧《中国贵妃》倒有些象外国歌剧了。昆曲却能以最简单朴素的舞台，表现出最优美的情感。
  在现代全球商业文化一统天下的情况下，苏州还是有这样传统文化的精品，实在是苏州人的骄傲。现在要继续保持这个地位，就得一代一代传下去。 案头本子再好，剧本再缩编，如果没有舞台的发挥，影响是不会这样大的。
  传统的几百年留下的演出手法，是世世代代的老一辈演员传下来的，是非常珍贵的。的确，不少传统折子戏经过数百年来的创造性劳动，演员的不断加工处理，演员的表演经验使之显得更加光彩动人。如苏州清代集秀班是"苏班之最著者，其人皆梨园父老，不事艳冶，而声律之细，体状之工，令人神移目往，如同古会。
  非第一流不能入此"。清代金德辉擅演闺门旦（昆班叫五旦），《寻梦》是其代表性演出。他的演出，"冷淡处别饶一种哀艳"。令人想起古人的诗："氍毹祗隔纱屏绿，茗炉相对人如玉"，"当筵唤起老临川，玉茗堂中夜深魄"（《鸳湖主人出家姬演〈牡丹亭〉歌》，《明诗纪事》辛卷二十二）。
  这是多么动人呵！ 苏州昆剧《牡丹亭》是到文革以后，重振旗鼓的。这时人们才重新承认了昆剧的崇高地位。这是当时张继青演出的意义。长期以来，昆剧没有这样的地位了。张继青的这段歌舞："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十分精彩，据说是超过"传"字辈，也超过梅兰芳（仅就此而言：在59年代的记录片上，作为老年男性的梅再演花旦，自然是不及青年女子美丽了）。
  张继青中年时表演也不凡。虽然，台下是一个普通的妇女样，但台　上可以表现出一个年轻的小姑娘，仍"喉若雏莺静女"。正如古人所说，"清柔而婉折，一字之长，延至数息"， 运气自如。她并以宁静的舞姿表现忧郁的心情，有时略开笑颜，摇扇舞袖，与飞燕啼莺共游园。
   传统的《牡丹亭》就是这样朴质无华，"本色清言、寻常茶饭、绝俗离世"。 在忠王府古戏台的演出方式，一如旧制，包括出将入相、检场等，灯光也用的是大白光，突出的是演员的表演。朱家?美先擞绕湫郎驼獬鱿返陌樽喾绞剑鲇媚舷遥慈遥┖驮虑佟Ｋ担?何必非要加大提琴、大贝司呢？昆曲，就是要听她清雅的风味，配乐如果搞得太浓艳，有时会破坏古典的韵致和意境"；"并不是外国有的乐器，都可以搬进昆剧里来的，关于这一点，我们的前辈早就注意到了。
  那么多的中外乐器，为什么都没'引进'昆曲呢"？朱先生强调说："古人不是傻子。他们知道昆曲应以怎样的风貌示人。其实，昆曲的配乐经过好几代人的磨洗，已经找到了和谐的结合方式，如一般用两根笛子和三弦、月琴，生旦戏加笙，净丑戏加唢呐等"。
   　 外国人也来"游园"了，现在有不同版本的全本《牡丹亭》演出，这是全世界的热潮。一是由美国华裔导演陈士争执导的全本55出《牡丹亭》，我在网上，看到了陈士争执导的全本55出《牡丹亭》广告。
  后来，还看到了全本的录象。另一是上海昆剧团自排的《牡丹亭》。香港学者古兆申，也有意新编《牡丹亭》。他说，我的原则只有两条：第一、改编本必须充分发挥原著的题旨；第二，必须保留昆剧舞台艺术的优点和特色。
  我想，再下去，也许要有一种新的改编，可参考西方大片英国《莎翁情史》，将莎士比亚的事迹与《罗蜜欧和朱丽叶》的情节穿插在一起，但这种创作方法在清代蒋士铨的《临川梦》一剧中早有表现，汤显祖和杜丽娘都在舞台上出现。
  苏州仍需要一个比较全的本子。顾笃璜整理过《牡丹亭》一个本子，已经试演过。现在还有他人，加工演出。剧本缩编是一项本事。苏州作为发源地，在坚持传统特色上应当做得更好些。 三 这种剧本的改编在明代也是一种风气。
  明代人李渔把是否适合登场搬演作为衡量审度剧本的重要标尺。何况，《牡丹亭》有五十五出之长，还有地方色彩。《牡丹亭》脱稿后第二天就排演，第三天就演出。但有不同艺术观点的吴江沈璟依据昆曲格律加以修改，以后又经冯梦龙等不断修改。
  当时邹愚公在无锡用昆曲唱《牡丹亭》，汤氏还想去看。因为《牡丹亭》等"可称是宜黄戏声腔的串演本"（《汤显祖编年评传》黄芝冈著 吴启文校订 中国戏剧出版社 1992年 316页）。王染野也说，"汤本原著《牡丹亭》决不是昆曲，而是他家乡的宜黄戏" （王染野《汤显祖的〈牡丹亭〉本来是昆曲吗》，《剧影月报》江苏省文化厅主办 1990。
  11。12）。 　　 　　明末大书法家王铎之弟王钅龙曾任昆山知县，徐乾学为其门生。王钅龙有《拟牡丹亭寻梦》一书，王铎在序里说，《牡丹亭》不合律吕；《寻梦》写得平淡，杜丽娘梦柳生，并非是梦，所以杜氏"羁神锁魄"，死也是只是外壳，精神未死。
  此外，他们兄弟还有许多具体批评。当然，《牡丹亭》的曲文是不易改的。不管王氏兄弟怎幺说，总是反映了当时文人官僚对戏曲的关心。（《清代戏曲家丛考》陆萼庭着 学林出版社 1995年 59－60页）。
   清代，吴江徐大椿及其子都是曲家。叶堂"度曲得吴江徐氏之传"（《民国吴县志》卷75下）。后来清人叶堂为《牡丹亭》谱曲是费了一番心事的。王文治说，"苦心孤诣，以意逆志，顺文律之曲折，作曲律之抑扬，顿挫绵邈，尽玉茗之能事"（《纳书楹曲谱 序》）。
  叶堂 "翻所谓汤显祖《四梦》不谐律的案，在友人王文治的赞同、促成下，出版了《玉茗堂四梦全谱》"（《昆剧发展史》胡忌 刘致中着 中国戏剧出版社 255页）。叶堂保留汤氏原词，订谱时，"别出新意"，更显出《牡丹亭》宛转动人的性灵。
  叶堂祖父是有名的名医叶天士，至今苏州上津桥的古屋尚存，我去过。 但是过于文雅的唱词要大众听得懂，这一点在昆剧来说，似乎是无法克服的，虽有改为白话的《游园》演出。余秋雨曾以"袅晴丝吹来闲庭院，摇漾春如线" 为例，说"然听歌《牡丹亭》者，百人之中有一二解出此意否？"（《戏剧理论史稿》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3年308页）。
  我想，这是说，昆虫所吐的丝缕映着日光在空中飘荡。英译文是："The spring a rippling thread of gossamer gleaming sinuous in the sun，Borne idly across the court"。
  但诗是最难译的。如果能使典雅戏文如唐诗三百首一样，家喻户晓就好了。产生的问题就是现代人要不要去回应传统的昆曲艺术。昆剧的文学基础是古汉语，而我们今天都用白话文。如果不懂古汉语，看了字幕都不理解的话，那么，欣赏昆曲是有阻隔的。
  还有严格的程序化表演，缓慢的曲牌节奏、历史故事情节等，这一切都使得昆曲与当代一些人的审美需求之间存在着较大的距离。现在的年轻人对昆剧兴趣不大，但这并不证明这份伟大的遗产失去了生命力。关键在于各方面的共同努力。
   昆曲的危机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剧目传承应作为剧团以及演员最主要的工作，把传统剧目和表演手法的薪火相传置于最核心的地位"；"要改变剧目极度贫乏的现状，关键并不在于新剧目创作，而在于对大量失传或者即将失传的经典剧目的挖掘"；"保留足够多的剧目就成为昆曲的当务之急"。
  朱家?靡谎砸员沃?对于昆曲，保护继承是第一位的事"。顾笃璜也说，因为昆剧不同于其它剧种，这与肯德鸡专卖鸡腿的独特性差不多，不象现在有些苏邦菜吃不出味道来，这叫苏州人不认得玄妙观。昆剧还是要让人看古董为好，搞大制作总比不过百老汇。
  《张协状元》与《钗钏记》比较象古老昆剧，这是昆剧的方向。 四 对西方学者来说，如果不懂中文，怎么深入中国？就是懂一些，能读多少书？中国是一个复杂的传统社会，它的历史文本包括昆剧文本浩如烟海，决不是某些海岛上的土人还是结绳为纪。
  主要还得靠中国学人。例如"从日益重要的本土文化研究中，发掘人类学家的潜力"，同时，"文化批评，就是借助其它文化的现实来嘲讽与暴露我们自身文化的本质，其目的在于获得对文化整体的充分认识"（ 《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马尔库斯　费彻尔着　王铭铭　蓝达居译　三联书店　1998年　11页）。
   美国教授没有说到这样一个通达世情的观点， "一种人物的成功和邀誉于一时，大体说来，虽不能不靠真实的本领，然侥幸与僭窃的人也往往而有。伶人却是一大例外。搬演是一件绝对公开的事；一次搬演，同时在场的观众，少者数百人，多者数千人，艺术上稍有瑕势，必无从掩饰"；"少数'捧角'的人，虽不免因私人的利欲关系，发为个别的爱恶的议论，而客观的公论却始终有它的地位，日子越多，此种公论越是不可磨灭"（《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潘光旦 商务印书馆1987年影印 4页）。
  "在中国历史里何以朝代开始的时候，人才总象多些，到了将近灭亡的时候，人才总象不敷分配"？这是不是"国运"？"'国运'与人才，又到底那一个是因，那一个是果？时势造英雄和英雄造时势，究竟英雄和时势之间又是甚么一种东西"？（同上）。
  这样引出一个问题：要理解汤显祖，必须要理解他与所处时代的关系。 江西临川是汤显祖的老家，在此令人想到的他的诗"远色入江湖，烟波古临川"，想到"江西山水有超然远举之致"，可以"洗涤尘秽，开拓心胸"。
  山水与杰出人物的确是有关系的。但更重要是历史和社会关系。汤显祖出生于一个中小地主家庭，是一个忠厚正直的读书人。他不懂人情世故，好高谈阔论，特别是不爱和官僚乡绅来住，却喜欢和不得志的读书人打交道。
  这时他年轻，不懂得"学问不从日用实践中来， 因此流于空虚"，但"在放言高论里，却同时蕴藏了为封建统治服务的用世思想"（《汤显祖编年评传》黄芝冈着 吴启文校订 中国戏剧出版社 1992年），这是时代给他的矛盾。
  也许人到中年才能懂到得这个道理。 汤氏年轻时代是张居正执政，张居正不喜朴实书生本色，要的是经济宏论或牛皮。汤秉性刚直，不愿攀附权门，不与张居正儿子结纳，"若道文章空使得，状元曾值几文来"。
  汤显祖懒于应酬，只是读书，"掷书万卷，作蠹鱼其中。每至丙夜，声琅琅不辍。家人笑之：老博士何以书之？曰：'吾读吾书，不问博士与不博士也'"（邹愚公《临川汤先生传》）。此中的学问、抱负、生活情调，谁能理解？汤氏早写的《邯郸记》是更早的"官场现形记"，讽刺张居正死后一场空，"把人情世故都高谈尽，则要你世上人梦回时心自忖"（"合仙"尾声）。
  又作《南柯记》，其中四十四出《情尽》说，"不须看尽鱼龙戏，浮世纷纷蚁子群"，一切争权夺利者最后都是如此。 后来的当权者，他们是一蟹不如一蟹，只是逢迎取巧，拍明神宗的马屁，但阻塞言路、营私舞弊却是一样的。
  政治家没有真正的政治抱负和切实措施，只是因循敷衍，培植私党，失败也就不远了。汤氏一肚皮的浪漫是不合时宜的。他从政后，原想做出政绩，"促使朝廷在更大规模进行政治改革，使他能够实现自已的政治抱负。
  但是那些执政者对于汤防范还来不及，那里会信任和重用他？！后来，他曾任县令，可是再"亲民"也无济于事。而且，上面看来是"不羁"，只能下台。汤氏上书明神宗，告江南大贪污案实为惊人，"柔而有欲，又以群私人靡然坏之"。
  此上疏震动朝野，因为牵连太广，无法实行，被举报人只是回籍。汤本人也被贬，这时到过澳门。汤显祖大骂在朝大官，"多化为妇人，好语巧笑"（《玉茗堂尺牍·答马心易》），只是发泄而已。他觉得明王朝来日不久，"世入乱萌，何言之徐徐也"（《玉茗堂尺牍·答岳石帆》）。
   汤氏的朋友都是同时代的大人物，卓然独立，徐文长、李贽、达观等。其中，李贽认为人人平等，"人都是现现成成的圣人"。和尚达观说，他有一股雄心霸气，要度众生脱苦海，"断发如断头"，"生死关头须直过为得"。
  大文学家袁宏道、王思任当县令，通脱自放，为大吏不喜。但他们都受到时代的限制。汤显祖自称"茧翁"，很想咬破茧子，飞出来， 可是无力，只好在这个茧子里干死了。汤晚年"终日枯坐如蒲团上人，乃始得其静心，闲阅世人之闹；以其痴情，冥矻世人之黠"。
  申时行的墓还在苏州上方山附近，修得很好；王锡爵家的门楼还在太仓市区。汤显祖是不能与他们比建筑的。但他的玉茗堂因玉茗得名，它是一种白茶花，"大如山茶而色白，黄心绿蕊"，时人以为"古树奇花，天下无两，在扬州琼花之上"。
   今天，活在人心中的是玉茗花一样的昆剧《牡丹亭》。 以上所说，是不是可以证明这样一个观点：文化在人生基本问题上，以一个象征系统给人们以答案。它以想象的方法诠释世界的意义，只是是永远不能解决人生的爱情和生死问题，这是人类"永远不可理喻问题"（丹尼尔·贝尔语，见《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
  如果不能证明的话，那么，还是再看一场昆剧吧。目前，太仓王锡爵家的太师门楼已经修好。我仿佛在昆山南街上见到了正在写作的汤显祖，接着又匆匆跟着他赶到太仓，深夜敲开王锡爵家的大门，进去看戏。王锡爵晚年家居时常令家班演出《牡丹亭》，并说："吾老年人，近颇为此曲惆怅！" （《清代戏曲家丛考》陆萼庭著 学林出版社 1995年 49页）。
  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