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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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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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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书上最早见“实事求是”是班固撰《汉书》《河间献王德传》,那里说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汉书》卷53,中华书局出版,第2410页)。从上下文看,“修学”指“修礼乐”、“学举六艺”,“好古”指“所得书皆古先秦旧书”。
  “实事求是”,颜师古注曰“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  班固认为,刘德在学经典、修礼乐时,喜好先秦诸子的古书,对旧书“求真是”,“留其正本”。也就是说,刘德的“实事求是”是考证古书时求其真本,讲的是实证的治学态度和方法。
   随着明清“崇实黜虚”实学思潮的高涨,考据学也兴起,重新提出汉代的“实事求是”。清乾嘉庆年间的考据学派,则把“实事求是”当做治学的宗旨和基本方法。  钱大昕(1728~1804年)提出“实事求是,护惜古人之苦心,可与海内共白”(《二十二史考异序》)并称赞戴震“实事求是,不偏主一家”(《潜研堂集》卷39,《戴先生震传》);汪中(1745~1794年)自述其治学宗旨是“为古之学,惟实事求是,不尚墨守”(《述学·别录》卷1,《与巡抚毕侍郎书》);洪吉亮(1746~1809年)反对宋儒的空疏,推崇邵晋涵“于学无所窥,而尤能推本述原,实事求是”(《卷施阁文甲集》卷9);凌廷堪(约1755~1809年)也推崇戴震,说“昔河间献王实事求是。
    夫实事在前,吾所谓是者,人不能强辞而非之;吾所谓非者,人不能强辞而是之也。如六书、九数及典章制度之学是也”(《校礼堂文集》卷35,《戴东原先生事略传》)。 阮元(1738~1849年)是乾嘉学派考据学集大成者,自称“余之说经,推明古训,实事求是而已,非敢立异也”。
    (《研经室集》《自序》)他系统地阐发了“实事求是”之学,可从如下几个方面考察其内容: 第一,“实事求是”的重新提出。阮元在总结儒学发展史时,反对宋明理学末流的“虚学”、“空疏”,推崇汉代经学之“纯粹”,赞扬清代儒学“笃实”、“实事求是”。
  他认为“两汉之学纯粹以精者,在二氏未起之前也”(《研经室一集》卷11《国朝汉学师承记序》)。  这里的“二氏”,指老庄之说、“浮屠之书”。他说:“汉书云,修学好古,实事求是。
  后儒之自遁于虚,而争是非于不可究诘之境也。岂河间献王竟逆料而知之乎。我朝儒者,束身修行,好古敏求,不立门户,不涉二氏,似有合于实事求是之教”(《研经室三集》卷5《惜阴日记序》),还说:“后之学者,喜空谈而不务实学,薄艺事而不为,其学始衰,降及明代,寝以益微”(《研经室三集》卷5《里堂学算记序》)。
    “降及明代”的后儒显然是指宋明理学的“空文”、“虚学”的弊端,力求恢复儒学经典的本来面目,探讨圣贤之道的真义。 第二,“实事求是”的方法。阮元认为,“圣贤之道存于经,经非诂不明”( 研经室二集》卷7《西湖诂经精舍记》)。
  因此为了探讨圣贤之道,必须在文字上训诂。训诂的具体方法是:士人读书,当从经学开始;研究经学,当从注疏开始;研究注疏,当从训诂开始;研究训诂,当从声音文字开始。  这种训诂非常重要,是进入圣人之道“宫墙”的门径。
  但“注疏诸义,亦有是有非”,因此不能迷信注疏,“从注可、违注亦可”,重要的是“求其是”。甚至说:“圣贤之道亦误矣”(《研经室一集》卷2《论语一贯说》)。 第三,“实事求是”的成果。阮元运用实事求是的方法,对儒学若干重要命题做了新的解释。
    《论语》的第一句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他解释说“‘学而时习之’者,学兼诵之行之”,“故学必兼诵之行之,其义乃全”(《研经室一集》卷2《论语解》)。忠恕是孔子仁学的基本,他解释说:“忠恕者,子臣弟友,自天子至于庶人之实政、实行”(《研经室一集》卷11《石刻孝经论语记》)。
    孟子论仁讲良能良知,他说“良知即心端也,良能实事也。舍事实而专言心,非孟子本指也”,“实者,实事也。圣贤讲学,不在空言,实而已矣”,“故此实字最显最重,而历代儒者忽之”(《研经室一集》卷9《孟子论仁论》)。
  孔子讲“吾道一以贯之”,“贯者,行事也,即与格物同道也”,“元之论格物,非敢异也,亦实事求是而已”,由此得的结论是“圣贤之道,无非实践”(《研经室一集》卷2《大学格物说》)。  阮元强调实事求是,就在于强调实践、实政、实事、实行。
   第四,“实事求是”的影响。阮元讲“实事求是”主要是在经学研究范围内,作为考据学的训诂方法提出来的,但也影响到其他领域。他从重视“实行”、“实践”出发,关心自然科学的发展,尤其是天文学、数学问题。
  在他的科学史专著中指出:“综算氏大名,纪步天之正轨,质之艺林,以谂来学,俾知术数之妙,穷幽极微,足以纲纪群伦,经纬天地,乃儒流实事求是之学”(《畴人传·凡例》),把天文学、数学等自然科学也归于实事求是之学之中,大力提倡“实测”,注意吸收西方自然科学的成就。
    这些思想非常宝贵,值得重视。 以阮元为代表的隆嘉考据学派重新提出实事求是在历史上曾起过积极作用。不仅系统化了训诂的方法,而且批判了宋明理学末流的“虚文”、“空疏”和八股文。
  其方法显然烦琐复杂,但强调“佐证”、“实证”,具有近代科学精神的萌芽。当然,没有也不可能对实事求是给予唯物主义的科学解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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