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记载子夏尝说“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古代所谓隐者,他“隐”的应该就是这个“仕途”,即虽然学有所成,却不愿“货于帝王家”。按照这样的梳理,则隐者一般就是不太关心
国事的。
不过,这似乎也不能一概而论。比如历史上就有很多著名隐者,他们之所以归隐,原就有不得已的种种苦衷,甚至是因深感报国无门才归隐的,像明末清初的三大儒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尤其是王夫之,他们的归隐,就都有这种因素在内。
这三大儒当明亡之后都曾积极从事过反清复明的事业。由此就不能说他们不关心国事。但当他们发现大势已去,却又不愿为满夷朝廷服务,那么所剩下来的,大概也就只能是由逃亡而归隐。但尽管如此,他们在归隐之后,也仍是通过各种方式或途径来一申报国之心的。
比如黄宗羲就写作了著名的《明夷待访录》,而顾炎武则也一反理学末流的玄虚狂悖,大力倡导实学。
另外,有朋友又说到古代尝有士人以归隐作为自标高远、清逸,并转而以此作为出仕谋取高位的筹码,即所谓“终南捷径”,这又是一种例外,也是不得不予以考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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