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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维民所止,有何典故,基本含义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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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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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民所止”与清代文字狱 裴毅然 民间盛传清雍正四年(1726年),江西乡试主考查嗣庭引用《诗经》中“维民所止”为考题,被人诬告为“雍正去头”,引怒龙颜罪获戮尸,满门抄斩,家族被株连者达几十人。
  近三百年来,这则文字狱故事在民间广为流布。其时,称摘引他人文句检举诬告者为“文伥”。  伥者,助虎为恶之鬼也。民间又传此案伥者乃浙江官员李卫。据说他与查嗣庭早有一段疙瘩,原来查嗣庭有一美貌才女,李卫前往求婚,遭到拒绝,故而寻机构陷报复。
   查嗣庭原为内阁学士、礼部侍郎,是年因雍正认为“江西大省,人文颇盛,须得大员以典试事”,于是指派查嗣庭出为江西学政,主持江西乡试。  在民间故事中,多疑的雍正接到举报后,也觉得查氏有可能心怀不满,故意出这样的考题。
  但他并未就此动手,因为仅凭四字定罪,恐怕人心不服。于是,便密令搜查其宅,翻出查氏两日记,从中找出两条“罪证”,这才正式开刀。 日记中的一条罪证是为《南山集》作者戴名世喊冤。戴名世乃进士、翰林,他在《南山集》中记载了南明诸王的一些史实,又用了南明永历年号,结果被人告发,以“大逆”罪处死,孤儿幼女发配为奴,还牵连被诛300余人。
    查嗣庭在日记中认为《南山集》所记只是一些客观史料,并无大逆不道之处,牵连被诛这么多人实在过分。这样,便犯下“同情逆臣”之罪。另一条罪证是写其时热河水灾,淹死官民人等800余口,属于暴露阴暗面。
  日记二罪佐以“维民所止”,总算可名正言顺地喝问查氏之罪,天下众人之口也就被堵上了。   然据文史研究者苏虹《“维民所止”试题冤案内幕》披露,查嗣庭所出四题为:首题“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次题来自《易经》的“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三题也来自《易经》“其旨远,其辞文”;四题出自《诗经》“百室盈止,妇子宁止”。
  雍正是以想当然之法推此及彼前后联系,认定查嗣庭“心怀怨望”而“大肆讪谤”。  原来雍正的心病来源于雍正三年(1725年)的汪景祺文稿案。举人汪景祺在《历代年号论》中说“‘正’字有一止之象”,如金代海陵王的“正隆”、金哀宗的“正大”、元顺帝的“至正”、明英宗的“正统”、明武宗的“正德”,年号中带有“正”字的这几位皇帝,都没有得享延祚。
  因此,汪景祺认为这些带“正”字的年号“皆非吉兆”。  雍正认为汪景祺纯属“咒诅之语”,他举例反诘:“汉之元鼎、元封,唐之开元、贞元”莫非“‘元’字有一‘兀’之象乎”?雍正再举例:“汉世祖以建武纪元,明太祖以洪武纪元,武字即有‘止’字,难道可云‘二止’乎?”因此,汪景祺的《历代年号论》文稿,分明是攻击他的年号,咒诅他逃不出“一止之象”。
    汪景祺胆敢发此“悖逆之语”,自然免不掉被戮之厄。查嗣庭试题中先有“正”,后有“止”字,与汪景祺的“一止之象”用意完全相同,而且第三题中还有“其旨远,其辞文”,分明是叫人产生言此及彼的联想。
  再则首题“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雍正也认为“尧舜之世,敷奏以言,取人之道,不外乎此。  况现在以制取士,非以言举人乎”?“显与国家取士之道大相悖谬”。如此这般,雍正断定查嗣庭“逆天负主,讥刺咒诅,大干法纪 ”。
  查氏9月26日被革职拿问,依大逆罪本应凌迟处死,查氏因病死监中,故“戮尸枭众”,所有财产查没入官,亲戚16岁以上男丁皆斩,15岁以下及女性皆流放三千里之外。  (参见林白、朱梅苏《科举史话》附录二:《关于“维民所止”试题冤案真相》) 而所谓“维民所止”,想必是当时士子悲愤之余,索性虚拟出一道“维民所止”的试题,更加简练,一目了然。
  此语一出,八方响应,认为比初始事实更直接更生动,也更强烈更典型。相沿既久,弄假成真,反倒掩盖了最初的史实。   据统计,康雍乾三朝,较大的文字狱就有80多起,其小者不可胜数。
  翰林徐骏误写“陛下”为“狴下”,立即革职下狱。扬州举人徐述夔夏日晒书,风吹书页,随笔诗云:“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被人告发“恶攻”清室文化程度太低,斩首弃市,家族株连。就是常为乾隆润色御诗呼为“老名士”的沈德潜,只因《咏黑牡丹》中有一联:“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遭到开棺戮尸抄家株连之祸。
     文字狱集中发生在这一时期,其实有着更大的历史背景。清兵入关后,因各地反抗激烈,迫使清室千方百计消弥降低民族矛盾。此外,鉴于历代少数民族统治中原难以为久的史训,清廷竭力笼络前明遗臣,对汉族士子采取怀柔政策,乌纱帽儿几乎强邀强送,惟恐拒绝接受。
  即便如此,仍然有一批汉族士人不予合作,如著名的“清初三儒”黄梨洲、王船山、顾亭林。  这使清室上下均感受气不浅。康熙中期以后,各地反抗趋静,政权渐稳,这时候清廷就感到没有必要再做筋骨自我约束了,没有必要再让汉族士子感到自己有多么了不起,得让他们看看究竟谁才是天下的主宰,好好抽打一下他们所谓的士林“脊梁”。
  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之下,在这样的清帝心态之下,才发生了这么多纯属无事生非的“欲加之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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