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难题”是什么？解开了么？

    李约瑟先生在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史的过程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在公元前二世纪至公元十五世纪，中国在自然科学及运用方面，远胜于西欧，但是近代科学为什么不是从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中国古代文明中演绎出来，而是在文明程度相对落后的十五世纪的欧洲诞生呢？这就是学术界所说的“李约瑟难题”。
    对于这一问题，国内外一些学者作出大量有益的探索，在新世纪之初，重新探究这一问题，寻找科学发展的条件和规律，对于弘扬中国传统的科学精神，提高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促使我国重新回到世界科技的前沿，具有很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本版特刊发有新意的文章，以飨读者。 要点： （一）中国古代丰富的科学精神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资源 （二）弘扬中国传统的科学精神，是中国走向民主、富强的现代之路的内在要求 （三）一切简单化的思维方式都不能正确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科学精神 毋容置疑，中国古代有着辉煌的科技成就思想，但是从十五世纪文艺复兴运动开始以后，中国和西欧在经济和科技实力等方面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前者快速下滑，后者加速上升。
    但是，这两者之间的逆向运动不是忽然形成的，而是长期历史积淀的产物。 “李约瑟难题”是包括社会制度在内的多种因素历史积淀的产物 中国科学技术从相对先进到远远落后于西方，这其中有很多原因。
   中国古代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政治制度是近代科学在中国“难产”的重要原因。  科学精神与封建制度在本性上是根本对立的。科学发展的过程，就是不断发现和创新的过程，因而它要求人们必须具有思想上的自主性。
  因此，科学精神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必然引伸出自由民主范畴。科学与民主是一对孪生兄弟，求真超越的科学精神与自由思考的秉性，必然引向民主政治；相反，轻视或否定科学、提倡愚民政策，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必然形成专制政治。
    科学的上述特征和作用表明，科学是一个与封建制度对立的价值体系，科学所要冲破的东西，正是封建制度所要树立的东西。 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将科学视为末学，却将主张“君臣、父子、夫妻”等伦理纲常的儒学视为显学，因为儒学的核心思想就是强调社会的等级秩序以及论证这种秩序的神圣性与永恒性。
    所以，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直接限制和否定了近代科学的产生和发展。西欧封建制度也对科学发展有阻碍作用，但西欧封建制度与中国封建制度相比较，一是中国封建制度延续时间极长而西欧相对较短，二是两者之间存在权力一元和多元的区别。
  与中国封建社会高度集权相反，西欧封建时代就存在着以国王为代表的世俗政权和以教皇为代表的宗教权力的对峙。  权力抗衡的政治格局形成了各种政治力量阐释各自合理性的习惯，并从中滋生出理性地认识世界的渴求，也为各种不同的观点、主张提供了生存的余地。
  而中国古代大一统的高度封建专制，足以扼杀一切新的思想和认识。可见，理性思维和科学之间具有天然的内在联系。 科学的发展与工商业的繁荣有天然的内在联系 中国封建社会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使近代科学失去了产生和发展的原动力。
    出于政权稳定的需要与确保赋税的来源，中国历代封建王朝都以农为“本”、工商为“末”，长期推行重农抑商政策。其原因在于：就农业本身而言，一方面，以牛耕为代表的手工与半手工的生产力决定了人们只能以小规模的家庭为基础生产单位进行农业生产；另一方面，以农为本的政策能将农民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这样既便于统治，又能有效地征收劳役和赋税。
    而工商业之所以被历代封建王朝压制，在于它自身具有一系列与封建制度相悖的特征，即商业的平等、互利、自主、对等等特点与封建制度的人身依附关系和等级秩序互相冲突，因而受到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的压制。
  而限制工商业发展所产生的严重后果便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失去了原动力。这是因为科学和工商业之间也有着天然的内在联系，即工商业与科学技术都产生于社会生产和生活，并且彼此相互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促进工商业的产生，后者又深化了社会分工，提高了生产效率，并为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物质条件；工商业对科技发展的巨大促进作用同时源于它极大地刺激了社会的物质文化需求，而社会需求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原动力。
    在当代，科学技术和经济生活已经高度一体化，哪里有高科技，哪里就有强大的经济实力。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知识经济时代”。 用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别来回答“李约瑟难题”的流行解释带有一种简单化的倾向 古代中国，农业耕作在空间上的稳定性和在时间上的固定性特征，使华夏民族很早便形成了根深蒂固的稳定和秩序的观念。
    上至帝王将相、士大夫阶层，下至黎民百姓，都将稳定和秩序视为自然、社会和个人行为的最高准则。封建社会中以稳定和秩序为核心的观念必然具有封闭、保守和内敛的特征。封闭、保守的观念体系直接限制了人们对外在客体的不断追问，这种观念体系不是将人们的精神活动引向自然界，而是引向主体自身，主要去感悟主体行为与周围环境是否吻合即道德实践问题。
    因而与中国农耕文化相适应的观念形态表现出重道德而不重自然、重人伦而不重科学的特征。这种观念形态所塑造的民族精神和国民性格抑制了科学的不断发展。 关于观念形态对科学的作用问题，理论界在解答“李约瑟难题”时流行的解释是：中西方对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的关系的不同解释方式，是中国不能产生近代科学的主要原因。
    中国主流哲学主张人与自然浑然一体、“天人合一”，因此，中国传统哲学没有涵盖关于实践和认识的主体和客体的观念，更没有上升到将客体纳入主体认知和改造对象的理性层面。这种主客一体的哲学理念是中国不能产生近代科学的观念原因。
  相反，在西方哲学中，人和自然是分离的，主体将客体置于认识和改造的位置，这种主客二分的哲学理念是近代科学能够在西方产生的观念原因。  笔者认为，上述解释有简单化的趋势。诚然，中国和西方的观念形态和哲学思维方式具有很大的差别，但是，中西方哲学都是多质的、多层面的。
  中国有“治天命而用之”的主客二分的哲学思想，西方也有自然和人与上帝同在的主客一体的哲学思想。应该说，天人合一、主客同体思想是人类农耕社会（包括东方和西方）共有的哲学理念。  进入工业社会以后，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与认识工具的不断完善，人们加大了对客体的认识与改造的力度，主客体的区别与矛盾便凸显出来，而且主体对自然的过度索取，更是形成了主体客体严重的对峙局面。
  二十世纪以来，东西方在更高基础上重新肯定了主客一体思想对人类生存的价值，以上可见，在回答“李约瑟难题”时，将中国传统哲学视为主客不分的哲学，西方哲学为主客二分的哲学，并将主客二分思想视为近代科学产生的观念条件具有简单化和片面性的倾向。
     在知识经济条件下，正确理解和看待中国传统文化的科学精神是我们走向民主、自由和富强的现代中国的内在要求 在知识经济时代，一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以及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和作用，直接取决于其科学技术发展水平。
  因此，我国政府日益注重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和提倡崇尚科学，将科教兴国作为我国的首要发展战略。  但是，如何理解中国古代的科学精神？怎样才能提高全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和我国的科技水平呢？科学的发展过程，就是人们不断创新与不断超越的过程。
  这就要求它反对一切禁锢人们思想与压制人们自由的制度，它需要开放的观念和民主的制度。 首先，开放的观念是科学进步的思想条件。  科学实验是发现客体内在联系的认识活动，从事科研工作的主体应具有开放的意识，在思维之先除了设定认知的对象和方法外，已有的一切理论体系（包括关于自然的理论和关于社会的理论）只是认识主体的出发点。
  而不是永恒真理，更不是裁剪新知识的范式。否则，必然限制主体的认识内容和思考范围，遏制新知识的产生。  为了推进科学繁荣，必须不断加大对外对内开放的力度。 其次，民主的社会制度是科学进步的政治保障。
  民主的社会制度是科学进步的政治条件。在结束了十年内乱以后，我国政府和人民已逐渐形成一个共识：即把稳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提。但是，如何才能使社会真正稳定呢？在全球日益一体化进程中，建立开放型的经济体系才是我国社会长期稳定的有效方法，也是我国科技进步和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
    其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健全民主法制对我国尤显重要。民主的政治制度不是无原则的绝对自由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更不是社会动乱的根源。因为：第一，民主政治不是无章可循的，它必须依托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和法律之上；第二，经济与政治之间具有互动关系。
  有什么样的经济形态，就必然产生与之适应的政治理念与政治制度。  在世界经济日益一体化的今天，当代中国民主的社会制度能够认同和接纳西方社会长期发展形成的、有效协调人类行为的民主管理模式和某些合理的法律制度，将有益于民主、自由的政治理念和制度有序地纳入我国现有的政治制度中，从而避免中西方价值观念冲撞中出现的观念混乱，确保社会成员政治理念稳定，这是我国社会长期稳定和经济持续增长的必要条件。
     总之，科学作为人类对客体的真理性认识，是人类生存的有效手段，它与社会的经济、政治制度和人们的思想观念等诸多因素密不可分，国家经济实力愈强、政治制度愈民主、观念愈开放，科学研究就愈具有良好的物质条件和思想条件，其发展就越快。
  反之亦然，科技水平愈高，则国家的经济实力就愈强、政治就愈民主、观念就愈开放。  在知识经济时代，有我们现在与科学特性相吻合的民主的社会制度和开放的思想观念，在不久的将来中国一定能重新成为世界科技强国。
  （作者系四川大学马列部副教授） 李约瑟其人 英国著名学者，著有《中国科学技术史》（上海古籍出版社）在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史的过程中，提出了著名的学术界所说的“李约瑟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