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诗人是自杀的

大诗人顾城是怎么死的？

顾　城 追忆早逝的诗人 诗人早夭似乎是文学史的一个定律，海涅、拜伦、普希金都过早地离开了人世，而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徐志摩、戴望舒、殷夫也在年轻时代就告别了生命。这些诗人像是将自己的生命以最大限度的浓缩，在有限的青春时间里高速地旋转释放，然后在天边消失，他们的名字和诗作像星座一样永恒地悬挂在文学的天空。 也有很多优秀的诗人很长寿，甚至成就要远远高于那些早夭的诗人们，但不知为什么我们在谈起诗和诗人时，首先想到的往往是那些早夭的诗人，仿佛他们身上燃烧的是诗歌的火焰，他们的名字便是诗本身。 杜鹃啼血，比其他的鸟鸣更让人感到另一种撕心裂肺的悲剧美。 ９０年代的诗坛是一个令人扼腕的年代，９０年代...全部

  顾　城 追忆早逝的诗人 诗人早夭似乎是文学史的一个定律，海涅、拜伦、普希金都过早地离开了人世，而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徐志摩、戴望舒、殷夫也在年轻时代就告别了生命。这些诗人像是将自己的生命以最大限度的浓缩，在有限的青春时间里高速地旋转释放，然后在天边消失，他们的名字和诗作像星座一样永恒地悬挂在文学的天空。
   也有很多优秀的诗人很长寿，甚至成就要远远高于那些早夭的诗人们，但不知为什么我们在谈起诗和诗人时，首先想到的往往是那些早夭的诗人，仿佛他们身上燃烧的是诗歌的火焰，他们的名字便是诗本身。
  杜鹃啼血，比其他的鸟鸣更让人感到另一种撕心裂肺的悲剧美。 ９０年代的诗坛是一个令人扼腕的年代，９０年代的诗歌似乎以年轻诗人的早夭来宣告一个诗歌的寒冷季节的到来。 １９８９年３月，海子在山海关的卧轨自杀拉开了９０年代悲情诗歌的序幕。
  当海男在电话里告诉我这个意外时，我真的呆了。我觉得这种不祥之兆会影响到整个诗界，会影响到年轻一代的写作。 １９８７年我在顾城的家见到了谢晔，谢晔当时虽然腆着肚子，仍然非常年轻漂亮，也非常贤惠，当时好像刚刚从上海迁到北京不久，她当时对顾城是非常崇拜的，在我和顾城的交谈中（基本上是顾城一个人的独白），她始终是一个忠实的听众，比我听得还要投入，只是顾城在谈到他俩的恋爱时，她才插上话，讲她的家人要把顾城送到精神病院的趣事。
  她和顾城的恋爱是源于火车上的邂逅，当时谢家对顾城不放心也不太满意，而顾城对谢晔非常痴情，寻死觅活地要和她恋爱，家人无可奈何地同意了。当时她对顾城的爱是无条件的。或许正是这种无条件才是后来悲剧发生的根本原因。
   还有一位只见过一面的诗人便是戈麦。戈麦在自杀前到过南京，他来到《钟山》编辑部和我聊了好久。只觉得他的眼界挺高，对文学的很多见解不凡。 他辞世后，有一天，北大的研究生杜丽和她的同学西渡到南京找到我，说起戈麦的死，把戈麦的小说遗稿给我，说请我看一看。
  我有些惊讶，问道：他不是诗人吗？他们说以前也不知道戈麦写小说，是整理他的遗物才发现的。我当时一看，发现戈麦的小说感觉特别好，为了强化效果，我故意让《山花》和《钟山》同时推出，并破例在校对时加了一段“编者按”，领导看到之后说我们刊物没有这样的先例，我说这是遗作，不要跟活人混淆在一起。
   杜丽和西渡到南京来找我，将戈麦的小说遗作交我，并不是因为我和戈麦有一面之交，他们根本不知道我认识戈麦。他们来找我，是因为另一个诗人。因为这个诗人死之后，我曾和几个朋友帮他出过诗集。 这个诗人就是我前面提到的海子。
   《海子骆一禾作品集》这本诗集的出版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当时南京出版社刚刚成立，我有几个朋友在里面做编辑，他们对我的文学观点还比较认同，我向他们推荐这部书时，虽然有点疑惑，但仍然同意了。
  至于后来这本书产生的影响，是没有预料到的。我在促成这本书的出版时，一是觉得海子的诗该出，二是在海子去世之后，老木（我和海子共同的朋友）曾要求我们捐资出版海子的诗集，后来因为老木跑到海外，出书的事自然无人顾及了。
  促成海子诗集的出版，就责无旁贷了。 《海子骆一禾作品集》出版之后，还由南京出版社再版过，大出我的意外。杜丽和西渡来找我，就因为这本书。其实，或许我夸大了我的作用，因为一个新建的出版社是不免要收些管理费的，我的力荐只不过让出版社落得个顺水人情而已。
  但对死去的年轻诗人，特别是自杀的诗人我们这些生者都有理由让他们的作品问世。 诗人为什么自杀，刘小枫有过非常精彩的论述，但我要说的是，自杀的问题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困扰过我，我想过自杀，不止一次。
  自杀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我觉得它是年轻时的一种心理冲动，就像人的其他冲动一样。因为我现在已经丧失了这种冲动，所以我想平静地来回忆这些因自杀而死去的诗人，同时也是对我那种绝决生命冲动的丧失的一种凭吊。
  人的衰老和死亡，是从惧怕死亡和拒绝自杀开始的。视生命如草芥的年龄，往往是生命力最旺盛的岁月。 王干 （摘自《青年文学》） 舒婷忆顾城　 　 　　 　　顾城死的前一年，我见到他和谢烨，我还送了谢烨好几件衣服。
  我走的时候把我的衣服都放在床上，摊着让谢烨挑，你需要什么都挑走。她挑走了一件水洗的真丝磨砂的夹克，一件红衬衫，一件牛仔裤，苹果牌的牛仔裤。第二年就听到她出事了。她死的时候肯定穿着我的衣服，真的。
  因为他们在国外非常节省，非常非常节省。 　　 　　后来我看到别人写的文章，我觉得很生气，里面好像对顾城有点误会，说顾城养了两百多只鸡，说他有嗜血的本性，居然在一夜之间把这些鸡都给杀了。
  这话是不对的。 　　 　　事实上，是执法的小官吏上岛来，给他限定3天以内要把鸡剩下12只，如果两百多只就侵犯了他人利益。所以他们必须把这些鸡都杀了。谢烨跟我说的，说得非常生动，说他们怎么杀：舒婷啊，杀得真是血流遍地！她说，杀两百只鸡，3天以内必须要杀完。
   　　 　　那鸡放野了，放在岛上，抓到这个鸡都很困难。杀完了放在毛利人那个酋长那里。他们打猎人有那种大冰库，放在大冰库里面冰着。谢烨拿出来做鸡肉春卷，跟顾城到墟上去卖。他杀这个鸡确实是迫不得已，但是有人把他说成是嗜血成性啊，亲手养的鸡，一夜把它杀光。
  说得顾城原来就有杀人的倾向似的。 　　 　　我觉得顾城其实很可怜的。真是很可怜。 　　 　　开始的时候，谢烨跟顾城在一起其实很苦，非常痛苦。痛苦的原因是，顾城不要谢烨打扮，谢烨上海女孩子，爱美的天性，完全是得到最残酷的压制。
  顾城不让她戴耳环戴项链，穿衣服都要顾城审过。谢烨跟我们游泳，顾城就很不高兴，不喜欢她穿游泳衣在公众场所。我们游泳在一个美国佬的游泳池里，我，还有谢烨，还有艾蓓，反正很多人，而且里面可能还有北岛，还有几个男的诗人在一起，顾城就不下来，而且脸上很臭。
  我根本就没想到顾城会这样的。都是老朋友，有什么好忌讳的。 　　 　　我就问谢烨，顾城怎么啦？谢烨就跟我讲：他就是这个鬼样子，他就是看我穿游泳衣不高兴。我就跑上跟顾城说：“顾城！”顾城还是见大姐姐的样子，顾城老叫我干姐姐嘛。
  我跟他说了两句，顾城笑笑说：没什么，没什么。 　　 　　外国人，包括很多汉学家都认为，顾城的诗是谢烨写的，因为都是谢烨在外面出面，翻译啊，而且包括顾城的版权代理，都是谢烨帮他签帮他看的。
  他朗诵的时候，他上台之前，谢烨还给他提条给他改字呢。就像舒曼和克拉拉。这是不可能的嘛！但是外国人他不懂。他们觉得谢烨聪明又漂亮，又能应酬。像小说。他们那个小屋是他们两个人亲手盖的，吃了很多苦。
  顾城跟我讲，怎么从山上把石头搬下来，为了盖这石头屋，盖了洗澡，又没自来水啊，做个蓄水池在屋顶上，怎么艰苦。讲了很多这种事。这小屋是顾城整个的心血，作为一个男人，顾城到那时候神经也崩溃了。设想一下，如果顾城自杀，事情就会很圆满。
  他自杀，然后谢烨整理顾城的东西、遗物，出版，儿子也很好了。而且将来再结婚，在西方也是理所应当的。她如果不结婚，我们还要劝她结婚呢。一切是不是都很圆满了？我是觉得实际上人性是非常复杂的，这种一瞬间的东西，或者天性中间的东西，它的转换，外人是感觉不到的，你不能用常情来推测他们。
  所以说顾城是天生的杀人犯，是不对的。 　　 　　77年8月份北岛给我写了第一封信以后，还没有见过面。到办了《今天》是78年年底。79年秋天，我忘了几月份，去了北京，才见到了北岛。然后呢，在80年的“青春诗会”上才第一次见到顾城和江河。
   　　 　　那时，我跟江河比较谈得来。因为我们老是一起开会。那时候江河跟北岛开始有点分歧了。79年见到杨炼。他们那时候很穷。在北京，他们两个来看我，顾城隔段时间就要到窗户看一眼。我说“干吗？”他们说自行车放在下面，怕人家偷了。
  我说：“你们怎么不坐地铁来？”他从他什么大院到我这里来，我住在京西宾馆，地铁就是一毛钱。他说：“我们就是没有一毛钱。”他们连一毛钱都没有。他们后来做的一些事情，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有一次有人给他们寄了一笔稿费，很大，一百五十块。
  就很开心，跟谢烨两个人手拉手穿过一个很大的公园，手拉手去存在银行里。可是到下午就发现了，必须去领十块钱买白菜。然后就手拉手去领了十块钱。第二天早上，又发现他们自行车胎破了，就跟谢烨手拉手，又去领了十块钱。
  后来那个小姐就问他：“你能不能把下午的十块钱一起领了？”我觉得太好玩了！一百五十块钱对他们就是巨款。后来我就开玩笑说他们，他们一直走路鞋破了，再去领十块钱买双鞋子。 　　 　　顾城一辈子都穷。
  一向为了这个钱犯愁。 　　 　　他的稿费非常少。都是五块七块三块的。虽然和家人住在一起，让他自己生活自己买菜。顾城就做了一大锅白菜粉丝豆腐，天天跟他老婆两个人吃这个。一锅菜，中午吃剩了就晚上吃。
  后来92年到了美国，那时候顾城的精神已经比较异常了，可以看得出来。我们住在旅馆，旅馆的早餐是不要花钱的。我比较迟起来，拿了杯咖啡，拿了块蛋糕，蛋糕吃了一半，太甜了，就放了一半在咖啡盘子上。顾城把我的一半就拿来吃了。
  我以为顾城是傻，不懂，我说：“顾城，那边很多？”那早餐有很多东西啊，意思是你不要拿这半块，我吃剩的嘛。谢烨就跟我说：“你不知道，他今天早上吃了七块蛋糕了。”为什么呢，那个美国佬发给我们钱，三天发两百块，三天三天发。
  三天两百块美金，自己吃饭，早饭是旅馆给。晚上经常有宴请和Party，几乎都有，没有自己吃晚餐的机会。就一顿午餐，附近吃一碗海鲜面，有大虾，有鱼片，有肉片，一大碗面才四块九，加小费也不过五块五吧。
  这个他都舍不得花。他把七块蛋糕吃了，然后就去睡觉，睡到下午四点起来，准备吃晚饭。这是谢烨说的。我心里很难过。人家每三天给你两百块钱，等于一天有七十块钱吧，完全够你吃两顿饭的。但他舍不得吃。这不怪他，我觉得他是缺钱缺怕了。
   　　 　　他一直没过过好日子，一直都愁钱哪。 　　 　　谢烨早就应该动摇了，早就应该离开了，她离开是没错的。但是从另外一个世俗的角度看，在那个年代里，谢烨如果不是跟顾城有这一层婚姻，她不可能在国外走。
   　　 　　一次，我们去逛一个小商店，谢烨看到一个玩具，是个小青蛙，摁一下，哒哒哒叫一下。下面写的是中国制造。谢烨就说，我这个买给儿子。才1。99美金。在国外，两美金，付小费都不止。
  她就出去了，就去付账。顾城就坐在地上，真坐在地上，就跟小孩子撒娇一样坐在地上不走了。我又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我以为顾城犯病呢，我赶紧过去，“顾城你需要一杯水。”谢烨就很生气，在旁边就哭了，说：“他就这个死样子，他就因为我买了这个东西，他就这死样子！”我就说：“我买了，我买给木耳（顾城和谢烨的儿子叫木耳—编者注）。
  我买了。”后来他不好意思，起来了，我们才一起走。我一路上一直在说他。他也不说话。他这个事情已经很异常。70年代未80年代初，我们这帮诗人中间，比较像男子汉的，在花钱上面，一个是北岛，再有一个就是顾城。
  北岛他很早是大哥了，我们到北京，到纽约，他都要请我们吃饭吃面，他付钱。他比较像大哥。他请我们吃饭，到他家去。其他的人都不会。有次印象最深了，大家去看我，那次北岛没有来，写诗的一帮朋友，一共6个人，到宾馆去看我。
  那时也不敢像现在开会，把一帮人全叫过去吃公家饭。那就到附近的饭馆，我请他们吃饭。好了，那一帮人就坐在远远的椅子上，说说笑笑，热闹，看着我去点菜，付钱，一盘一盘给他们送菜，送啤酒，北京那种黄色塑料杯的。
  花的钱极便宜，可是没有一个男子汉过来帮忙的。我当时觉得，北京人太混蛋了，根本不像绅士！如果在南方，女士跟一帮男士吃饭，即使我要付钱，也有人来和我争一争。如果没有争一争，至少来帮我端菜拿酒，哪有一帮人坐在那里看着我。
  我觉得北京人太没有绅士风度了。但是，只有顾城，拿了一张十块钱来跟我争，那十块钱非常小心地折得干干净净的，来跟我争付钱。当然我不会要他付钱。比较其他男人，顾城还是显得很有绅士风度。他比他们都穷。
  这事情我印象很深。所以我不认为顾城是一个小气的人！而是因为他确实太没有办法了。他那个小岛要分期付款，如果他没付款，银行要没收回去，拍卖，他就无家可归。木耳寄放在酋长家里，酋长就到法院去告他们不能负父母责任。
  顾城没有钱雇律师，他就替顾城雇了一个律师，酋长居然自己请律师跟顾城打官司。顾城说，为了表示他有抚养能力，他要象征性地每年给这毛利人酋长付一点他儿子的抚养费，不然要剥夺他的抚养权利，毛利人就想把这孩子接管。
  为了保住这个儿子，他必须还得付这个钱。所以他说：我在外面参加笔会，跑来跑去，所有的钱我都必须带回家去。 　　 　　我觉得他最可怜了。 　　 　　他做了一件力不从心的事情。
  力不从心的一个梦。 　　 　　谢烨很苦。所以，后来我看他的文章，我觉得他是要放谢烨走，他是准备谢烨自己生活，他要跟她离婚。 　　 　　在今天的中国文坛上，我最想念顾城，我再也见不到他了。
   顾城夫妇在新西兰“扭曲人性”的生活 作者：英儿　　　　　　　　　　录入新月于 May 17, 2003 at 19:43:38: 　虽然大街上的风吹来阵阵寒意，北京的阳光还是灿烂的。
  在诗人刘湛秋零乱的家中，李英(英儿)在顾城悲剧事件后第一次直面国内记者的提问。她想摆脱过去的阴影，她想面对公众正常地生活，她想完成文学梦……但提问和叙述都还得从无法绕开的悲剧展开。 在激流岛上过着“影子”生活 我从一开始认识顾城，就陷入到唯美主义的幻想里，非常地理想化。
  顾城出国前，我只见过他4次面，都是和朋友一起去的，没有单独见过。每次像进殿堂朝圣一样，我的精神世界被他的光环所笼罩。 后来我之所以要出国，就是特别想争取一个自由空间。北京的胡同能带来人际关系的亲密，但没有私人空间，起码没有自己的房间，自己的所有想法、和刘湛秋的爱情都在压抑之中。
  我想找一个地方，没人管我，海阔天空地活。还有一个想法，想在国外打造一个空间，邀请湛秋出国，我们能自由地走在大街上。 1990年7月5日我离开北京去新西兰，到了激流岛上一个星期之后，我对顾城提出到外面找工作，因为当时钱是一个具体的问题。
  气氛一下就僵硬了，以前没有见过顾城那样不好的脸色。我意识到让他失望了，他感到了他所不能忍受的世俗。这造成了我的分裂，不能定位我的对错，我原以为我的自由和独立不是世俗的。谢烨告诉我不要刺激他，他的情绪非常极端化。
  过了几天他的态度缓和下来，我也喘了一口气。 其实岛上找不到工作的，没有商业和工业，也没有别的华人。这岛是顾城和朋友一起旅游时找到的，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一些有厌世倾向的英国移民聚集到这里。
  顾的孤独感是与生俱来的，不合群，表面上对人很礼貌，但不容易和人沟通，他说找到一个可以沟通的人，就非常看重。能与顾城沟通，我感到非常荣幸。当时我以为自己非常成熟，他说的每一句话我都能听懂，能理解他梦幻的空间。
  他对我也一样。 在岛上时间长了，我和顾城能进入谈诗、谈精神的东西，我开始把和湛秋的感情、对他的渴望化成一个世俗的现实。湛秋在我们一开始就说即使他离婚了，也不可能和我结婚，不想再戴上镣铐。开始时对我的伤害很大，在岛上我可以没有这个痛苦，可以只谈精神，不谈身体之爱，我以为顾城可以给我带来这些。
  在国内，我和湛秋的关系是秘密的、压抑的，对家里人和朋友都不能讲，比如我想把和湛秋初吻的感觉对所有的女朋友讲出来分享，但不可能。和他一起到饭店吃饭都要先看看里面有没有熟人。这也是刺激我出国去那岛上的一个原因。
   在岛上我却又成了另一个“影子”。奥克兰的朋友打电话来要我去，我不能说为什么不去。台湾媒体来采访、约稿，我都会在事前离开房间躲到海边去，虽然他没有说要我离开，但我意识到自己得给自己一个台阶下。
   《英儿》中的性描写是歪曲事实的 顾城对我做“那事”的房子非常破，我住的地方是客厅后面的一个拐角，没有门，只有一个窗帘。这件事对我的刺激很大，有一种坍塌的感觉。我是把顾城和谢烨当作一个整体来看的，后来我意识到谢烨是知道他的举动的。
  我从聚焦的光芒里被摔到黑暗里。现在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英儿》中写的，不是当时的情景。《英儿》中单独的一个性描写，是没有精神背景的，是歪曲真实的。顾城想通过这个举动把我留下来，这里面有中国男人的传统意识。
   后来我和顾城在岛上伊丽莎白的家里住了一个月。顾城排斥自己的儿子，把他寄养在毛利人家里，也不让谢烨去任何别的地方，包括去看儿子。他认为儿子是闯进他的世界里的，对他的生活是一种侵犯。我以为是女儿就会大不一样了。
  我们在一起不是人们所说的那种男欢女爱，他住一间房，我住一间房，我们谈话的时间特别多，他的精神缓和了很多，一个多月里他没发过偏执狂病。我们也谈到性，我也在那种时候对他说过“放松一点”。他做这事时特别紧张，不是在享受性爱。
  他要做，觉得不能再控制了，又觉得特别有亵渎宗教感，想反抗自己。每次都赶快做，做完后就赶紧分开回各自的房间。 顾城杀谢烨迟早要发生 在岛上有一个教我和谢烨英语的50多岁的英国移民约翰，他也不是一个世俗的人，是我岛上惟一的朋友。
  他们走后，他第二次向我求婚，我有了一种被爱的感觉，觉得可以逃出“影子”了，可以让他带我出去，有自己的生活，有自己的电话号码、私人地址，告诉朋友我是谁。1992年底，我们到了悉尼，到了正常的生活秩序中。
  钱是最大的一个问题，约翰也没有钱。我去一家咖啡店工作，也想以工作来麻木自己。我们的婚姻关系也不是正常的，没有那方面的事。 我是在悲剧事件后两天知道消息的，约翰告诉我的，我昏了过去。原以为事情已经过去了，答应谢烨在他们平静下来前不和他们联系。
  只在事发前一个星期给她写了一封信，告知我的通信地址，不是家庭地址。他们应该是在事发前一天收到信，顾城不会看到信，他从不去信箱拿信的。 事件发生前他们实际上已经离婚。谢烨的人生也是被扭曲的，她也想过世俗的生活。
  对顾城来讲，喜欢一个女孩子，看到了你灵魂中纯粹的东西，你自己不保护，他也要来保护，不要你到世俗中去，这是他的信仰。我觉得他一时间冲动杀了谢烨，当时是完全失控了，他是随时都可以爆发的人，悲剧只是一个契机的问题，在岛上他跟我讲过你去找点炸药什么的。
  他杀谢烨我不感到特别惊讶。 我在《魂断激流岛》中写过这样一件事，我们曾陪到岛上来玩的一个男孩一起去海边，顾城和谢烨先回家去，我就陪那男孩捡贝壳。5分钟后谢烨就风驰电掣开车回来叫我回去，说顾城不对劲了。
  我觉得特别可笑，什么都没发生呀。回去我看见他正在一斧子一斧子地砍树。他的爆发一定要体现出来。悲剧发生时，如果我在岛上，斧子会砍在我身上。只是死之前，顾城对儿子有了柔情，以前他看见儿子就要绕开走的，从没抱过儿子，这是我感到最痛心的地方。
   三个人活在生与死的边缘 在经济上我能够自立，奥克兰的朋友打电话来让我去那里找工作。我不能离开的原因是顾城会自杀。他的自杀倾向伴随着他的一生。谢烨对我说，他们婚后第二天，顾城说：“我们一起自杀吧。
  ”他喜欢一个女孩子，不是那种性呀什么的男女意识，他觉得是把一个女孩子从世俗中解救出来。他的宗教感是非常强烈的。如果没有这个背景，我们三个人在岛上一起生活是没法理解的。 我们每一天都生活在生与死的边缘，当时我和谢烨的精神极度紧张，在山下干活总想到回去时是否会发现顾城的尸体。
  我只有对自己说：明天或许会好。我的精神特别痛苦，我一方面要隐瞒着湛秋岛上所有的事情，他写信问我何时到奥克兰，我无法说。同时我也不敢对顾城说我和湛秋的关系。 有一天顾城收到了德国的邀请信，他不想去，谢烨特别想去。
  我一直认为她像圣母一样，身上没有什么世俗的东西，她没指责我和顾城在一起怎么怎么的。顾城说不想去，她就哭了起来，她把邀请信看成她的一道门，觉得能把顾城带走，我也要走掉，他们再回到岛上重新开始生活。
  其实她在岛上非常痛苦，但没有流露出来。她对我说这是顾城的最后一个机会。我们在岛上生活贫困，依靠救济金过，也没有朋友。他们有一些朋友在德国，她感到可以出去呼吸一下子了。 送他们走后，我开车回来时觉得精神上彻底崩溃了，我刚来岛上时把湛秋的情书都烧了，以为自己可以放弃世俗的爱情、生活了，来进入一个精神王国。
  现在已经到了尽头。谢烨得到了她想要的，留下的一切都压在我身上。她走之前和我谈，哭了，说我应该走，但不要马上离开岛，照顾一下他们的儿子。顾城若是知道我走了，在德国也会待不下去的。 顾城的“精神王国”违背人性 事件发生后，我的生活停止了，没法再过正常的生活。
  与约翰分居，精神分裂，觉得一切是一个梦。当时我想自己是要负全责的，直觉上认为如果我没有离开岛，一直防止着，悲剧就不会发生。路走到头了，下一步就是我怎样去死了。在澳洲看到报纸上《英儿》的摘要和有关文章后，压力就更大了，人们会认为我是怎样一个女人？更该死了！每一天过得非常麻木，一醒来就觉得事情没有发生过。
  湛秋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压力也开始刺激我要一步步走出来，想想到底什么是事实？我写了《魂断激流岛》，把岛上的生活又回想了一遍，这帮我度过了特别困惑的时期。1994年我为这书回国了一次，见到了湛秋，很尴尬。
  虽然每一次见面都感到痛苦，但对他的感情开始恢复了，爱情帮我一步步走下去。我在悉尼开始接触外国人，找工作，生活。但不接触任何华人，有了《英儿》这本书，我见到华人就会感到自己是没穿衣服的。 《魂断激流岛》出版以后，把事情闹得更坏。
  湛秋接受某声讯台的采访后，别人说他出卖隐私。当时很多人希望我死掉，让故事完整，唯美主义就存在了。我没后悔，书是我从阴影中看到亮点的一个通道。我与约翰离了婚，我感到了自由，起码可以面对湛秋了。 经过这些以后，我发现唯美主义、理想主义不一定是很美的。
  到了违背人性的时候，它们不美。顾城的精神王国里有很多违背人性的东西，《英儿》中表现出来很多人性的内容，表明他在现实里压抑了自己的人性，彻底毁了自己的人性。我在岛上不知道他有那么强烈的欲望。他的精神王国是一种极端理想主义的、没有人性基础的理念。
   (武汉晨报) 。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