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词和元曲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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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自序》中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 我国古代诗歌发展到唐、宋、元时，代有新变，诗之余为词，词之余为曲，各相争雄[1](P14)。 唐诗基本上是五、七言诗，词、曲则都是长短句。而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最后两个阶段是词与散曲。
词与散曲在本质上都属于诗，它们和诗一样，有着大体相同的渊源；其发生和发展都和音乐密切相关；它们都既可唱可咏，又同样要倚声填词，合辙押韵，讲究形、音、意的俱现。 词与散曲原本都是“民间物”，属于民歌一类，久已有之。其曲调，依民族的不同而有...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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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自序》中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 我国古代诗歌发展到唐、宋、元时，代有新变，诗之余为词，词之余为曲，各相争雄[1](P14)。
唐诗基本上是五、七言诗，词、曲则都是长短句。而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最后两个阶段是词与散曲。
词与散曲在本质上都属于诗，它们和诗一样，有着大体相同的渊源；其发生和发展都和音乐密切相关；它们都既可唱可咏，又同样要倚声填词，合辙押韵，讲究形、音、意的俱现。
词与散曲原本都是“民间物”，属于民歌一类，久已有之。其曲调，依民族的不同而有差异，因时代的改换而有所变迁。它们的发展规律正所谓“人民创造，文人加工，新陈代谢。”词和散曲产生后都走了一条由俗到雅，由民间而人文人的道路。
如同鲁迅所说：“词曲之始，也都文从字顺，并不艰难”，“文人取为己有，越做越难懂”。
虽然宋词与元曲都脱胎于诗，但二者的风格却大相径庭。宋词现存二万余首，元散曲传世之作仅有小令三千八百余首和套数四百五十余套。
从风格上看，宋词较为多样化：豪放的如王安石《桂枝香·金陵怀古》，清旷的如苏轼《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愤激的如陆游《诉衷情》（当年万里觅封侯）、典雅的如姜夔《点绛唇》、婉约的如李清照《声声慢》，艳丽的如贺铸《薄幸》等等，其中，以高雅含蓄之作居多。
散曲的风格也较多样，但以通俗畅达为主，力求痛快淋漓，较多地保留着民间俗曲的某些特色。
词贵雅，曲尚俗
词，这种文体萌芽于初盛唐，在两宋时发展到顶峰，是宋代文学的灵魂，词在最初形成时便具有了柔婉妩媚的风格，追求清空雅正之美。
黄庭坚在为晏殊的《小山词》作序时，说这些词“媳弄于乐府之余，而寓以诗人之句法。清壮顿挫，能动摇人心”。又说：“其乐府可谓狎邪之大雅，豪士之鼓吹。”晁无咎也称赞晏叔原的词“风调闲雅”。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词的风格标准是要求“雅”。
要做得怎么样才算是“雅”呢？黄庭坚举出的要求是“寓以诗人之句法”。《乐府雅词》中讲到选词的标准是“涉谐谑则去之”。这表示他以为谐谑的词就不是雅词。詹傅为郭祥正的《笑笑词》作序，他以为“康伯可之失在诙谐，辛稼轩之失在粗豪”，只有郭祥正的词“典雅纯正，清新俊逸，集前辈之大成，而自成一家之机轴”。
这里是以风格的诙谐粗豪为不雅了。《花庵词选》中评论柳永的词为“长于纤丽之词，然多近俚俗，故市井小人悦之”。又评万俟雅言的词是“平而工，和而雅，比诸刻琢句意而求精丽者，远矣”。他又称赞张孝祥的词“无一字无来处，如歌头、凯歌诸曲，骏发蹈厉，寓以诗人句法者也”。
这里又以市井俚俗语为不雅，琢句精丽为不雅，词语不典为不雅，而又归结于要求以诗人的句法来作词[2]。
词既以雅为最高标准，于是周邦彦就成为雅词的典范作家。他的名篇《少年游》：“并刀如水，吴盐胜雪，纤指破新橙。
锦幄初温，兽香不断，相对坐调笙。 低声问，向谁行宿？城上已三更。马滑霜浓，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作为爱情词来说，它的构思比较别致，有新的角度。这主要表现在场景的布置与细节的选择上。作者没有选取离别相思之类的场面，也没有选取别后重逢惊喜的一刹那，而只是通过“并刀”、“吴盐”、“新橙”、“锦幄”、“兽香”这样一些比较简单的道具布置出一个安恬静谧的环境，然后再通过“破新橙”、“坐调笙”和“低声问”这样的动作以及“不如休去”这样的对话，表现相互爱恋与深情体贴。
有了这样的道具和布景，有了这样的动作和心绪，就把词中所反映的爱情关系提到一个格调比较高雅的境界，洗净了爱情词作中常见的那种脂腻粉浓、市尘儇薄的庸俗气味[3]。清沈谦在评论这首下片几句时说：“言马，言他人，而缠绵偎依之情自见。
若稍涉牵裾，鄙矣。”
元曲是中国古代诗歌最后的辉煌，被称为元代最佳之文学，语言自然明快，反映生活图景鲜明生动，长于刻画人物，表达情感，有着深厚的民间基础和市井气息。它具有很强的开放性、很大的自由度、很强的表现力，很高的艺术性。
完全可以与唐诗宋词媲美。是我国古代文学中简单的图景，来表现与曲作合拍的意境。
元曲是对宋词“雅文化”的颠覆，是“俗文化”的肇始。王国维说：“元剧实于新文体中运用新言语”。“古代文学之形容事物也，率用古语，其用俗语者绝无。
又所用之字数亦不甚多。独元曲以许用衬字故，辄以许多俗语，或以自然之声音形容之。此自古文学上所未有也。”王氏说的是剧曲，但散曲也不例外。一般地说，元人的运用口语，在剧曲中比在散曲中更为多些。但元代的散曲家，多数仍以善用口语见长，如卢挚、关汉卿、马致远、张养浩，乔吉、徐再思、查德卿、刘廷信等人。
“曲尚俗”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说选词造句要尽量口语化，不要像诗词那样过于浓缩、过分雕琢；另一方面允许甚至提倡方言土语、俚俗语言入曲。这样就使散曲在文学情态上与诗词有了明显区别，更加生动活泼，更加生活化一些。
由于俗与雅，浅与深，旧与新，显与隐的和谐统一，故大人小孩，识字不识字的，妇孺皆可欣赏。它对口语、方言、俗语、谚语、成语和经史语、诗词语，乃至佛道、卜筮、尺牍用语、外来语等广收并储，再经加工改造，并使之融为一体，为我所用，形成“文而不文，俗而不俗”，雅俗共赏的语言[4]。
正因它将通俗口语与其他几方面的特点结合起来，才使其语言有着特殊的风姿。
王磐的[朝天子·瓶杏为鼠所啮]：“ 斜插杏花，当一幅横披画。《毛诗》中谁道“鼠无牙”，却怎生咬倒了金瓶架。水流向床头，瓶拖在墙下，这情理宁甘罢？哪里去告他，何处去诉他？也只索细数着猫儿骂。
” 关于骂猫的回忆，让人禁不住哑然失笑。就散曲之艺术论，象这般材料取诸眼前，句调得诸口头，随手拈来便妙而有韵致，并且诙谐如此，是唐诗和宋词里都不可能寻见的。《雪涛诗话》赞其“朗诵一过，殊足解颐”确是评价得很到位。
曲评的有趣在另一个叫施绍莘的名家身上也有体会，有人评他“词太俊，情太痴，胆太大，手太辣，肠太柔，舌太纤，抓搔痛痒，描写笑啼，太逼真，太曲折。”不用读他的《花影集》，便这散评竟就是绝妙到家，令人味之无穷了。
元曲除了多用口语外，也兼采文言。元代周德清《中原音韵》附有“作词(此指曲词)十三法”，是专讲散曲作法的，早就认为曲的造语，“太文则迂，不文则俗，要文而不文，俗而不俗，要耸观，又耸听”。他的《折桂令·自嗟》：“倚蓬窗无语嗟呀，七件儿全无，做甚么人家！柴似灵芝，油如甘露，米如丹砂。
酱瓮儿恰才梦撒，盐瓶儿又告消乏。茶也无多，醋也无多，七件事尚且艰难，怎生教我折柳攀花！”明白如话，直抒襟怀，毫不藏头缩尾，这正是散曲的当行本色。
词贵含蓄，曲尚显露
词注重意境，贵含蓄、内蕴、凝练、雅丽、讲究格律，比较规范，以文雅为主，带文人书卷气。
手法多用比兴象征。因而以此作为词在表达方法上的一个基本要求。词在唐宋时虽合乐能歌，但内容大都是相思离别，听者多数是文人学士，它的主导风格还是婉曲含蓄的。
曲则不然，它是一种带有浓厚的市民色彩而又在当时普遍传唱的新诗体。
它是唱给读书人(文人学士)和不读书人(所谓“村夫俗子”)听的。正如凌?鞒踉凇朵虑釉匪浴笆股隙埃露廾瘢∑湟惶薏豢煲狻薄Ｇ饕撬咧钐醵皇撬咧钍泳酰虼艘蟆爸彼得餮浴薄?[5]散曲则崇尚趣味，贵显露尖新，表达灵活自由，追求淋漓酣畅，以直率俚俗为主。
多用赋的手法，喜欢白描、直陈胸臆。正如任中敏在《词曲概》中所言：“曲以说得急切透彻，极情尽致为尚，不但不宽驰、不含蓄，而且，多冲口而出，若不能得者，用意则全然暴露于词，…此其态度为迫切，为坦率，可谓恰与诗余相反也”。
同是写思念征夫的词曲，拿宋人贺铸的词《杵声齐》和元人姚燧的[越调·凭栏人]作个比较，贺词说：“砧面营，杵声齐，捣就征衣泪墨题。寄到玉关应万里，戍人犹在玉关西！”这里的“泪墨题”，题了些什么？作者并没说，意在言外，全靠读者透过字句的表面，调动起丰富的联想，去细心体味，这里包含着“更行更远之意”，含有比玉关还远的情思，可谓深情犹在不言中了。
姚氏的散曲，“欲寄君衣君不还，不寄君衣君又寒。寄与不寄间，妾身千万难”。主人公的难处一点也不遮掩，将其内心的矛盾，真率、活泼的性格，寄与不寄的矛盾内心敞开让你看：寄吗，怕影响归期；不寄吗，又怕挨冻受寒。
正因她敞开了心扉，才使读者直接看到、感受到了一个女子的思想斗争激烈。一派天然俗趣。而这正是建立在诚率、真挚情感之上的。
再如同是吟咏别情离绪，宋代李清照《醉花阴》：“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销金兽。
佳节又重阳，玉枕纱橱，半夜凉初透。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元代商挺《潘妃曲》：“目断妆楼夕阳外，鬼病恹恹害。恨不该。止不过泪满旱莲腮。骂你个不良才。莫不少下你相思债。
”同是写别后相思，在词是不涉“情思”二字，只是写足了“愁昼”“夜凉”。酒醉黄昏之后，用一生动的比喻，点染“消魂”，夸张“消瘦”。全词含蓄典雅，耐人寻味。可以说是“一转一深，一深一妙”，深得“骚人三昧”；而曲却是下笔即人情，极言相思病。
结尾又以骂来表情，更见情爱相思之苦，真是写尽相思，不留余韵。
此外，同是写闺思春怨的，用宋代晏殊的《采桑子》词与元朝张可久的[山坡羊·闺思]曲来比较，同样可以看出宋词的细密含蓄与元散曲的通俗畅达。
古人曾说：“词如诗，曲如赋。”“词之妙莫妙于以不言言之，非不言也，寄言也”，“曲之体无它，不过八字尽之，曰：‘少引圣籍，多发天然”’，“尤宜俗宜真”。正因为有这两种不同的风格和表现手法，所以读宋词时需要慎思索、推细节、通典故、起联想，而读散曲时却常常能够一览无余，曲旨在握。
其实，宋词的婉转含蓄与元曲的直率畅达并无孰高孰低之分，风格及表现手法的高下优劣要依具体场合而论。古人常以一个“趣”字来标格词、曲，宋词讲雅趣，元曲尚俗趣。所谓俗雅，只是本色的不同， 也并非是绝对相互排斥的关系。
二者是各臻其妙，成为我国文学史上继唐诗后的两朵奇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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